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宏

（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进行了重要的历史性探索，并将其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紧密结合，因而增强了根据地党组织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保证了党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总结和梳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及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性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要立足于思想建党，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

井冈山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革命队伍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何使根据地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摆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干扰，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1］（P77）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认为，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必须要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思想建党是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围绕创新革命理论和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关键环节而展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但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党内曾出现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先后有过四次突出表现。这种疑问产生于革命低潮时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原因有：不清楚中国的国情、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工作，以及受革命暂时遇到挫折和部队流寇主义的影响。“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是党内一种右倾悲观主义的思想，既反映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农村革命环境中理想信念建设的艰巨性。“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虽然不是主流，但它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到党的团结和统一，必然会对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实践带来巨大危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1］（P88）。为此，毛泽东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思想建党的措施，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又注重党内思想教育。

为了回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首先必须从理论上阐释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192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论述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形势，深刻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间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实践和理论上进一步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还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2］（P255）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的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对于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统一认识及坚定革命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湘赣边界党的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都得到了有力的推动，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加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还必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井冈山地处偏僻，当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半封建的发展状态，这必然给根据地党的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家族观念、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三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阐释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分析指出，井冈山根据地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等矛盾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和封建思想的反映。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根据地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P77），要“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3］（P150）。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引导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井冈山根据地党员政治意识普遍增强，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要实现共产主义，要团结一致，对付共同敌人。 ”［4］（P202）这样，井冈山根据地党内的家族观念、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一定的克服，广大党员不仅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战斗，而且还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各种艰苦的斗争中都不出怨言，并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思想建党始终将制度治党融于其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初步构建起党内教育制度，为思想建党提供制度保障。党内教育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广大党员，提高其政治觉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此，毛泽东曾经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认为广大党员应该借助马克思主义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在三湾改编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帮助红军战士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提高了党员及士兵革命必胜的信心。在重建湘赣边界党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指示边界党组织用举办党团训练班、讲党课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此后，在总结“八月失败”等经验教训基础上，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过去各地党员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现在每个党员都必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为此，大会明确要求“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3］（P150）， 并规定了训练计划和训练教材等。这些关于构建党内教育的制度性规定，极大推进了井冈山根据地思想建党实践。如，湘赣边界特委于1928年11月在茨坪创办党团训练班；湘赣边界特委于1929年10月在茅坪象山庵创办党团训练班，其学员有100多人，并由各县党团选派，分期分批、集中学习。［5］（P40）经过党内教育，井冈山根据地党员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也极大增强。例如，湘赣边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乔林乡党支部，即使在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后，仍然能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二是以党的制度建设为载体，增强思想建党的实效性。曾担任过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在1929年2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列举了十几种党内错误倾向，如地方观念、不民主、尾巴主义、党政不分、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为了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朱德和边界特委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党的建设实践中，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相应制度，有效克服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增强了党性，提高了党的威望。如，为了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明确了红军有“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的制度性规定，从而使“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又如，边界党的组织花大力气，在党内造成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好风气；再如，针对有的党组织闹“独立性”，有的党组织闹宗派主义，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此外，还有诸如调查研究制度、惩治腐败制度、监督制度、巡视员制度等。这些制度，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的性质，又是根据地党的建设实践的产物，因而增强了思想建党的实效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思想建党实践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不仅开辟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源头，而且铸就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容——“坚定的理想信念”。正如梅黎明在《走读井冈山》一书中写道：“在井冈山，毛泽东硬是用信仰，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不认同信仰，不强迫；认同信仰，共同努力，实现这个信仰。正是如此，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定执着追理想，终以革命星星之火，掀起燎原之势”。[6］（P35）

二、制度治党紧紧围绕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坚持在“治”上下功夫，使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

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7］（P26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过程中，有两次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党的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紧迫问题。一次是如何从制度上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次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党的纯洁性，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以此为基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度治党进程有两个重要标界。

第一个标界是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中心任务，通过制度建设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进军。由于连续作战和疲劳、饥饿、疾病的袭扰，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但部队还是起义时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很不利于作战。在部队的指战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但也有未经过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因此，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部队和党的队伍中出现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认为败局已定，悲观动摇，有的不辞而别，有的背叛革命；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导致官兵关系紧张、军纪松弛。所有的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确立，党的组织不健全，无法开展有力的工作。很显然，不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此，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制度建设着手，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一方面是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一个团。改编时提出士兵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这样，缩编后部队人数虽然少了，但部队更精干了。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具体做法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其中，“党代表……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1］（P6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将党的民主制在部队中推广，在连、营、团建立三级委员会，实行部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使得党支部和党员成为党联系广大士兵的桥梁和纽带，从而将党的工作扎根到部队基层，实现把革命的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由于这些制度建设，部队中军阀主义习气、农民自由散漫作风开始得到克服，人民军队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宗旨开始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得到体现。

第二个标界是“九月洗党”。湘赣边界1928年9月开始的“厉行洗党”，实质上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制度治党的重要实践。“八月失败”对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一条就是党的组织不纯。在此之前，以1928年5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为标志，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根据地党组织也开始呈现大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因而导致“八月失败”。［3］（P145）“对于组织来说，制度愈健全，组织也就愈健全，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是组织的保护力量。 ”［8］（P215）鉴于这种情况，必须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才能继续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此，边界各县党组织于1929年9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通过严格党员登记制度、整顿党组织，开展“洗党”。其主要方法是严格限制党员条件，解散问题比较严重的党组织，再用重新登记的方法进行整顿。据统计，当时湘赣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 人左右。［4］（P96）在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同时，根据地党组织积极发展和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队伍。此后召开的边界党的“二大”继续强调：党员应该是由“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组成，“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3］（P146）。 井冈山根据地通过严格党员登记制度的“洗党”，清除了混在党内的坏分子，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锻炼了党的骨干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井冈山革命据地制度治党的探索始终与思想建党相结合，从而不断提高制度治党的力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从认识上看，在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高度重视纪律与制度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192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纪律不严明是当时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困难之一。三湾改改编后，毛泽东立即宣布了几项军事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紧接着，在宁冈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党的政治纪律决议案。1928年10月，湘赣边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分析指出，“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环境”，边界各级党部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强调“‘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精神”。边界党组织还要求把 “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的重要工作”［3］（P147），并以布尔什维克精神进行了纪律整顿。井冈山根据地正是以党的纪律建设推进了 “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制度性建设。从实践上看，毛泽东等领导人积极推进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建设工作，为制度治党提供思想保障。为了确保“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贯彻，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亲自深入连队作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三湾改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设一支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党的建设史和军队建设史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从水口建党到象山庵会议，再到创建湘赣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经常亲自为党员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宣讲革命的道理，阐明斗争的迫切性、重要性及艰巨性。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根据地党组织在实践中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以强化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的积极性，为加强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取决于党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与党的建设战略任务科学统一

井冈山革命根据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能够实现同向发力并取得积极效果，根本上取决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与党的建设战略任务科学统一。

众所周知，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用革命的方法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八七”会议以后，全党都在探索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继续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夺取政权，还是另辟蹊径，通过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实现夺取政权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早在1927年7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指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2］（P205）；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此后，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科学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最终夺取革命胜利创造条件问题。“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反映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领导。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才能紧密依靠和广泛发动工农大众，才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与党的建设任务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也强调：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1］（P50）。 这实际上就已经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发展与党的建设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能否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实现党的建设目标和战略任务，能否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与党的建设的任务、地位和规律的统一，将党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直接而深远的意义。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实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思想建党实质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本质矛盾，在农村革命环境中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经过大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充分的锻炼，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举起革命的旗帜，决心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反抗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样，广大农民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凝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农村斗争也可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农村开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必然要大量吸收农民出身的先进分子入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条件下能否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崭新的问题，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建设史上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制度治党指通过党内存在的调节组织之间和党员之间关系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规范建设，形成强大的组织约束力和政治战斗力。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如何从制度上正确处理和调节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具有稳定性的行为规范，对于推进根据地党群关系、党组织与士兵关系模式的建设，有着重要示范和影响作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管党治党制度。无论是“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制度、党代表制度、党委集体领导制度，还是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批评制度及党内教育制度等，不但能够做到每项思想建设的措施都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而且形成了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按照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总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与党的建设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将这一探索融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之中。井冈山斗争时期，不论是思想建党还是制度治党，都能够始终围绕将党建设成中国革命坚强领导核心的战略目标，以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和推进根据地建设，并能够将党所处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任务统一起来。因而，它不仅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实践之源，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下党的建设先河，同时树立了以军队党的建设引导和带动地方党的建设的典范。井冈山根据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实践和经验，对于新时代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