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培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西游记》是明代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主要描写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小说着重描写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此中场景大部分发生在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看似戏论，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透过《西游记》，能够看到作者所处时代的影子，书中各色人物形象，都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善与恶的冲突以及各有所持的善恶标准，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西游记》中的善恶标准

（一）普通百姓的善恶标准

“善与恶”是道德范畴的一对基本概念。“从词源上看，‘善’有‘好’的意思，即大多数人对于某件事或某个人的行为可以认可的，基本满足道德尺度判定的主观性判断，‘恶’则是指不符合某种道德观念与规范的行为、事件和态度。”[1]《西游记》中的诸多普通凡人形象对于善与恶的理解及判定甚是简单，即：烧杀抢夺等危害人们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是恶，妖怪也是恶；反而言之，保护人们性命与财产的是善，仙佛亦是善。书中这些普通百姓看见坏人、妖魔鬼怪就恐惧；遇见好人、神仙菩萨就以礼相待。这似乎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也可以说是他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普遍道德观念支配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十九回主要写孙悟空收伏猪八戒的故事，猪八戒本在福陵山云栈洞为妖，后变化模样，常住高家。高老看中其神力和老实本分，将女儿许配于他。但当八戒现出妖怪模样时，高家人十分恐惧，一心想要悔亲，甚至要请法师除掉他，完全不顾及其以前的种种善行。还是唐僧说得在理：“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2]142一语道破八戒本性的憨厚朴实。故而悟空在捉拿八戒时，多的是嘲弄调侃，并没有对其痛下杀手，在得知八戒是观音差给唐僧的另一个徒弟后，欣然接纳。高家上下也不再畏惧八戒，更不恶语相向，临别还送衣物于八戒。从高家人对八戒的前后心态变化可以看出，普通百姓多数认为妖怪就是恶的代表，一旦身份改变，就不再视其为恶。

与之类似的是第九十一、九十二回青龙山三只犀牛怪的遭遇。这三只妖怪假扮成佛爷，保一方风调雨顺，获得人们的信任，只是让百姓给他们提供美味的酥合香油。后悟空因唐僧被其捉去，联合神将将其悉数打死。当普通百姓们得知之前称之为“佛爷”的人物是妖怪时，随即万分感谢为其降妖的唐僧师徒和四木禽星。如此这般，曾保一方风调雨顺的三只犀牛怪被百姓们抛到脑后，只因他们是妖怪，不是仙，亦不是佛。这些视妖怪为恶、视仙佛为善的普通百姓，在《西游记》里司空见惯。但从客观角度讲，这种只遵循社会普遍认知的思维是非常片面的。到底是作恶，还是为善，不能只从表面去论，还要究其本源，从本质去看。

（二）统治者们的善恶标准

统治者的形象在《西游记》中多次出现。无论天上、人间都有享受至高权力的统治者，包括灵霄宝殿的玉皇大帝和凡间的各国国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当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会愤怒、惶恐，认为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是大逆不道，是“恶”，需要将其铲除，才能平复自己的内心。当初孙悟空一出世就惊动了玉皇大帝，玉帝认为他只是下界一灵猴，不以为异，遂不讨他。但当悟空经过几百年修行，学得一身好本领，做出闹龙宫、闯地府的事情之后，玉帝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于是就将悟空视为妖猴，要出兵将其降伏。幸得太白金星进言，将悟空和平招安，才避免了天上人间的一场骚乱。可是在天宫为官的孙悟空又做出偷仙桃、盗仙丹的事情，这着实挑战并威胁了玉帝的权力和地位，如若不剿除妖猴，恐天宫王权象征的颜面不保，于是玉帝大肆出动天兵天将与孙悟空交战。得胜之后，还要剁碎其尸，方解其恨。最后当孙悟空皈依佛门，不再想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2]52的时候，玉帝与众神自然欢喜，也不再认为其是妖猴，而是欣然称之为“齐天大圣”，或戏谑地叫他“泼猴”，自此悟空便成了一位专注于取经修行的善猴。

凡间的国王也基本如此判定善恶，但有一点不同。在凡间，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又时刻害怕权力的消失，而这种思想在玉皇大帝身上却表现得不是很突出。因为人间有生死，有轮回，一旦身死，那么凡世中所拥有的东西会就此消失，其中也包括权力。所以，凡间的统治者大都崇拜修仙学道者，渴望长生。《西游记》第四十四、四十五回，悟空等经过车迟国，看见一群僧人在被迫做苦工。了解后得知是国王命令僧人为三位道教仙长修建仙家宝观，祈求长生。他将不能满足其长生贪念的僧人看作是阻碍，联合莫须有的“道长”，肆意残害僧人。切莫说这三位道长是妖怪，即使是人，倘若做如此劳民伤财之事，也应遭到惩治，而不是助纣为虐。但国王认为其为上仙道长，理应是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保一方平安的善人，以国师之礼待之，竟不晓得这三个妖怪最终是要夺其宝位，占其国家的。同样，在师徒四人途经比丘国之时，昏庸的国王为延年益寿，听信妖怪媚语，竟狠心要吃小儿心，百姓如若不从，就是抗旨不遵，要以王法惩治。像这种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的统治者，把能够满足其长生要求的人物看作“善”，并加以礼待；阻挡他的就是“恶”，给予处罚。他们把人民的性命攥于手中，随意迫害，只为满足其永享荣华富贵的欲望，他们的善恶观，叫人不寒而栗。

（三）作者的善恶标准

《西游记》中的各类形象都是作者塑造的，他借这些形象表达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善恶标准。作者判断是非善恶，多是基于自身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和认知，继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例如小说第十四回悟空杀六贼，作者描写得很是细致，给人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虽然悟空做了与佛家戒律相违的事情，但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责怪之意，只是用“圯桥三进履”[2]110的故事，劝他秉持忠心，早日修成正果。可见作者用心良苦，表面上写孙悟空顽劣，实际上是赞美他的勇气和敢做敢为的精神。他对悟空这一行为的判定，呈现出明显的主观倾向。“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识破妖怪乔装打扮欲害唐僧的阴谋并将其打死，唐僧被妖怪迷惑反而用紧箍咒惩罚孙悟空，并将其赶走。而后作者以唐僧被捉、被妖怪施法变为虎精的结果来讽刺其不分善恶的一味慈悲，进而对孙悟空的除恶务尽给予肯定，这也是他对于善恶较为主观的理解。

而作者对于善与恶的认识与判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立足于客观社会现实，有其客观性。小说第八十七回，玉皇大帝让凤仙郡三年不下雨，只因郡侯推倒了一桌他本要食用的斋天素供，得知事情原委的郡侯认为玉帝降罪是应该的，于是率众百姓谢罪，殊不知玉帝此念害死了多少无辜百姓。这显然是讽刺当权者的愚昧可笑和对统治者的一味附和。对统治者以自身权威是否受到威胁为判定依据的善恶标准，作者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以关心国家人民命运的态度讽刺统治者自私的善恶标准。面对朝政昏暗、奸邪横行、忠义之士与百姓遭受迫害的现实，产生出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强烈愿望。作者在书中多次对社会黑暗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例如写师徒四人途经比丘国、灭法国时，国王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去伤害孩童、僧人的性命。在作者的笔下，统治者这种不顾及他人死活的行为令人厌恶痛恨，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之情，而对于救助遭难之人的唐僧一行则流露出浓郁的褒扬之情。从自身经历和社会现实出发，才形成了作者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主观与客观并行的善恶标准。

二、影响《西游记》善恶标准判定的因素

（一）社会文化

明朝，城市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生活空前繁荣，商贾地位也进一步提高，私有制思想逐渐蔓延，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更加浓厚，这就使得社会上容易出现一些为谋私利而伤害他人的人或事。在判定是非曲直时，人们往往也会把自身利益摆在首位。《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书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明朝这种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西游记》表面上满是游戏之文，其实是以戏笔写真理，能够折射出很多社会现象。首先，在对于“妖”的认识上，小说与现实社会基本一致：“人妖殊途”是基本思想，妖会害人、吃人是基本认识。例如唐僧在取经途中的遭遇，大多数妖怪是要加害于他，偶尔几个女妖想要与其成亲，这些都是对他修行和取经之行的一种危害。其次，人们对官吏的认识、对钱财的态度，小说中也曾多次反映。关心百姓、为民解难的官是好官、善官；广结善缘，救苦救难的人是好人、善人。反之，则是孬吏、恶官、歹人、恶人。《西游记》第九十六回，讲述寇员外喜待高僧，着实是个赤诚的好人，后遭贼人毒手，命丧黄泉。好人遇难，人们自然是不愿意的，后来孙悟空助寇员外还魂，说出真凶，最终让恶人伏法才是最好的结局。

再者，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顺从他们的意愿，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百姓就是良民，否则就要被问罪。小说第六十二回，师徒四人途经祭赛国，国王命令金光寺僧人守护佛宝舍利，但是却被妖怪盗走。祭赛国无佛宝，外国自此不来朝贡，国王恼怒，不分是非黑白，听信谗言，将罪责归于寺内僧人，严刑拷打，万般折磨。“这些现实社会之外的世界，有着与现实社会相同的种种弊端，晚明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被写进了神怪的故事，那些胡作非为的妖魔鬼怪，实际上就是明代横行霸道的恶势力的缩影。”[3]书中描绘的三界之事，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复杂纷繁。因此，对于善恶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从多方面去思考分析，也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领悟。

（二）作者的佛道思想

“在明代，儒释道三家趋于合流，他们在长期的相互交融中，不断向相互包容、多元一体的思想结构发展，逐渐形成‘和合共生’的共同普世价值。三家都主张：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和谐统一。”[4]71-77《西游记》对此种现象也有所反映，书中出现的须菩提祖师可以说是半道半佛的身形，而唐僧则表现出半佛半儒的形象。然而，小说整体给人的感觉是融入了许多作者崇佛抑道的思想倾向。唐僧师徒途经的国度经常有妖怪出没，那些妖怪大都变化成道士模样，伺机迷惑或伤害国王及其臣民。例如在车迟国与悟空等人斗法的虎力大仙、羊力大仙、鹿力大仙，本是借国王力量作恶的三只妖怪。他们表面上祈求国王万年长生，却都最终死在国王面前。这是一种辛辣的讥讽，嘲笑昏庸的国王不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只知追求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劳神劳民，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迷恋长生，信奉道教，渴求长生不老，启用一些阿谀奉承的佞臣，以致奸臣当道，民不聊生。”[5]另有妖怪与国王合谋要吃唐僧心一事，也反映着世宗皇帝和道士们对佛教、僧人的迫害。这些都呈现了当朝统治者“一方面兴道教，一方面毁佛教”[6]的过激行为。

作者对于佛教大抵是褒扬,但也有少许的批判。《西游记》的主要故事就是去西天求取真经，以求超度亡魂，劝人向善。书中很多人都乐于斋僧礼佛，认为佛祖能保佑他们，把如来佛祖写成是善的化身。这也是作者对于现实的一种反抗，他希望危害国家的道教不再为非作歹，涂炭生灵；希望佛教能够解除这些灾祸，还人间一片清明。佛教教义云：“应以慈爱之心，真理之念，生活之理，人世之情度一切厄，而不是冷默而寂寞地置身于人民的苦难和人民的胜利之外，或超然于社会道德高尚与正义及社会关系的善良与正直的范畴之外。”[4]145于是每当唐僧师徒有难，观音菩萨或是有求必应，或是不请自来，帮他们化解磨难，铲除心魔。但是在崇佛的同时，也暴露并讽刺了佛教的弊端。例如唐僧师徒在过狮驼岭的时候，遇见的妖魔本领很高，而且都与佛沾亲带故。尤其是大鹏金翅雕，作恶多端，却“居于佛顶上”[7]。原来这妖怪是佛祖的亲娘舅，佛祖有善心，也有私心，不伤他性命，只让他在头顶护法。这个故事，讽刺了封建社会中“刑不上大夫”的现象。小说中的道教也存在着类似现象，第三十、三十一回黄袍怪强占百花羞公主，配了十三年夫妻，这期间吃人不断，实是作恶多端。后被降服，乃知其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奎木狼，故而最后只被轻判到兜率宫烧火，而且从后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奎木狼不久即官复原职。作者借此有力地讽刺了明朝权臣逍遥法外的社会现实。所以说吴承恩的佛道思想与现实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他对于《西游记》中善恶标准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现实的整体情况出发，利用劝人向善的佛教思想，讽刺抨击给当时社会带来危害的道教思想。

三、《西游记》善恶标准的启示

《西游记》这部小说告诉我们，善与恶，全在一念之间。贪图享乐，纵情声色，烧杀抢掠只会使人堕落到“恶”的深渊。保持本心中正，不做害人之事，才能向善。《西游记》中的善恶标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善与恶的判断。人们对于昏君、暴君的愤懑，对明君、贤君的渴望；对于奸臣、佞臣的厌恶，对忠臣、良臣的渴望；对于烧杀抢掠的愤怒，对乐善好施的赞扬——这些在小说中都有表现。但深入探讨可以发现，这部书的善恶标准不仅是源于现实生活，而且受佛教善恶观影响很深，佛教认为大善能够包罗万象，至善至恶皆有缘法，应该用最宽容的心去化解世间之恶。《胡适论学近著》曾经收录了一篇胡适先生为《西游记》最后一难写的改编版本。他写道：“唐僧为超度因他而亡的妖魔亡魂，情愿割己肉食之，以实现众妖怪生前的心愿，后来才知是南柯一梦，是佛祖在试验他悲悯天下的诚心和普度众生的善心。”[8]与佛教中流传的佛祖不伤蝼蚁、割肉喂鹰的故事一脉相承，这才是其认为的大善。

《西游记》主要是围绕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对孰善孰恶进行揭示，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善恶标准的认识，与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佛教认为人有前世、今生、来世，“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诺多罗三藐三菩提。”[9]故而一切皆有定数，善行是人们对于来世的期许，而作恶则预示着来世将受惩罚。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无因之恶，也不存在无果之善，因缘果报就是佛教的根本思想之一。“即心即佛”[10]是佛禅的修行方法，为恶为善，全在人心。故而对于善恶标准的认识不能只根据人们所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或做过的某些事情，还要深究其前因后果及本心之所向，才能真正判定何为善，何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