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瑞，曹 辉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南京 210038； 2.江苏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镇江 212013)

高校是育人的机构，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职能。对高校而言，现代大学的学术性要求学科与专业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看似共同的发展目标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本科教育如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乃至“以本为本”，无疑是对高等教育的本质追问。为此，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教高司函〔2008〕208号)等诸多有关加强高校本科专业建设的政策文件，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一些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建设方案。政策“强刺激”下的高校本科专业建设成效虽然明显，但政策背后的隐忧也应值得注意。政策推动归根结底属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在因素，创设其内生动力机制，强化内功，加快内生机制的转换，才是真正培育高校专业品牌价值的根本所在。

一、高等教育的“工程”与功利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然而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改革之路却艰难坎坷，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积极推动“去行政化”的同时，高等教育建设的“工程化”又同步出现，教育行政工作地位不降反升，高校的管理也就越来越“不由自主”而趋向功利化。这在高校的学科建设方面尤为明显，“数字化”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路标”。自1995年国务院推出高等教育的“211工程”项目以后，又相继推出了“985工程”“2011计划”，以及2016年开始实施的“双一流”建设。除了上述高水平建设项目之外，我国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也推出了一些专项计划，如针对非“211工程”高校特色学科发展的“特色重点学科项目”，面向落后地区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以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此外，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973’计划首席科学家”等各种对创新拔尖人才支持的政策。这些看似高度理性的工程项目，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地引导高等教育走向功利化。

(一)平台建设项目化

平台是指学科平台，品牌是指专业品牌。随着国家各项教育“政策工程”的推进，高校发展的眼光逐渐瞄向了特定的工程项目，高校教育管理指标化，甚至演化为一种考核模式。在这一时期，所谓的“抢人才”，具体来说就是争夺那些具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人才，成为各高校关注的重要议题。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很多高校发展的口头禅。显然，一些高校推出的积极性人才引进政策，基本上都是基于所谓学科发展的需要，学科平台与专业发展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失衡。项目建设的唯平台思想，无疑进一步强化了长期以来高校学科与专业的分离趋势，弱化了大学应有的精神。大学的本质在于人才的培养，事实上，梅贻琦先生 “大师论”的实质乃是从物到人的转换，核心仍在于人才培育与专业建设。梅贻琦先生对于大师的强调，也是在强化当时的本科教育。当时，清华大学“一系列的新课程随着新教授的到来而开设出来，1931年清华大学开设有365门课，1932 年有444门课，1935年则增加到512门”[1]。

(二)专业设置趋同化

随着20世纪末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一些所谓市场热点专业一哄而上。“现在很多高校，不管名字是叫政法或者理工，都朝着学科齐全的方向努力，专业设置也差不多。大多数院校都有英语专业、计算机专业、财经与会计专业，全国居然有1 400所高校设有艺术类的专业，占全国高校(包括高职)的60%。”[2]人们很快就惊异地发现，很多高校的原有特色不再鲜明，同质化成为中国高校发展的一种无奈选择。学生的课程选择同样表现出学分导向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也是高校“水课”出现的重要根源。现代大学是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简单的教育市场思维下，高校成为唯利是图的名利场，学生也蜕化为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三)师资建设形式化

教师为办学之本，这是“以本为本”的根本所在。然而，很多高校在积极招才纳贤的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太和谐的声音，即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的“青椒”现象。“目前高校青年教师普遍面临着发展压力过大、整体待遇较低等问题，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生活状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3]事实上，相对于一些具有光鲜头衔的学术名家，高校普通教师的生存状况却很少得到关注，这显然进一步加重了高校内部的功利主义倾向。重人才而轻师资，这看似矛盾的局面是当今中国的高校现实生态。师资建设往往急功近利，缺乏专业学科队伍的系统建设。

客观而言，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值得骄傲与肯定的。例如，高校的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也大幅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突破了40%。高等教育质量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学术成就也逐渐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据统计，“2012—2016年，我国内地进入世界大学四大排行榜前500名的高校从31所增加至98所，进入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前1%的学科数从279个增加到770个，有学科进入ESI前1%的高校从91所增加到192所”[4]。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坚持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使然。

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毕竟有其内在规律，外在政策刺激只能发挥一时之力而不可能建立长治之功。在短期目标的导引下，无论是高校的管理还是置身其中的教师工作与学生学习，其价值导向往往是现实利益诱惑下的急功近利，失去了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的本真。应当看到，各项“工程”或“方案”所推动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大跃进”，削弱了高校自身的内在发展动力。当然，高等教育的功利化问题不仅仅是由工程化问题所引起的，但工程化的管理思想无疑加重了功利化趋势。人才培养绝不能拔苗助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更多地进行理性反思与理智回归。以本为本，坚持本科教育的“四个回归”，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体现。走出高等教育的工程化与功利化，追寻本科教育专业品牌发展，是“以本为本”的最佳选择。当然，高等教育的功利化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坚守大学之道，克服教育发展的功利化倾向，是世界知名大学的共同价值追求。

二、大学精神与本科教育的回归

追求真正的大学之道是大学应有的精神品格。教育部长陈宝生深刻地指出：“越是顶尖的大学，越是重视本科教育，本科教育被这些大学视为保持卓越的看家本领和成就核心竞争力的制胜法宝。”[5]的确，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无不以学生的发展为第一要旨，这也是国际知名大学的基本共识，“凡是世界知名大学都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发展的立校之本，不遗余力地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并把本科教育做到极致，也就出现了本科教育是‘大学的灵魂’这一生动的说法”[6]。

自纽曼(John Newman)于19世纪中叶发表有关“大学的理想”系列演讲以来，大学就赋予了自己的理性，自觉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这里对于“普遍”的强调，表明大学有着自己的职守，要为数百年来英国所形成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负责。的确，大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大学决不应是社会的附庸。

二战以来，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主要针对本科教育展开，其本科教育的地位可见一斑。1945年，哈佛大学发布了著名的“红皮书”——《民主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其核心思想就是大学的发展要遵循自身的逻辑，大学的逻辑就在于追求真理。只有以此为崇高理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功利化的教育价值观。在哈佛大学的教育专家看来，大学教育的基础在本科教育，本科教育的基础在通识教育。只有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能够真正培养适应乃至领导未来社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20余年的德雷克·博克(Derek Bok)，对于哈佛大学最大的担忧还是本科教育。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有收获，但是在写作、批判性思维、数理能力和道德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还远未达到期望的水平。”[7]曾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的厄内斯特·博耶(Emest Boyer)也认为：“大学本科——有别于研究生院和专业教育——仍然是‘进行人文教育的理所当然的场所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在这里个人修养、个人和社会问题是中心点’。”[8]

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本科生教育质量举世公认。“据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分析，牛津、剑桥的本科毕业生相当于哈佛二年级的研究生水平。”[9]英国知名高校本科教育的秘密何在？“长期以来，牛津大学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学院制、导师制为依托，在二元体制下建立了一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竭力为拥有多元化背景的学生创造优质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挖掘学术潜力，以保持和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10]的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奠定了学生稳定的学习共同体，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了核心的发展支持。它们坚守自己的教育特色，学校摈弃了浮躁，学生减少了功利。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西方许多大学已经普遍实施了学分制改革，但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首的英国老牌大学却仍在坚持自己的学年制的原因所在。或许，学年制并非是其真实的目的，但自己数百年的学术品牌却是无论如何不可丢失的。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对于高等教育的批判：“为了取悦学生，以便在所有重要的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大学用‘糖果’哄骗学生，而不是采取严格的措施锻炼学生的品性。”[11]这里所说的“糖果”，正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界所批评的“水课”，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质量问题的确令人担忧。以“糖果”来诱惑学生，以“水课”来敷衍教育，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误导，即所谓“失去灵魂的卓越”。当大学的管理趋于数字化的“GDP模式”，社会的关注点聚焦于所谓高端的科研成就，作为高校立足之本的本科教育，难免淹没在科研的“聚光灯”下而黯然失色。从这种意义上而言，高等教育发展的功利化往往导致管理的形式化与工程化，作为高等教育之本的大学精神则极易受到冲击而失去应有的价值。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精神，需要有一种永恒卓越的发展定力。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振兴的百年大计，也是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百年大业。因此，高等教育的建设必须有自己的精神与品格追求，即有立足于专业品牌的社会影响力。政策的引导与市场的诱导，本质上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在条件，如何探索高等教育专业品牌成长的内生机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制胜之道。

三、本科专业品牌建设的内生之道

早在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中指出，高校要“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牢固确立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牢固确立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牢固确立教学工作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说教育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那么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大学的专业品牌。就理论特征而言，高校的品牌归根结底在于专业。“品牌专业的内在特征必须具备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学条件、一流的教学科研水平和一流的教学管理，品牌专业的外在特征是专业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高、毕业生就业率高、社会声誉好。”[12]显然，这些特征描述体现了专业品牌建设的理想结果，但依然是外在的指标因素。对于这些指标的实现，政策只是外因，尽管非常重要，但外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那么，如何打造高校本科专业品牌建设的内在动力，实现其内生机制的转换呢？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Etzkowitz Henry)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教授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三螺旋”理论，即政府、企业与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借鉴这种思想，高等教育品牌专业建设内生机制的转换，需要通过高校构建更有效的机制来实现其内在动力要素转化，政府、社会与高校在专业品牌建设过程中的协同关系需要在新时代下重新建构(如图1)。

图1 高校专业的内生机制

政府、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看似简单，但有效的协同机制的建构是复杂的。它不是依赖政策的强力推进，而是政策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生成过程。在以专业建设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治理变革中，政府放权、社会监督及学校自主之间的权力过渡，应着重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真正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积极探索自主招生改革

自主招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高校自主招生在积累了大量经验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教训。显然，自主招生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道路却值得探讨。当前自主招生的政策设计，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试点高校的选择多集中于国家高水平大学。这些名校本来就有很强的招生竞争力，其录取标准与过程更应该强调严格与统一，自主放权无疑容易引发一些所谓的“寻租”行为，如前些年部分高校暴露出的自主招生乱象等。相反，当前很多省市高职高专的招生自主权改革进展就比较顺利。这说明，从招生竞争不太激烈的院校入手，才是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方向，特别需要积极推进民办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另一方面，自主招生没有与高考制度脱钩。自主招生改革的意义在于“不拘一格降人才”，能够遴选出真正有才华的学子。完全依赖于高考制度的自主招生模式，显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就此而言，我国的自主招生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根本性改革，特别是对于民办高校，应当允许其与现行高考制度脱钩，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权。

(二)完善专业自主权，强化专业认证改革

下放办学自主权，增加专业自主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条主线。“理顺政府与高校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只意味着权力或利益的再分配，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建立一种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有效机制。”[13]虽然高校的专业自主权下放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新专业的设立从过去的教育部审批转向了教育部备案，形成了“高校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批—教育部备案”模式，但政府管理的基本模式依然没有改变。重视前置审批，忽视事后监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行政化作风，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适应。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核心内容就应当是下放专业自主权。从学校办学自主到专业自主，再到学生学习自主，学生的学习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个人的选择机会也就得到充分尊重。当然，下放不等于放任，只是专业管理模式的转型，即从直接的行政审批管理转向专业认证管理。

(三)变堵为疏，积极探索“学分累积制”专业建设改革

高校专业的品牌化建设是一个被社会逐渐认可的过程，更是被在校学生认可的必然结果。“一考定终身”是我国高考制度的弊端，也暴露了高校专业管理的突出问题。学生在对社会认识有限、个人兴趣缺乏充分展现的背景下，一旦被高校录取，就意味着某专业成为学生在该高校的“终身事业”了。这虽然方便了学校的管理，但对于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对于成长中的学生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相对于传统的强制学生专业服从的“堵”，积极引导并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与爱好，变堵为疏，应是中国高校专业管理的重要变革方向。坚持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充分尊重专业的自主选择，这是大学的基本办学规律之一，也是高校学生很重要的一项权利。兴趣是个人最好的导师，学生兴趣是高校专业建设的基石。虽然高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学生“调专业”的权利，但这种“程度”还普遍有限，学生专业不自由的无趣与无奈的学习状态需要引起关注。高校需打破现有的专业成见与僵化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学分累积制”专业建设改革，即以专业学分的累积作为学生毕业的依据。例如，学生入学时被安置到数学学院，但是他热爱化学，修读并积累了相关学分，完全有资格申请化学专业毕业。实际上，英语的专业major一词即学习主攻之义。如同当前一些城市实行的“积分落户”模式，“学分累积制”就是一种尊重学生个人学习兴趣与爱好的专业自动生成模式——从根本上打破了专业选择或调整的壁垒，赋予了学生最大的专业选择自主权，这也是对学生学习自由的最大尊重——应当成为学校专业建设试点的改革方向。

(四)强化过程管理，积极推进名师名课堂制度

过程管理是质量管理的核心，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的实质就在于过程，即“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阶段的“戴明循环”(PDCA循环)。借用这种过程管理思想，品牌专业建设必须有品牌代言人，也就是本专业的名师及名课堂。需要注意的是，专业建设中的名师不仅仅是学术大师，更是有名副其实的课堂基础，即名课堂。名课堂是名师的教学代表作，也是品牌专业的风景线。“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14]，是教育部长陈宝生在本科教学“四个回归”中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回归本分”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同时也需要制度的保障。积极推进高校教学名师与名课堂建设，同时也需要改革现行的“精品课”评价体系。真正的“精品课”是由学生评选的教学精品，而非申报材料的精品。坚持用完善的制度引导高校教师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与专业建设，这是专业走向品牌的发展必然。

(五)严守质量生命线，坚持淘汰零容忍

优秀的企业毫无例外都是以质量取胜，具有坚持产品“零缺陷”的质量管理精神。中国高等教育要树立新时代的大学精神，更应具有人才第一的质量精神，要坚决清理教育质量不高的“水课”。对于学生的学习态度，要坚持明确的质量标准，对于逃学、旷课以及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敢于“亮剑”，坚守质量生命线。大学的公信力来自于公众的认可，世界名校大多有较高的淘汰率。由于中国高校毕业生面向市场自主择业的历史并不长，社会难免过于关注大学的就业率，忽视了教育的另外一种可能——大学的淘汰率，这对于大学的认识与评价显然是不全面的。淘汰率的反面就是毕业率，高校如果能够坚持教学不放松、考试评价不放水，正视自己的淘汰率，并适时向社会公布毕业率，这不但不会降低大学的声誉，反而能够更加彰显大学的自强与自信。中国高等教育本科回归的理性之路，就在于以专业品牌为使命，通过专业品牌创造大学的一流。

四、结 语

高校本科专业的品牌建设，已经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以江苏省为例，为适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其于2005年启动了“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将人才培养与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校专业建设的现代化转型。然而，这种“政府主导、工程推动”模式的高校本科专业建设，毕竟属于借力发展，其政策效应必然是短时的，基于内生机制的培育才是高校本科专业品牌化的发展必然。这种必然，是高等教育勇于面向社会所需、市场所求的真正的市场活力的体现，以面向市场的人才培养标准、开放竞争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根本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高校专业品牌的社会信誉度，不仅仅在于政策与投入，也不仅仅在于名校名师，关键在于对学生学业的严格要求，宽进严出，优胜劣汰，敢于向“浑水摸鱼”的学生亮剑。从关注学生就业率向重视学生毕业率指标转变，以教育成功率来锻造坚实的专业品质，这正是中国高校专业品牌建设内生之路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