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东

近代以降，铁路被视为系国运之关键，“国家之建设，首重交通，交通之建设，首重铁路。……各国对于铁路修筑，无不尽力经营。”①类似的见解，近代以来颇为常见。从这个角度来看，铁路作为近代交通变革的典型代表，其对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社会变迁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对于近代湖南而言，同样也不例外。粤汉铁路从最初筹建到最后完成，均与近代湖南社会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林朝杰在文章中说，湖南物产丰饶，然“因交通不便，物产无法输送，只有停滞一地，经济不能流通，故此湘省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当粤汉铁路全线贯通之后，“湘省各地经济，则已渐成活跃，人民生活程度，已续渐提高，由此可见铁路交通与政治经济之关系，粤汉铁路之完成，既为我国之一大之铁路交通线，而亦为湖南人之生命线。”②林氏将粤汉铁路视为“湖南人之生命线”，换句话说，其所反映的是时人视粤汉铁路为湖南重要的社会变迁动力。关于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及其与近代湖南经济社会变迁的若干问题，笔者曾发表了多篇论文予以论述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但粤汉铁路与近代湖南社会的关系问题其可论述者可谓千头万绪，而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又颇为薄弱，因此，笔者在此对粤汉铁路湖南段建设中的三个问题，即粤汉铁路湖南段的早期勘路问题、民国初年湘路公司的收归国有以及民国时期铁路部门对粤汉铁路湖南段的经济调查等三个问题略加阐述，敬希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