内容摘要：从《金锁记》到《怨女》，最显著的情节改动就是长安的消失。通过分析两个文本之间的异同与文本改写期间张爱玲母女关系的变化，可以发现《金锁记》多次改写并最终定型为《怨女》的前因后果。“消失的长安”像是一个隐喻，它既揭露了张爱玲多年来致力于不断改写文本的缘由，也暗含她对母女关系的独特体悟。

关键词：姜长安 母女关系 《金锁记》 《怨女》

1943年，《金锁记》在文坛走红之初，夏志清将它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i。他较早地注意到这部小说中的母女关系的独特性，认为“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冲突，最能现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ii。由此可见，七巧和长安之间的情感表达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评价的重要性。令人诧异的是，张爱玲在二十多年后以《金锁记》为原型改写的《怨女》中，别出心裁地把这段母女纠葛删去了。

一.从《金锁记》到《怨女》

出国以后，张爱玲将《金锁记》陆续改写成《粉泪》、《北地胭脂》，并最终定稿为《怨女》。从中篇到长篇，从曹七巧到柴银娣，张爱玲耗费多年心血才完成对《金锁记》的吸收和转化，说明她对原作是不甚满意的。《怨女》既是她打入北美市场最后的希望，也是她重回中文写作的起点，可见她对这个母女故事的执迷之深。

女性文本中一般有这样的叙事策略：双重性质的女性角色，往往都具有结构与重构、攻击与修正的意义。iii在曹七巧的恣睢与柴银娣的幽怨之间，隐藏了深邃的情感转折空间，展示了张爱玲重构文本的念头。从一个身世凄惨、饱受欺辱的小媳妇到一个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老太太，柴银娣顺利地完成了普通中国妇女在家庭身份中的过渡。相较之下，银娣有的只是虚张声势的一腔哀怨，而七巧则充盈着张牙舞爪的复仇欲望，具备了可以劈杀亲女的杀伤力。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表明自己会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而这种骚动，让她不断地协调回忆与现实的差距，使她的写作变成一种“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iv。在改写《金锁记》的时候，张爱玲发现她对人物的塑造与她关于母亲的回忆发生了“尴尬的不和谐”，而这“不和谐”于的根源在于曹七巧对女儿姜长安的诡异态度，于是她产生了删掉长安一角的冲动，使七巧与长安的斗争随着长安在《怨女》中的隐匿而偃旗息鼓。

二.母女关系的原型与复本

美国学者苏珊·古芭和吉尔伯特曾指出：疯狂的女性人物通常具有女作家本身的焦虑和疯狂的意涵。疯女人的形象吸纳了女性作家的愤怒与不平，并在这恐惧不安的形象中为她们自己以及笔下的女性角色创造出“阴暗复本”。v而女作家有关女性的写作，一定程度上都是她们与母亲的内在关系的象征性再现。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把自身的经验投射到少女时期的长安身上，年少时面对专横母亲的无奈与愤懑在字里行间可见端倪。

从长安的成长以及其与母亲的相处模式来看，她和她的缔造者之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从家庭环境看，两者都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家长本都无心让她们上洋学堂，后因为要靠她们争一口气才让她们上了学。可是好景不长，她们又都因经济问题退学。除了出身和求学等方面的相似经验，她们的性格也有相仿之处。遇到伤心的事情，长安只会把悲伤埋在心里；而张爱玲在母亲要动身到法国去的时候，也只是内敛地哭给自己看。她们都是情绪含蓄的人，以至于母亲总是忽视她们的情感诉求，多年来畅行无阻地施展自己的权威。

离开父亲投靠母亲后，张爱玲为了讨好母亲，就开始过上对母亲言听计从的生活，并以模仿母亲的言行举止来争取更多的母爱。而曹七巧也致力于让长安养成与自己相同的价值观，把她培养成跟自己如出一辙的人。张爱玲与母亲之间除了伦理与义务的联系，还有金钱方面纠葛。因为母亲除了一笔越换越少的古董外别无收入，所以她对亲女也锱铢必较。当张爱玲向母亲提出留学的要求，母亲明显不愿意承担这笔巨额费用。站在同性的角度，女儿相对于母亲是一个年轻有力的竞争者。在张爱玲青春期患伤寒症的时候，母亲看上了她的德国医生，而医生则对她青眼有加。母亲从此意识到女儿也可以成为她的情敌，所以开始对她加以防范。关于母亲对女儿的嫉意，在《金锁记》中也多有展现，无论是对女儿的年轻肉体还是对她的爱情境遇，曹七巧都表现出六亲不认的疯狂嫉恨。

在情节大致相同的两个故事中，七巧因为比银娣多一条虐待女儿的罪，她命运里的悲剧色彩就几乎完全被忽视，未能引起读者的丝毫同情。时过境迁后，从柴银娣身上相对温和的妇人性看来，张爱玲的审母态度已经从怀疑、仇恨转向了宽容、体谅。

三.长安消失的原因

法国学者拉康的镜像理论强调：儿童需要通过照镜子来获取有关自我的认知，为了开辟自我的永恒性成为“理想我”，他们要依靠他者的目光和模仿他者的形象来实现自我的主体性。张爱玲投奔母亲后，在母亲的审视和引导下，她开始改造自己。她渴望“肖母”，希望自己可以变成符合母亲期许的“理想我”。而长安在“穿上他者的衣装”的过程中学会了母亲式的“挑事非，使小坏”vi，她们在婚恋方面的遭遇也殊途同归。“当年的七巧在家产和爱情之间放弃了爱情，正如今日长安在母亲与爱情之间选择母亲的决定，有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母女两代的循环重复，在文本的意义上因而有着再造、重写、复制的转喻。”vii在小说的结尾，随着七巧的老死，长安似乎获得了逃出母亲设置的囚笼的机会。“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viii这句话意味深长，暗示着姜长安虽然离开了曹七巧，张爱玲离开了母亲，但是她们的余生即将继续被母亲影响，重蹈母亲的覆辙。

张爱玲的母亲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一直努力逃避被定位成女兒所期待的天使母亲。母亲在扮演家长角色中的失职的直接后果是让女儿陷于寻求自我身份的困扰，对母亲角色的体认受到影响。深受母亲的伤害后，张爱玲产生了母亲恐惧症，害怕成为会伤害孩子的母亲。正如波伏瓦在《母亲》一文中所述：母亲的施虐受虐行为在女儿身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再通过她对自己孩子的施虐受虐行为表现出来，永无止境。ix张爱玲深谙母亲的施虐行为对孩子造成的痛苦，于是她决定亲自斩断这种苦难的链条。这个想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她在现实人生的选择中拒绝成为一名母亲，并在改写《金锁记》的过程中把涉及女儿的情节删去，杜绝母女命运重复的可能性。

西克苏认为，女性作家用身体讲话，她们“从来就不曾远离‘母亲”，因为母亲的乳汁滋养了女性的身体。x张爱玲从母女生活中找到了灵感，她与母亲关系的发展赋予她不断书写母女关系的动力。母亲在张爱玲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与失职，使她一直致力于描绘带有贪财、自私、虐待倾向的母亲形象。“母性通常是一种自恋、利他、梦想、真诚、自欺、奉献、玩世不恭的奇怪混合”xi，张爱玲对此有深刻的体验。她没有简单地抓住一点爱或一点恨来勾画出一个极为伟大或极为卑劣的片面人物，没有满足于曹七巧造型的成功，从曹七巧到柴银娣的转变之间，她们身上的母性特质在不断更迭，内涵不断丰富。在《金锁记》后的文本写作中，张爱玲不断地突破对母亲既有印象的桎梏，借爱恨在文本中的不断消解来救赎自己的记忆，在回忆重构和反复改写中发掘母女关系的隐藏内涵，最终达成《金锁记》到《怨女》的转化。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國现代文学史[M].台湾：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2]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判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2012.

[4]（美）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5]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2012.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觉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8]曹妮娜.中国现当代女性文本中的母女冲突书写[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9]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J].太原：太原大学学报，2009（09）.

[10]易相鸥.“重复”与“改写”——张爱玲的创作流变[D].江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注 释

i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第343页

ii同上，第349页

iii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

iv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93页

v[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1页

vi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244页

vii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4页

viii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261页

ix[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342页

x刘岩，马建军《并不柔弱的话语：女性主义视觉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第6页

xi[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342页

（作者介绍：钟梓欣，广州大学人文学院16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