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柏林，梁桂云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当代意识形态话语经历了直接到间接、显性到隐性、强制到渗透、政治到生活的转型，在这一话语转型的背景下，由于意识形态的符号能够形象地表征意识形态内容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符号成为意识形态的有效话语，并在符号话语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营造了特殊的符号景观，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特有的符号生态。所谓符号生态，是将符号系统拟作生态系统，研究符号的生成基础、发展状态、运作规律和功能发挥，并且对这一系统中各部分间相互制约的力量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研究，考察整个符号体系的发展规律和综合环境。一方面，了解意识形态如何用符号表征以及意识形态符号间的关系等；另一方面，符号是文化表征的一个部分，意识形态符号生态是文化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结合文化生态的大背景去研究符号生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形成了独特的符号生态，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符号生态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了解意识形态安全现状，有利于从符号视角透析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有利于掌握主导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一、符号土壤：以“天道人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符号传统、符号释义、符号规则等,成为了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符号的生成机制和发展基础，是当代我国意识形态符号发展的土壤。“其实，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历来有一种‘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传统，所以说，‘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P126）我国历来有造“象”的传统，如象形文字甲骨文、图腾等，这是意识形态具象化、符号化的生动体现，在这些“象”的基础上，符号系统得到繁荣的发展，并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及其与自身关系的认知和社会交往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系统中，突出“天道人伦”这一核心，既体现出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和自然规律的探求，也体现出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形成的观念形态，是人们意识形态最深层的内核，涵养着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天道”传统符号构成了民间信仰小生境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我国古代意识形态符号最早以自然馈赠和神力膜拜为内容出现，将对自然与规律的认识通过符号表达出来，反映了早期人类文明的意识世界。后来发展为关于“天道”的释义与追求，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形成了我国“天道”传统符号。“天道”传统符号是指人们对宇宙、自然本身运行规律认知的抽象表征，是对生命意义和自然规律探索的结果，是意识形态深层内核的外在表现。例如原始图腾崇拜，是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于自然与人类自身关系认识的表达，虽然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但是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表征是人们意识形态符号发展的最初原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抽象的“天道”符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人们内心敬畏、信仰的对象，并构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如光源符号“日、月、星”，五行符号“金、木、水、火、土”，太极图、八卦阵等等。今天虽然人们的观念、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天道”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并固化为一种独有的思维方式，通过不同的载体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首先，“天道”传统符号留存于少数民族文化中，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形态。例如很多少数民族对于自然规律、自然力量的敬畏寓于动物符号之中，“原始先民的图腾与其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通常是某一个人群集体无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事物……比如狼之于草原民族，熊之于鄂温克人，虎之于氐羌系，龙之于百越族群。”［2］依托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下来的“天道”传统符号，保留着比较传统的民间意识形态，依然涵养着民族思想观念的发展。其次，“天道”传统符号通过民间风俗习惯得以传承，是民间风俗习惯的一种元素。在这一过程中，“天道”符号具体表现为行为符号，这些行为符号体现着有关“天道”的思想意识，同时又通过行为与仪式的形式反作用于思想，传承着传统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智慧，形成民间信仰的日常生活要素。如农村每家每户门口都贴门神，或者在门上悬挂一个小八卦，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虽然人们已经脱离了迷信蒙昧的时代，“天道”传统符号不再是具有决定意义和终极性的符号，但是其衍生而成的生活习惯与民间习俗的符号表达，成为今天民间生活和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最后，“天道”传统符号寓存于传统宗教艺术形式当中，是传统宗教艺术的一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传统原生性的道教，其中“太极”符号是“道”的智慧结晶，成为中国探索宇宙、自然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两极与和谐”的辩证法思想。佛像、寺庙等佛教符号，也象征着人们对生命与存在意义的认识，是一种天道轮回、大慈大悲的信仰情感载体，继承了传统佛教的宗教思想与信仰。宗教对于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探索而形成的符号，形成了今天民间信仰的宗教小生境。因此，在今天，“天道”传统符号以少数民族文化、民间风俗习惯、传统宗教艺术等形式出现，保留对于自然之力的感恩与崇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发现，对于理性思想的启蒙与发展，对于终极意义的问道与解答，构成了今天的民间信仰小生境。

（二）“人伦”传统符号形成意识形态传统元素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重纲常、重人伦，形成了系统的人伦符号。“人伦”符号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架构社会关系、阐发社会秩序和教化人际交往的符号体系。“人伦”传统符号成为我们对社会和人际交往最基础的意识形态符号，如血缘关系的符号称呼、交往礼仪的符号行为和传统仪式等等，引导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社会交往行为，以人们共同的伦理价值为基础进行社会整合。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伦”传统符号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符号，如“周礼”和“三纲五常”等都是封建社会教化伦理的意识形态符号，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是意识形态传统的元素之一，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和人际交往形态的雏形，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首先，“人伦”符号是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基本的伦理道德符号，通过传统文化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是我国意识形态传统的基础元素。如，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符号，儒家经典、孔子庙、孔子像、《论语》等都是人伦思想的象征，在我国甚至世界形成特有的伦理道德符号景观。其次，“人伦”符号是日常生活中传承的礼乐文化符号，通过礼乐文化发挥着文化整合、精神教化的功能，是我国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传统机制。“儒家以道德人性的假设出发，将自然规律人伦化，试图建构起控制人情感的礼乐文化。”［3］例如传统的葬礼仪式，通过对逝者的歌功颂德，对生者起到教育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塑造、强化，形成了道德伦理符号，并固化为礼乐符号，进而得到传承。最后，“人伦”符号是历史发展中保留的节日情感符号，通过节日的庆典与仪式，激发社会情感，是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元素。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受到我国的高度重视，传统节日中的道德伦理意义更是得到了传承与弘扬。例如，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对祖先的祭奠与缅怀是“人伦”符号的行为样态，在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生；端午节是对爱国诗人屈原缅怀的节日，屈原成为爱国主义情感的符号人物，适应了当前主导意识形态中爱国主义的情感内容；中秋节的月亮、月饼等符号，象征着家人团聚、思乡思亲的人伦情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继承下来的“人伦”符号，形成了意识形态传统的元素，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有序、和谐的道德伦理社会，涵养着当代伦理道德的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符号不断发展的土壤。

二、符号进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符号

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实践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共国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过程中，创制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红色文化符号。红色文化符号是对传统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本土化，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符号表达，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并形成了今天意识形态符号的基因，实现了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

（一）红色文化符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成立，其意识形态不免受到传统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这体现在革命文化中。革命文化既是对部分传统文化的批判，同时也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如延安时期的红色家风，既有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家庭化教育，也保留着优秀传统家风的遗训，“比如，毛泽东坚持 ‘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原则……习仲勋要求子女‘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等等。 ”［4］红色文化符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体现在红色文化符号是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 “破”与“立”当中产生的，并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进而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符号体系。首先，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破”与“立”，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与建立面临的现实抉择。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形成的严密的封建皇权、等级、礼制等符号体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符号观念，要破除传统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钳制和消极影响，就要进行革命式的“破旧”。例如在国民大革命时期，破除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不再有最高权力象征的符号人物皇帝，不再实行三拜九叩之礼，男性不再蓄封建社会象征的辫子，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革命社会风尚和革命精神。土地革命时期，对象征剥削的人物“地主”发起革命，建立平等社会等等。其次，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话语“破”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立”。中国共产党的建政史也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史，“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参与政治、夺取政权、建立理想社会为目的，是最具革命性的政党，因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所创造或使用过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各种物件、图像、文字、声音等都可以冠之以红色称谓，属于红色符号范畴。 ”［5］（P3）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号话语体系即红色符号的建立与传播，实现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超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最后，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话语地位确立和赢得民心的关键。比如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红色歌谣，通过“旧瓶装新酒”在原有陕北民歌的基本元素上不断进行曲词的修改，循序渐进地实现内容的转化与发展，并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6］（P855）强调了对传统文艺的继承与改造，并为主导意识形态所用。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符号的破立与转换，实现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和超越。

（二）红色文化符号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基因

中国共产党经历98载的风雨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继承红色文化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红色”已经成为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象征符号，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符号话语是对红色符号的继承，并在红色文化符号基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例如，熔铸于人们精神意识的国旗、国歌，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散布于人们生活中的新闻联播、人民币、标语口号、国家机关建筑等等，都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象征体系。红色基因既是政治刻写的产物，也是人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是意识形态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发挥促进文化认同、凝聚社会价值的功能。红色文化符号成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历史的结果，也是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建政历史也是红色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形成了红色文化符号的生成机制。符号是政治话语的有效形式，具有典型性、灵活性和生动性，是政治话语的典型化、模式化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建立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符号，从符号存在形态来看，有人物符号、标语口号符号、货币符号、文艺符号、历史事件符号、建筑符号、地址符号等等，形成了完备的红色文化符号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流、交融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先进文化进行探索的成果，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确立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促进了红色文化符号意义的生成和发展，并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基因。其次，红色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的持续作用，形成了红色文化符号基因的长效机制。红色记忆作为一种政治记忆，经历了刻写、唤醒、重构的过程，能够激发集体情感和历史认同，进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向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7］（P71）红色文化符号所唤醒的集体记忆和所激发的集体情感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基因持续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记忆，塑造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影响着当代政治的发展。在我国实现“富起来”并迎来“强起来”的新征程中，具有灵活性与包容性的红色文化符号，成为集体记忆与集体情感的载体，营造了一个蔚为壮观的红色文化符号景观，集体情感被大大地激发，如红色电影的翻拍、红色歌谣的传唱、红色旅游的复兴等等。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进化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构成了符号生态中的积极因素。

三、符号入侵：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携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随着市场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影响着现代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系统中，出现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入侵。在这一过程中，商品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科技与审美主导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的发展。

（一）商品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领域营造了繁荣的符号景观，这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意识形态因素。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随着商品景观搭建起来，入侵到人们的生活中。商品是经济社会的细胞，高度浓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商品不仅传递着使用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在传递着商品本身的符号信息，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鲍德里亚敏锐地发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越来越弱化，取而代之的二元区分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和“经济价值”，商品的符号功能越来越显著，商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越来越彰显。“商品的社会意义或‘符号特征’是经由广告添加的 ‘假象’或者是 ‘伪观念’。 ”［8］（P67—68）商品象征意义的赋予潜在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通过广告、宣传、时尚、娱乐等手段进行商品的符号化。商品通过其使用价值和附加产业来实现对社会舆论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商品营造了现实社会消费的符号景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价值导向。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一种象征，商品有品质层级之分，进而实现了对人们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区分，商品作为一种符号焕发了更大的魔力。通过对商品品质的追求，体现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通过对商品时尚的追求，体现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形成一种商品符号的异化。例如，女士对于高档化妆品品牌的热衷和追求，象征着颜值的层级区分，品牌优劣成为审美评判标准。商品符号掩盖了原来真实的意义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仿像并替代着现实世界，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真实”。现实消费社会的符号景观已经由商品架构起来，并通过公司理念、广告、时尚、娱乐主宰着符号意义，使我们身处于一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景观中。其次，数字与图像营造了网络社会消费的符号景观，激发和扩充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幻想。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社会越来越成熟，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物联网实现了虚拟社会能够与现实社会并驾齐驱的发展。虚拟的消费社会中，在现实商品符号的基础上搭建了以数字与图像为基础的符号景观，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由它的数字参数与图像展示来决定。这种购买延时、数字化、图像化的消费，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与幻想，使人们陷入虚拟膨胀的消费中，商品更多的充当了一种情感幻化的符号，不断满足情绪的发泄和需求，使消费更大的陷入到资本逻辑中，不断满足生产对消费的要求，不断扩大生产。商品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构建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

（二）科技与审美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主导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越来越为实践所证明。科技与审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的主导因素，创造了大量的科技符号与审美符号，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实现了在我国的传播和演变。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科技和审美为支撑，其意识形态符号得以大量传播，进行着隐性的意识形态控制。例如，在移动通讯方面，实现以通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台式电话到今天的智能手机，大大改变了人们的通讯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智能生活。但是，科技的霸权与限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安全隐患，需要认清科技与审美视野下的意识形态符号。首先，意识形态的科技符号入侵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科技是一种宏观的、科学的东西，当科技进入人们的生活，社会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如第一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电气时代”，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同时人们居住的生态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科技就是这样通过间接的方式，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着人们的环境、观念、价值和社会发展走向。但是，就连科学技术这种科学客观的产物也不能保持其价值中立的立场，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性。我们繁荣的科技符号实现了人类一切幻想的替换，如汽车与自由、飞机与飞翔、劳动与机器人等等，给人们一切变革性的理想都向科技靠拢，消减了社会意识的反思性与变革性。科技符号也逐渐地成为一种权力符号、地位符号，替代了传统的社会符号。其次，意识形态的审美符号入侵人们的价值判断，改变人们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个审美多样化的过程。以人们的穿着打扮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片“蓝色海洋”、“绿色海洋”的中山装、解放装，到八十年代的喇叭裤等时装，再到今天的多样性、个性化的装扮，这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审美演变历程。而审美资本主义时代，更是为了制造消费动力而不断引领和诱导着人们的审美追求，这是一个商品审美化和审美商品化的过程。当审美符号从商品渠道充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与价值追求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审美体验可以证明生活的正当，那么，道德就被悬置了，欲望再也没有限制。”［9］（P51）用欲望美学与审美符号制造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符号，在消费、娱乐、享受等方面发挥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功能。

四、符号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号

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当中，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挑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动摇，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应，创造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符号话语，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撑和行动指南，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主导力量，引领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符号生态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构成主导意识形态符号

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经历争夺、确立、巩固和发展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丰富的象征符号体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的思想符号、人物符号、实践运动符号得到大力宣传，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的主导地位。在当代，我国主导意识形态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如西方的颜色革命、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贫富差距加大等等，主导意识形态符号要实现自给自足、自觉自信、交流传播，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的自给自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思想、理论的源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具有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符号。早期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外部符号来建立体系，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场所、组织、物品、建筑、道路、学校等进行列宁名字命名或形象符号装点，使之具有革命象征意义，成为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的重要媒介。”［10］而今我们在意识形态符号方面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成为思想象征与意识形态的标志性标识，并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回答和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新问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了人们思想的困惑和社会发展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自觉自信提供了基础，并促进了主导意识形态符号在国际上交流与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故事等等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符号，使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历史、政党实现了从自觉到自信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内容，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与符号象征，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符号更是焕发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力量，不断汇聚中国力量、聚集中国智慧、凝聚中国价值，促进了我国意识形态符号的交流与传播。如海外兴办的孔子学院、中国饮食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春节的全球欢庆等等，开创了文化自信新局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符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的新局面，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二）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形成意识形态符号场域

意识形态与文化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制造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过程，一定社会的文化发展总是以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为载体的。”［11］（P224）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符号具有一致性，意识形态是内核，文化是存在形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意识形态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争夺话语权，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霸权主义固有的符号话语体系对我国话语权的削弱，我国符号话语的传播受到强权政治的阻碍等。面对这些意识形态符号话语权的挑战，我国在意识形态符号生态中构筑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符号场域。首先，中华文化符号是意识形态符号的生动载体，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历史与发展。我国华夏文明构筑起的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体现出我国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符号构筑起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场域，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对外交流的特色符号，如中国儒学、中国菜、京剧、汉服等等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符号，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符号场域。意识形态的符号场域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播、发展得到构建，并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意识形态符号创制与传承的共同体，凝聚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价值共识，形成隐性的意识形态符号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共同体，体现文化与发展命运的“同根”，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传统，辐射出意识形态的符号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对意识形态符号认知与解读的统一性，是意识形态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外在条件，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作用于中华儿女的心灵，发挥着符号应有的功能。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符号场域由中华文化符号组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作用的结果，不断构筑起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场域，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在场是意识形态符号在场的前提，共同构筑了意识形态符号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符号在场的意义。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而形成的我国意识形态符号场域，象征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的统一，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