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新闻系，安徽合肥，230011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新闻报道的语言表达、结构方式、表现形式、体裁样式、报道方法等都属于新闻文体学研究范畴[1]。作为应用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文体研究有机勾连了新闻理论、新闻史与新闻实务三大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术界关于新闻文体的研究大致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此类研究曾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占据新闻学研究最核心的地位。二是整体研究的理论性、纵深感不强。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某一类新闻体裁的写作技巧、具体新闻作品的鉴赏、名记者从业经历和报道经验总结等层面，缺乏从新闻文体本质属性、内生逻辑、演化机制等维度的深度研究。早在1987年，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就曾撰文指出我们的新闻写作学仍在“前科学”阶段徘徊——“纵观浩繁的新闻写作学研究文章、论文，多是从微观上探讨新闻作品的写作手法、技巧，而缺少从宏观高度系统地审视新闻作品的写作现象；经验性的描述居多，理论性的概括较少，务实有余而务虚欠缺。众多的新闻写作学教材、专著，也是重于新闻文体知识及新闻写作的技法、章法等表面层次的汇集、整理；而较少致力于新闻写作的系统分析，缺乏对新闻写作的思维、心理、审美意识、语言机制、最优化处理等深层结构的探索和概括，同样缺少理论的深沉和郑重。”[2]2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三次新闻改革大幕拉开，新闻业界以新闻写作为支点撬动新闻改革，学界则以新闻写作研究来呼应新闻改革。新闻文体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阶段，由此也汇集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1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理化的努力

复旦大学宁树藩是其中的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将“中国近代新闻文体发展史”作为研究重点，并专门为复旦新闻系的短训班开设“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课程。此后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初探》《论新闻的特性》《新闻学研究中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新闻定义新探》《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等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研究着力探寻新闻文体嬗变背后的基本规律。例如，他发现早期消息(新闻文体)写作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到远、从原因到结果，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却恰恰相反，他据此发问：“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通过研究，他的回答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由此他得出结论：“新闻信息观念是了解新闻文体形成和发展的一把钥匙”[3]。宁先生的研究超越了当时新闻写作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开创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新闻实务研究新路径，也为此后新闻文体乃至新闻学的研究奠定了全新的逻辑起点。

复旦大学林帆的《新闻写作纵横谈》则是较早突破新闻体裁研究范畴的专著。该书初版1980年，翌年第二次印刷，此后即脱销，四年后修订再版。作者多年来始终倡导新闻写作学研究首先跳出新闻写作，然后再立足新闻写作的方法进行研究。该书收录22篇文章，内容涉及新闻文体的诸多方面，例如新闻文风、新闻文体史、新闻语言、新闻呈现方式等，诚如王中先生在“序”中评价本书“采用了彼此兼顾的体例”，是“有益的尝试”——“谈写作道理，有条条的，也有块块的，彼此兼顾得好，才容易洒开，做到纵横捭阖”。此外，林帆在该书中阐释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亦即“新闻是‘事学’”——“新闻主要是写事，报道典型事件；即使着重写人的报道，也不过是因事及人，离不开大量事实。”[4]这个观点较早从本质层面展示了新闻与文学的区别，为新闻文体研究的理论拓展奠定了基础。

武汉大学樊凡也是从80年代开始连续撰文，力图从“冲破就新闻论新闻的封闭状态，以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新闻写作，建构了新闻写作学的方法论”。在《拓展新闻写作研究的思维空间》《向着更大的历史跨度——论新闻写作的突破》《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问题》等代表作中，他提出了新闻写作学理论基础的构想，包括能动反映论，即新闻写作是反映与创造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系统整体论，即在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及主体、客体、载体、受体三组矛盾关系中整体把握新闻写作；互动互制论，即假设新闻与社会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的多元变化会成为新闻写作变革的复杂因素。这些论述为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化，也为新闻文体研究的深度化开拓了可行性路径。诚如单波评价得那样——“这些框架性的论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图谱，新闻写作不再是技巧问题，而具有‘学’的意味，贯通了理想与理性的灵魂。”[5]

与樊凡类似，武汉大学罗以澄也在这一时期密切关注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化与体系化问题，他连续发表《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新闻写作学研究与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等论文，并于1989年以《新闻写作现代化》结集出版。书中很多观点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譬如，他呼吁“新闻写作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尽快从长期以来的‘作品’为思维中心的状况解脱出来，代之以‘写’为思维中心。”[2]5事实上，“怎么写”正是新闻文体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在《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他较早将“新闻文体学”与“新闻写作原理学”“新闻写作信息学”“新闻写作系统学”“新闻写作心理学”“新闻写作美学”“新闻作品鉴赏、批评学”并置于“新闻写作学”序列。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细分了“新闻文体学”的基本内涵——“新闻作品的分类法则及其界定标准、各类新闻文体的起源、流变、发展的内部、外部规律，不同新闻文体的品性、特征以及写作的技法、章法等。”[2]54

如果说上述学者的研究大体还处于理论构想层面，那么，复旦大学李良荣撰写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6]以及光明日报名记者樊云芳与丁炳昌合著的《新闻文体大趋势》[7]就是80年代率先从事新闻文体学研究实践的两本专著。

前者修改自李良荣先生1982年的硕士论文《中国新闻文体的沿革》。其时，以著名报人徐铸成为主席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不仅一致通过，还给予了高度评价——“论文填补了新闻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经过三年修改与补充，及至本书出版时已从7万字论文扩充为正文12万字、附录6万字。该书立足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文体变化，系统考察中国报纸文体从1815年到1949年的百年流变，是中国新闻文体史领域的里程碑之作。

后者出自名记者伉俪之手。该书是在作者研读1985—1988年中发表在中国几家大报上的曾经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的100多篇报道的基础上，对新闻文体规律与趋势做出的基本判断。与以往同类研究不同，该书源自记者个人的从业经历与困惑，但又超越了个人职业自传、报道经验总结的层次，强化从传统新闻报道的弊端出发，但又突破了简单的因果分析，而是力图从理论高度加以阐释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趋势。

2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文体学的引入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8]与之相对照，文体学则是一门研究体裁与风格的学问。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文体学被引入新闻学领域，新闻文体研究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在新闻文体研究领域率先引入文体学理论的是单波。1994年，樊凡出版专著《中西新闻比较论》，其中第五章《中西新闻文体的流变》就是由单波撰写。他在该章大胆借鉴了文体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成果，将新闻文体分为“外形式(表层形式)”与“内形式(深层形式)”两个层面，“外形式是外在表层语言秩序，主要是指记者报道新闻事实所采用的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方法。内形式则是反映这种语言秩序所负载、蕴含的记者对新闻事实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格式。外形式与内形式构成新闻文体研究的一对基本范畴。”[9]这种认知不仅拓展了新闻文体的内涵与外延，也为新闻文体研究找到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同年，单波又基于文体学框架，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从语义学角度看新闻写作》一文明确指出：“如何正确运用新闻语言表达一个完整的事实、清晰的概念和恰当的意义,是记者在新闻写作中始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新闻写作理论必须阐释的问题。”为此，作者从语义学角度对新闻写作进行了重新审视，内容涉及新闻语义的编码系统、语言表达形式与报道空间、句子结构与事实结构等[10]。《新闻文体新论》则突破了传统对于新闻文体的偏狭理解，“传统的新闻文体观念仅仅局限于纯粹外在性的文字技巧和方法、纯体裁的划定，忽略了新闻文体本身所蕴含的主体意味，即新闻文体还反映记者对于新闻事实的认知与把握”。基于此，作者借鉴历时文体学相关理论，初步阐释了新闻文体内涵、划分原则、演变的内在机制、因素以及趋势等核心问题[11]，从而开启了90年代新闻文体学研究的新阶段。

文体学的引入，对新闻文体研究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突破了新闻文体的传统边界，扩展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深化了新闻文体乃至新闻实务的研究。传统新闻学视域中，新闻文体仅仅被窄化为“新闻体裁”，这样大大限制了新闻文体研究的学术性。源自语言学的文体学，其范畴、内容都具有极大的张力。因此，文体学理论的引入，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使得新闻的话语体式、结构方式、语言形态等均被纳入新闻文体的研究范畴。此后，学术界开始尝试将新闻文体置于文体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中展开研究，产生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例如沈莉的《论通讯文体的嬗变》、丁柏铨的《新闻文体写作规律初探》、顾潜的《中西新闻文体异同与创新》、苏宏元的《新闻文体的基本特征》等。

二是直接影响了新闻写作学的建构。传统新闻写作学更多集中在新闻写作技巧层面，对新闻文体的理论与内涵关注甚少，从而导致了新闻写作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双重缺乏。文体学引入后，学术界开始基于新闻文体学的逻辑来重构新闻写作学。1998年，强月新与单波合作出版的教材《现代新闻写作》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与同类教材相比，该书凸显了理论性、系统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全书分为三编27个部分，第一编“现代新闻写作原理”包括“新闻写作的意义”“新闻写作思维的信息重组”“新闻写作的辩证关系”“新闻写作的语义学问题”“新闻写作的情感思维”五个部分，灌注其中的是新闻文体学的基本精髓；第二编“现代新闻写作文体”包括“新闻写作的文体问题”“消息写作”“特写写作”“通讯写作”“调查报告写作”“新闻评论写作”六个部分，强调对新闻体裁与文体风格的整合；第三编“现代新闻写作专题”包括“现场短新闻写作”“深度报道写作”“述评新闻写作”“社会新闻写作”“经济新闻写作”“科技新闻写作”六个部分，展示了内容与形式的勾连[12]。

3 第三阶段(21世纪至今)：多元拓展

进入新世纪后，新闻文体的研究也日趋多元，理论性、延展性都较传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重点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新闻文体基本特征、相关要素、写作原理以及基本规律的研究，其中尤以对不同类型新闻体裁、报道方式的特征和技法等维度的研究最为集中、所占比例也最大。除了新闻写作教材中会大量涉及这些内容外，论文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也不胜枚举。例如，杨保军将倒金字塔结构与新闻思维勾连，提出“倒金字塔思维”的概念，并从三个维度厘定其内涵与地位：“确定新闻内容的基本思维路径、选择新闻传播方式的思维模式、定位新闻受众的核心思维框架。”继而指出：“倒金字塔思维是新闻传播思维的基本规律之一，或者说是新闻传播规律性的思维方式。”[13]这种研究大大超越了新闻文体乃至新闻实务的研究范畴，凸显了应用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的可能。再如，针对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体裁分类混乱且对实践缺乏指导性的问题，王辰瑶运用模糊理论，对新闻体裁的分类进行反思和重构，澄清了新闻文体划分的一个基本规则，亦即“对报道体裁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目的是要向记者提供一个有关新闻文体的类目上的指导，是关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要让记者意识和体会到不同体裁在时间性、叙述性、对象和篇幅上存在着不同的规约，尽管这种规约可能是模糊的，但仍然是有意义的。”[14]

第二，关于新闻文体发展规律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作为整体的新闻文体，其生成与发展机制、影响因素与基本趋势等。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孙发友的《传播科技发展与新闻文体演变》、张家恕的《略论新闻文体创变规律》、齐爱军的《新闻文体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探讨》等。这些研究，普遍关注传播技术、社会需要、政治经济因素等之于新闻文体创变的影响。刘勇的《记录、认可与导向：论新时期新闻作品评奖对新闻文体发展的影响》则较早从新闻奖项的设置、要求及其变化来观照新闻文体的发展。

第三，征用叙事(述)学、符号学、话语分析等理论资源所进行的新闻文体研究。这是21世纪以来新闻文体乃至新闻写作学研究深度化、理论化的一个重要表征，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论文方面，何纯的《关于新闻叙事学研究的构想》、范红的《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齐爱军的《关于新闻叙事学理论框架的思考》、曾庆香的《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方毅华的《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多重审视》、蔡琰与臧国仁的《想象与创造性想象：新闻叙事思维再现的蓝图》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成果。专著方面则呈现两个特点，其一是建构新闻叙事学的理论体系，将新闻文体研究纳入其中。例如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何纯的《新闻叙事学》、方毅华的《新闻叙事导论》、欧阳明的《新闻报道叙事原理研究》都是按照这个理路展开研究的。其二是将新闻文体作为研究对象，用叙事学作为理论武器和研究方法，展开对新闻文体的剖析。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两本修改自博士论文的专著：黎明洁的《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王辰瑶的《嬗变的新闻——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1949—2009)》。黎著以叙事学的“细读法”对1976—2005年共计783件新闻作品进行分析，探寻新闻叙述策略与叙述观念的变化，最终提出“回归新闻是新闻写作改革不变的主题”。王著则从1949—2009年的新闻报道经典作品入手，将新闻叙述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新闻实践相结合、融合多种文本分析方法对新闻报道的“意义建构”进行解读，“分析新闻观念的内在变化，展示新闻与时代的紧密而又微妙的联系。”

第四，关于新闻文体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强调历时呈现新闻文体或某一新闻样式的演化历程。论文方面的代表作包括：郭光华的《媒介即信息：报纸新闻文体演变回顾》、廖声武的《新闻文体创新的历史演进》、张征的《新闻报道三十年的发展演变趋势》、张志安的《深度报道的轨迹回望与问题反思——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视角》、刘勇的《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演进史——基于范式变迁的视角》、林溪声的《审视与反思：新中国新闻文体的多重变奏》、黄典林的《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等。专著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2部，王辰瑶的《新中国新闻报道史暨代表作研究》和刘勇的《新时期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嬗变(1978—2008)》。王著聚焦1949年以来新闻报道史，希望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报道之间建立“关联性”，用报道“串起”历史而不是孤立地分析新闻代表作，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当以何种方式来观照时代”。刘著则力图跳脱传统新闻文体史的研究框架，以新闻文体的发展为经，以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为纬，同时，立足“学”“术”互动，将新闻文体史与新闻文体研究史紧密结合，对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变革进行了全景展示。两本书都试图打破新闻文体乃至新闻业务研究的藩篱，前者则强调把新闻思考从“业务”层面拖拽进“哲学”层面，从而给新闻工作增加厚重和反思，使之成为“最具有意义感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一”；后者强调以新闻业务问题为切口，“打通”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三大研究领域。

除此以外，单波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刘海贵的《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张骏德《新闻报道改革与创新》、李良荣的《历史的选择》、李晓林的《历史的轨迹》、张建星的《中国报业40年》等，也都有大量内容涉及对当代新闻文体史的分析与评价。

4 结 语

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夯实了新闻文体研究的基础，一些论著具有开创性和价值，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借鉴。当然，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穷尽该领域的所有问题，也难免会存在某些局限：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缺乏将新闻史、新闻理论及新闻业务三大领域贯通的整合性研究观念。另一方面，大量研究缺乏文体学视野，或将新闻文体仅仅界定为新闻体裁，过度聚焦在新闻报道原则与技法层面，或偏重“写什么”(即题材)，而“怎么写”(即文体)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停留在对某一次报道、某一报道体裁的经验总结层面的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突出，断言式、结论式、“观点+例子”印证式的研究较多，但论证不足，缺乏细致的个案研究，对案例、现象的深描不够；尤其以记者文体实践、文体观念演进为切口的研究“进路”更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