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飞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自神仙观念诞生之初就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对于继春秋、战国之后的两汉文人来说，这种影响也更为深刻。汉代社会是非理性生命思想占主导倾向的时代，而非理性的核心观念就是深信神仙可求、长生可得和死后灵魂的永生。然而遍览汉赋会发现，赋家对于神仙创作的追捧，并非单纯地想求得长生，他们与帝王的求仙有着本质的不同。帝王追求长生成仙，而赋家则更多地关注治家、治国，即便这也是通过神仙来表现，赋家一直保持着冷静而清醒的头脑。甚至他们关注求仙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创作中反映或证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陋。无奈而又执着的汉代文人，始终都在作品中以求仙及对理想仙境的描写表达自身的悲哀和不遇之叹。

一、现实与理想的乖背，文士心志的吐纳

汉代的赋家处于一个双重的社会背景之下，郁郁而不得其用。那么他们必将遭遇两种问题：因从事写赋虽被重用而仍遭轻视；政治上的不得志。[1]首先，在当时经学的背景下，文人只有写诗才是正道，而作赋，只能被人轻视“颇似俳优”。而扬雄所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作赋而受其所累。其他的赋家也是同样。其次，封建社会统治者身边不乏大量的逢迎拍马之人，而真正有才德的贤士却因其直言而受诬蔑。受此遭遇的比如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张衡、赵壹等。贾谊十八岁时，即“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文帝召为博士，又因其博学的才华一年中被破格升为太中大夫，深受文帝的宠爱。然而他的言行引起了一些老臣的妒恨，于是在文帝面前大进谗言，文帝因此贬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又改迁为梁怀王太傅。随后一直都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卒年33 岁。在其《惜誓》中开篇写道：“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2]在年老日衰与岁月不返的生命焦虑中开始了游仙的旅途。于是第一次高举“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先是攀北极，而后休息乎昆仑之墟，又涉丹水（右大夏）；第二次升空（临中国），后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由此感叹人生的艰难。从两次游仙的经历来看，前后截然不同。第一次登苍天而高举时，其心情是无忧无虑的，欢悦地享受着飘举带来的自由。而第二次再举时，却有着难以言说的哀愁苦闷。文章后半部分也清晰地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体悟到自由之可贵与仕途曲折多舛。“方世俗是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2]又以比干和箕子自比，以表自身高逸的道德观。而文章最后还是感叹“惜伤身之无功”，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远浊世而自藏”。此类遭遇的文士亦不在少数，因此，从其赋作中也表现出了自身独立的价值观和对美妙自由神仙世界的渴望。如贾谊这般遭遇的文士亦有不少。如严忌的《哀时命》、扬雄的《太玄赋》等。《哀时命》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作者借此赋抒发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强烈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思想。

政治生活的梗阻所体现出的讽谏意识，贯穿了最大范围内的汉赋，跨涉各个体类，这也成为汉代文人心态最为突出的现象。这些因政治、道德等因素而结缘的复杂心态，在汉赋中的表达也最为强烈，积极用世而不遇，他们抒发着对社会、小人的激烈批判，岁月的流逝，功业的无成，处境的幽独，都让他们备感煎熬。虽以写赋为抒怀，但他们依然无法释怀，最终走向思维的终点，只能认命守德待时，这类情结在骚体赋中表现得极为强烈。

二、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儒者的心理诉求

诗赋的讽谏传统使得汉赋与讽谏捆绑在了一起。而且，确实很多的散体大赋的文本也都贯穿了讽谏精神。汉代文士在面对现实的政治态势时，表现出双重的人格：一方面既想在政治上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又不想因发表意见而为自己招来可能的祸端，尤其是在面对特别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帝王的奢靡生活时，他们更是小心谨慎的以一种能符合主流知识阶层的观点来表达。

赋在历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首要的便是颂扬圣德，美化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统治者——帝王，为历代帝王“润色鸿业”。这也是西汉司马迁、司马相如创作赋的原则之一，主张“颂述功德”反对“微文刺讥”但自扬雄《法言》提出“劝百讽一”后，代相沿袭，以至后人在评论汉赋时，仍然批评其华而不实。就今天对汉赋的研究成果来看，汉赋作品中很少有只“劝”不“讽”的，因此笔者认为，“讽”才是汉代辞赋家们想要表达的精神实质。但统治者却不以为然，虽然司马相如已明言“必长生若此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但雄心勃勃的武帝并没有看到此作的讽喻之义，劝而不止。汉大赋其最初的创作意图是要对统治者进行规劝、讽谏，但最终的结果却变成为辞赋家不愿看到的文学现实。这是文人们“行为与心理的不统一、言辞对创作行为的否定、创作实践对创作意图的脱离”。[3]这类的代表作品有很多，例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天子游猎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甘泉》《河东》、张衡的《二京赋》等，均讽意甚明。赋一边在颂扬圣德，一边在规讽帝失，通过汉代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维护着封建的集权统治，这也是赋在漫长的封建统治社会中倍受推崇的原因之一，因为君臣双方都能从中各取所需。

汉代赋家的社会地位不高，这一点他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对自身的地位与价值极其的不满。因此，他们总想方设法地希望改变这一现状，那么最重要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赋中引入一些讽谏之意，而这也正是当时以经学为主流文化评价的标准之一。这种讽谏含有一部分功利的色彩，其实“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动因，那就是通过表现讽谏主义，达到改变赋家‘俳优’角色，树立‘经术之士’形象的目的，进而显示自己所理想的生命存在意义及人生之价值。”[4]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汉代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联系，在统一强盛的大帝国面前，文人们心灵的欢悦随时都要表达，而思想（儒家）却不允许这等淋漓尽致地表现，当心灵受到压抑而内心的激动又不得不说时，“劝百讽一”的创作特点形成了。“劝”与“讽”在作品中所占比重也在告诉人们，实际创作时的自然流露与儒者内心济世精神的矛盾。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创作传统透视出汉代辞赋家的心理诉求。

三、以隐逸的自我超越化解生命的困境

虽说汉赋上承屈骚，神仙观念在表达上也有屈原《远游》的痕迹，但《远游》却没有归隐之意。可汉人的创作中却出现了大量的失意之笔，希求归隐，以保性命之真。面对来自政治处境的种种艰难，汉人所能走到的属于现实人间的最高人生态度，就是退避认命以全生，汉人接受这种生命的态度，他们承认与君王的阻隔、对死生的无奈、对富贵的无依。自从汉人接受了来自屈原等人的沉痛教训后，这种全生的心态就为大多数汉代文士所坚持，近而于各种场合进行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死亡是最不可取的，凤凰、神龙、仙才是最应该效法的榜样，正因为社会的贤愚颠倒才使他们看清了绝无半点希望的现实状况，促使他们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超越世俗、深藏隐居、全身保命。因此隐逸成了他们寻求内心平静与出路的通道，而这种隐逸的最终途径就是求仙、游仙。

如《大人赋》中，真切地表达了“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2]的隐逸情怀。就司马相如的遭际而言，其《大人赋》成了前期“悲士不遇”的新归宿。这也使这篇赋成为汉代第一篇“悲士不遇”作品系列中游离出来的文人游仙而兼思玄的作品。作者“慢世”“越礼”的性格，两次入蜀、三次为郎的政治经历，对武帝“刻薄寡恩”的切身认识，晚年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以及令他极为痛苦的消渴之疾，都使他的作品摆脱原有的怀才不遇的哀叹，而表现得洒脱通达。继《大人赋》之后，扬雄的《太玄赋》，张衡的《思玄赋》以及汉末至魏晋的游仙诗赋，都可以看到《大人赋》的影子。

“理想与现实的交相煎迫并没有使士人陷入疯狂，无法摆脱的困境迫使士人所做出的理性思考反而使他们的人生有了某种超越的意义。他们以一种思辨的方式深入分析权衡人生利弊,为自己寻求一个适合于生存的精神空间。表现在以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放低，在对自我实现的期待和现实允许的可能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自己留下恰当的生存空间。”[5]从武帝赏识的《大人赋》到汉末、魏晋以游仙、思玄为主题的文学又开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他们力求摆脱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企图以老庄的自然哲学实现对现实社会的超越，从而使主体精神世界获得解放与自由。这种强烈的渴求解脱的心理欲求，使得他们的创作不自觉地跟随心灵的呼声，在梦中离开世俗的困厄，并进入理想的境界。

四、结语

总体来看，汉代这些集儒、道、仙影响于一体的士人们，在大一统帝国的言论、思想统治下，通过各种写作手法表现神仙观念。并在这一文化语境中不断探寻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心灵的空间。他们看似脱离尘世的游仙逸思，实则并没有离开“现实”，无论文中以多么绮丽的笔触描写神仙，但最终都以现实为终点，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批判意识。他们一方面生动地表达着文人的生命追求、理想抱负，一方面也在适时地讽谏，不自觉得承担起了弘道的重担。而这一儒家的经邦治世的精神内核也是其所有的精神孤独与悲哀的来源。汉代的文士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望与追求，他们有着强烈而炽热的个体生命价值意识，表面看似趋媚于帝王的逢迎之作，但在这些纷繁虚幻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汉代文士的精神追求，力图超越目前的欲望困境，走向一种更高更新的人生境界的渴望。这种人生理想必定无法实现，注定文士们多会郁郁不得志，他们把这种理想与追求用更为理性的方式予以接受，以更虚幻的手法予以表达，从而获得精神的暂时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