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研究中心，河南三门峡472000）

近些年来，关于虢国的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虢国考古、历史与文化方面，迄今为止，尚无人专门对虢国国内的道路交通做过系统分析。有鉴于此，笔者拟利用考古与文献资料，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交通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虢国镇守险要、控制交通的传统

虢国是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始祖虢仲，本周文王同母弟，文王时封于今陕西宝鸡附近，史称西虢。西周晚期，西虢为避难而举国东迁至三门峡—平陆一带，称虢国。[1]

虢国素有镇守险要、控制交通的传统，其始祖虢仲所封之地西虢，即是一处紧依宗周外围的军事要塞，扼据丰镐西大门，对捍卫周室安全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后世所筑的散关、陈仓故城皆邻近其境，三国时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故事即发生于此。西虢早期习于武勇，追随文王东进翦商。周原甲骨卜辞中有“于尚椃”（H11:23）的记载，徐锡台释“尚椃”为“上虢”，认为在东虢。[2]王晖则认为“尚”（上）是一个具体地名，在今三门峡上村岭一带，即古虢国。春秋时虢都“上阳”即是因“上”是地名而命为上阳。“正是因为此地为东西必经之地，且地势险要”，故周文王在平虞芮之讼之后，即分封虢仲于上村岭一带。这“对稳固后方、狙击来犯的殷人，所起作用所建功勋当然是重大的”。《左传》云虢仲虢叔“勋在王室”，盖与此有关。[3]

以为虢国是虢仲族在“文王时代就分封在今陕县上村岭一带”虽不缜密，但虢仲因“在周文王东伐中功勋显著”受封的见解则颇具合理之处。“于尚椃”甲骨的发现，进一步反映了虢仲势力已随着文王经略崤函而深入到这一带，并在崤函黄河南岸取得了一块采邑。武王灭商后，西虢又在黄河北岸获封下阳。《史记·晋世家》正义引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异母弟虢仲于夏阳。”[4]夏阳即下阳，在今平陆张村镇太阳渡村南之金鸡堡与门里自然村。西虢在下阳不仅建立了自己的邑落，还建有宗庙，故后世屡以“虢都”称之①《水经注》卷四《河水》注引《竹书纪年》：“晋献公十又九年，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虢公丑奔卫，献公命瑕父、吕甥邑于虢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其实虢之宗庙社稷在下阳，不在上阳。”。《水经注》卷四《河水》：“（沙涧）水出北虞山，东南径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5]可知虢在黄河北岸领土主要分布在盘南以西至洪阳沿河一带，东西约长60 里，南北宽6 至10 里。[6]由下（夏）阳位置，可知这同样“是有意识地为确保其交通要地而采取的配置”[7]，既有扼守黄河交通之意，可能还有监视黄河南岸姜姓焦国之用。

虢国的立国，也直接与一次重要的军事交通活动有关。今本《竹书纪年》谓幽王“七年，虢人灭焦”[8]，历经多年，虢国最终完成了东迁和扩张。“幽王七年”即公元前775 年。“焦”，《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9]虢人灭焦自当是利用经营已久的“尚椃”“下阳”为基地，但由下阳到焦国，需要兵渡黄河，而其后西虢自宝鸡举国东迁，更当是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

东迁后的虢国，雄踞黄河两岸,控制着中原交通中轴线崤函古道及黄河的渡河津口，很快便表现出善于利用险要形势与交通优势，参与和影响周王室和列国政局的态势。

《史记》卷四《周本纪》载：“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虢石父又与王妃褒姒结党，引发申国等反叛。公元前771 年，申侯等联合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西周灭亡。“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10]。继任虢国君的虢公翰则率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11]。“邦君”即诸侯，“诸正”是朝臣。古本《竹书纪年》亦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携当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春秋时称“王城”，为虢地。携王因立于携而称“携王”。“二王并立”是影响两周之际历史进程的关键事件之一。起初，虢公翰拥立携王得到多数诸侯的支持和认同，但后期形势剧变，原先拥立携王的“邦君诸正”，如郑、晋、卫、秦等转而拥立平王，在他们的支持下，公元前758 年，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50 年，晋文侯诛杀携王于虢地[12]，“二王并立”局面结束。如此一系列的剧变，研究者多谓是因周平王在爵位和土地等方面满足了郑、晋、卫、秦等诸侯要求的缘故。其实，还有一个基本情况，即当时支持平王的诸侯，如郑、晋、卫等都分布在洛邑周围，距平王所在的关中距离较远，而携王的拥立者以虢公翰为代表的畿内诸侯和宗周朝廷群臣，则占据着华山以北河南、河东及河西部分土地，控制着联结关中平原、伊洛河平原和山西高原的崤函通道。这既给了虢公翰等挟天子以自重，与平王一派争天下的资本，也给平王寻求和获得郑、晋、卫等诸侯支持的努力造成严重不便和障碍。对此，李峰分析说：“三门峡位于东西部交通的一个关键位置，而平王领导下的新王室要获得东部众多诸侯们的支持则必须穿越三门峡。所以这样看来，越过虢氏宗族的障碍，离开渭河谷地，向东寻求东部诸侯们的直接保护实为平王的明智之举。”[13]平王之所以一定要放弃宗周而东迁洛邑，在交通地理上，是要摆脱因虢国控制崤函通道而带来的交通障碍，以就近获得东部诸侯的支持和保护。公元前758 年，平王在晋侯、卫侯、郑伯以及秦伯等众多诸侯的全程护送下东迁洛邑。平王东迁标志着西周王朝的彻底覆亡和绵延五百多年的东周王朝的开始。在这一直接影响先秦历史发展的关键事件中，虢国控制的崤函古道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虢国以上阳为中心的交通干线网建设

春秋时期，虢国不断张大国势，疆域东起今渑池，西至灵宝，陕西潼关、大荔、华州一带，北到山西平陆、芮城，南达卢氏[14-15]，雄踞黄河两岸,控制崤函之固，其交通建设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在列国争霸的复杂激荡形势下发挥影响力所必须的举措。因此，虢国在泱泱疆域内建立起了以上阳为中心发达的交通网，包括陆路和水路交通两方面，其中，陆路交通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有东西、南北两大主干道。

东西主干道即崤函古道，从关中贯穿虢国东西直达成周，向东延伸通往中原各国，这条道路在虢国内的走向与西周时基本相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沿线及附近出现了一些新的地名，除虢都上阳外，又有渭汭（今陕西华州区渭河入河口地带）、桑田（今灵宝函谷关镇稠桑）、虢略（今灵宝市区）、莘（今陕州东凡乡南阳村一带）、玤（今渑池英豪乡王都村与东城角之间）、酒泉（今渑池仰韶乡）等。这些地名或是城邑或是行宫，或者是聚落，或者是军事要地，还有的可能是虢人生活的聚落。从具体分布看，它们之所以被载入史籍，无非是因为它们大都居于崤函古道交通线上，并承载着与虢国历史相关的某些重要事件。

春秋时期全国的交通以洛邑为中心，虢国的东西干道即崤函古道向东直通洛邑。周桓王五年（前715）夏，虢君虢公忌父被任为王朝卿士。周桓王死后，传说葬在今渑池县城东北南村乡凤凰山山顶，故又称“桓王山”。 嘉庆《渑池县志》引“《寰宇记》：‘桓王山在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李通志》：‘桓王山在渑池县北一百里，以山岭有周桓王陵，故名'”。周桓王陵墓冢高10 米，周长100 米，层层夯筑，形成突起的君王陵丘。庄公十八年（前676）：“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16]。此为东迁后虢君第一次朝觐周王，周惠王对其优待，并以厚礼相赠。同年，虢公作为宗伯又和晋侯、郑伯一起到陈国为周惠王迎接王后。 庄公二十一年 （前673），“（周惠）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王与之酒泉。……虢公请器，王予之爵。……冬，王归自虢”[17]。这是春秋时期周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巡狩诸侯。周王巡狩和虢王朝觐，都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活动。《诗·周颂·载见》描述诸侯朝觐成王的场面：“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旗阳阳，和铃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是一场壮观的游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8]。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征伐，战事四起，军事活动十分频繁。东迁后的虢国依赖于新的环境和广袤疆域，继续担负起为周王东征西讨、以伐不庭的重任。顾栋高谓“虢于王室无役不供，凡讨伐之事，悉虢公主之，是王之爪牙也”[19]。军事交通成为这一时期虢国东西交通的主要内容。文献上有不少涉及这条交通线的战争记载。 如隐公元年（前722）冬，“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20]。卫国在今河南淇县一带。隐公十一年 （前712），“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21]。宋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桓公五年（前707），“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战于繻葛。……王卒大败”[22]。繻葛在今河南长葛市北。庄公二十一年（前673）王子颓及五大夫叛乱，虢叔与郑伯，“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17]，帮助周惠王复位。王城在今洛阳市内。庄公三十年（前664），“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23]。樊国在今济源市西南。此外，闵公二年（前660），“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汭”[24]。渭汭在今陕西华州区渭河入河口地带。僖公二年（前658）秋，“虢公败戎于桑”[25]。虢国战车东出崤函，入洛邑，达郑、卫、宋等国，西至陕西东部渭水下游，其参战路线，定是沿崤函古道出发前往，并且是以与中原诸国便利的交通为前提条件的。

除了军事交通外，婚姻交通也是这一时期虢国崤函古道交通的又一重要内容。按周制同姓百世不婚，故嫁娶均自异姓。婚姻因此成为各国加强联系的重要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有学者认为：“婚姻是周代政治体制的另一个支撑点。”[26]因为重要，所以因婚嫁导致的跨国交通行为不断发生。有研究者统计，与虢国通婚的主要有妃、嬴、姜、姞四姓，涉及齐、丑、苏、梁、遣、兽（单）、尹等国。[27-28]齐国是周代重要的封国，在今山东东部，丑国亦在山东境内。苏国在今河南温县。梁国在今陕西韩城。遣国地不详。兽（单）原在陕西眉县，后东迁至孟津东南。尹国在今河南新安。上述与虢国通婚的国家除梁国在虢国西面外，其余皆在虢国以东，各国皆与虢国东西向交通相通。而诸侯或贵族迎娶队伍总是浩浩荡荡，极尽排场。宣王时，韩侯娶妻，《诗·大雅·韩奕》记其迎娶场面：“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百辆的车队与众多的陪嫁，浩浩荡荡，构成周道上一道壮观的交通景象。它虽不是常态化的交通活动，但其壮观的场面实际也反映了当时道路交通的发达。婚娶历来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中最基本、最经常、最温馨的方式。不同的血缘、地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女子出嫁，离开娘家，理所当然地会将母邦风情、礼俗播撒开去，成为文化使者，从而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虢国墓地出土以及传世记载虢国与他国通婚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的不同表现与特点，即是这种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表现。

虢国还充分利用东西主干道交通条件开展经济交往，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从考古发掘得到的一些材料可以证明。贝在商周时期是最重要的实物货币。在上村岭虢国墓地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石贝794 件，陶贝216 件，贝275 件。[29]石贝、陶贝可能属于明器，275 件贝则属于真正的实用品。虢国手工业颇为发达，原料来源广泛。以玉器为例，虢国墓地两次大规模发掘，共出土3300 多件（组），包括礼器、佩饰、实用玉器、殓玉等。其生产制作大部都出自虢君治下专门的手工作坊匠人之手，也有小部分源自周王室玉作坊。学者考察，认为虢国玉器材质多样，其中90%以上制品为软玉，尤以和阗玉为主，兼有岫岩玉、独山玉、碧玉等。玉材产地几乎遍布当时各个古玉产地。其中，璧、璜、琮、玦、环、柄形器、佩饰、刀、戈之类，皆以软玉、岫玉制作；绿松石、玛瑙、琉璃则以制作串珠为主；砗磲多制作棺饰或其他类装饰。M2009 虢仲墓出土的一件羊脂玉龙纹璧，M2001虢季墓出土的数十粒口含玉，其质地均是上好的和阗玉。虢国墓地中出土的软玉制品多数为新疆玉，但非全部和阗所产，如某些白玉类制品，比新疆和阗玉透明度更高，并非纯白色，带有“褐色色调”。绿松石原料产地除今湖北郧阳区“襄阳甸子”外，也有可能产自新疆“河西甸子”。砗磲则属于海产，当出自南海。[30]M2001 号墓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刃剑，证明至迟在西周晚期，虢国人不仅最早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而且最早把琢玉工艺和金银饰品及铁制实用器物结合起来。虢国墓地出土玉器中还包含有不少前朝玉器，如属于红山文化的鹰形佩、猪龙形佩、青玉猪龙、勾云形佩等，属于晚商的刻铭玉琮、玉钺等。这些前朝玉器或可能是战利品，系虢国在战争胜利后的缴获和掠夺，或可能是周王的赏赐或奖励，还有可能是诸侯间相互馈赠，辗转流传，也可能是与邻国交换或买卖所得。但无论如何，这些前朝玉器跨越时空，辗转来到虢人手中。它们同虢国玉材产地多元化一样，如果没有中远程的交通贸易和人员往来，都是不可能完成交流的。可见虢国的交通贸易关系确实已经延伸到非常广阔的区域。

上述情况反映出虢国东西主干道主要是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和商贸等，并且是虢国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交通道路。

南北主干道是虢国通往黄河北岸晋南的主要交通途径。这条道路在夏商已经形成。由于虢国地跨黄河北岸至山西平陆西沿河一带，上阳与下阳隔河相望，因此水路交通在虢国交通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南北主干道即由水陆交通干线相互贯通，可以从太阳渡渡河，抵下阳，再向北穿越中条山虞坂顚岭道，通往闻喜、新田，或从茅津渡渡河，北行，循虞坂顚岭道，入晋南。这条交通线在虢国内与东西主干道联结，东进中原，西入关中。渡河离不开船只，两周之际船舶制造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民间有快速的轻舟、扁舟，还有适用于短途运输的舱船，以及供国君乘坐的“艅艎”。目前虢国考古尚未发现船只遗迹，但史载虢国频繁使用这条道路，船自是其渡河的必用工具。隐公五年（前718）秋，“曲沃叛王。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31]。桓公七年（前705），“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4]。八年（前704），“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32]。九年（前703）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33]。庄公十六年（前678），“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34]。曲沃在今山西曲沃县境内，翼在今山西翼城。庄公二十六年（前668），“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35]。晋侯也曾利用这条道路，与虢君一起到成周朝觐周王。如庄公十八年 （前676）春，“虢公、晋侯朝王”[16]。此外，晋武公八年（前708），“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5]。魏国在今山西芮城东北。虢师走的道路也是自上阳渡河，至下阳，再沿黄河岸边向西攻魏。虞坂顚岭道还是河东池盐南运中原的重要通道。源源不断的池盐通过此道运入虢国，再经崤函古道运往中原各国。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春秋初年《戎生编钟》铭曰：“嘉遣鹵积，俾譖（潜）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晋姜鼎》也见相同内容：“嘉遣我锡鹵积千两（辆），勿废文侯曰命，俾贯通□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李学勤认为两器记载的为同一件事，即“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运输食盐，前往繁汤交换铜料”。“繁汤”地在今河南新蔡以北的繁阳，位于淮水北面，是古代南方铜锡北运的会聚地点。[36-37]其路线可能就是从今运城盐池翻过中条山，过黄河，循崤函古道，经成周，至繁汤。《晋姜鼎》铭“千两”即“千辆”大车，可见运输量之庞大，也说明虢国南北主干道在推进区际商贸交流和长途贸易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虢国南北主干道既是军事运输线，也是池盐外运的商贸之路，大大促进了虢国与晋国以及东部中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往。

虢国都城上阳城是东西和南北两条主干道的交汇点，也是虢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中心。《左传》僖公五年杜注：“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38]考古学者在三门峡市区东南李家窑发现一座古城遗址，由城垣、城壕、宫城、宫殿以及制骨、制陶、冶铜作坊和粮库等组成。现存城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000 米—1050 米，南北残宽560 米—610 米，周长约3200 米。城垣外平行环绕两道城壕，内城壕宽13 米左右，外城壕宽15 米—20 米，深4.3 米—6 米。宫城和城垣之间分布着制骨、制陶、冶铜作坊和粮库。根据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器物特征推断城垣使用年代在西周末期至春秋中期之初，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虢都上阳城。[39-40]亦有学者认为，上阳位于陕州故城的东部。首先是它的地望与文献记载相一致，其次是有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墙，其三是其地理形势优于李家窑。[15]上阳是虢国东迁以前在焦国都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内极可能是焦国都城的西周城池遗址的发现，为此说提供了新的有利佐证。所以二者孰为上阳的论定还有待于更多新资料的发现。但无论如何，李家窑与陕县故城东部当都是当时虢国的大型城邑，也是虢国交通网络的中心。

三、虢国交通工具的进步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等已发现和发掘虢国车马坑40 余座，最大的M2001 墓陪葬一号车马坑，长47.6 米，葬13 辆车64 匹马，葬车数量最多的M2012 墓陪葬二号车马坑，有19 辆车。就已发现的车马数量来讲，上村岭虢国墓地无疑是西周春秋时期最大的车马坑之一。当时的车除为虢君贵族服务外，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众多车马遗迹的出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传统观念中对于交通的重视。

虢国车的形制与构造，与其他诸侯国所造之车，在原理、样式方面大同小异，但制车技艺在中原堪称首屈一指。从虢国考古出土车辆复原结构来看，虢国车为木质结构，双轮独辕，两轮之间贯以轴木，辕的前端置衡，衡的两侧各有一轭。车厢放在辕木和带伏兔的轴木上，车厢四周有栏杆，后面有缺口，可供乘车上下。与前代相比，虢国制车技术有明显的进步：一是车的形制结构基本一致，具体部件尺寸有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显示出逐渐向车同轨方向发展的趋势；二是车的整体设计、部件加工配置更加趋向完善合理。车轮轨宽明显缩小，提高了车辆对路面的适应能力；辐条由商后期18 根、西周早中期21 根—22 根，最大增到28 根，加强了车轮的抗震强度和支撑力，减轻了因轨宽缩小可能产生的车辆失衡问题；车舆增大，增强了车的荷载量，保证乘员有充分的活动余地，便于战场厮杀；车轴变短，使驾驶更趋于灵活；支撑车舆的毂长缩短，方便战场选择，布置车阵，还可防止毂击轴折；车马器輨軝联用，可以更好地保护车毂；相关部位铜饰件的使用，增加了车的耐用程度，其作战能力、适应能力、抗震能力、耐用性、安稳性和灵活性，远远超过了前代；三是青铜部件制作和装饰更加趋于坚固美观。虢国墓地车马坑中已发现青铜车饰件十几种，主要有铜軎、铜辖、铜毂饰、铜轭饰、铜轴饰、铜辋饰、铜銮、铜輨、铜、铜軝等。青铜部件和饰件的大量使用，使虢国车更加坚固、美观、耐用，同时也使制车技术更加复杂化、专业化。[41-43]《考工记》有“周人上舆，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44]之说。由于车辆制作工艺繁复，故需要许多工种配合进行，《考工记》列述的制车木工就有制作车轮的轮人、制作车舆的舆人、制作车辕的輈人等，可见当时制车业内部分工非常细密。虢国墓葬出土青铜车饰件达十几种，说明青铜制作等手工业技术的全面进步，更加促进了虢国制车业的发展。

四、虢国道路规格的特点

虢国交通发展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道路宽度较窄，在中原列国别树一帜。据考古发现，商代车轨距有宽、窄两种，前者在240 厘米—244 厘米或以上，后者在225 厘米—230 厘米之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车轨距基本在220 厘米—240厘米，少数轨距小于220 厘米，但罕见小于200厘米者。[45]西周中晚期轨距平均在203 厘米。而虢国墓地出土马车的轨距绝大部分在170 厘米—190 厘米，除M1051 墓5 号车外，没有大于200厘米者。有研究者认为“虢国马车轨距波动幅度颇大，如果当作一种规格来计算，其平均值为180厘米，以正负15 厘米为宽容值”，所以，“虢国马车的轨距特窄，在列国之中独具一格”[46]。车轨距的宽窄是古人衡量道路宽度的标准。[47]虢国马车轨距“特窄”，反映的是虢国道路规格“特窄”。有研究者将其归结是虢国据险阻路，人为操作的结果。这样的解释似过于简单，仍可进一步商榷。

首先，一般而言，轨距的缩减，与车轴长度的递减有关。自西周至春秋，车轴变短，已呈趋势。郭宝钧指出：“殷和西周时期，社会发展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车辆必不及其后的时期多，车轴虽长，而车辆较少，相互摩击情况尚不会多，故可从容行驶而不虑轴断。东周而后，社会已逐渐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人口增加，车辆必会随之增多，顺逆拥挤，道路多阻，车轴过长，相互摩击，欲速反迟。”[48]车轴因社会发展、城市繁荣而逐渐缩短，虢国车轴变短，车轨变窄，也是顺应这一发展，提高交通便利性的必然结果，只是在时间上可能更早一些，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其次，马车是西周春秋的主要交通工具，对道路条件有较高要求，同样道路条件对马车的要求和限制也较高，二者相辅而行。虢国地处崤函山区，地形复杂而艰险，与中原列国交通必须经过狭窄的崤函古道，本身就颇为难行。随着车辆密度增大，在路狭或两车相错时车轴长更易于碰撞，发生“毂击”等问题，甚至必需断毂而行。因此，车轨距改革势在必行。虢国有意大幅度缩短车轴，减缩轨距，不仅可以减少和避免车辆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的碰撞，提升行车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可以适当减少山区道路开发和维护的成本。其三，西周晚期以来，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建设成为各国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考量。虢国车轨变窄，与其实施的道路交通军事化相互配合。因为经年累月、川流不息的马车交通，会在土质路面磨蚀出两道凹陷的深堑，即车辙。对崎岖狭窄的山道而言，车辙的引导和安全功能格外重要。而轨距是由车轴和车毂的嵌合位置所决定，并在制造时已经固定，不能任意调整。若要前往不同轨距的地方，必须事先备妥适行的车辆。虢国车轨变窄，与他国车轨距离不同，在道路运输上给予他国不便，尤其是在运送辎重等军用物资时，更加崎岖难行。这样轨距在战争中就具有便利内部动员和防御外部进攻的功能。这同近代发明铁路后，一些国家或地区运用车轨的不同，来抵御外敌是一样的道理。由此可见，虢国车轨缩短，道路变窄是虢国人适应时代发展，依据崤函地理形势和军事交通需要而做出的变革，并形成别具一格的一套标准和特色。

五、虢国邮驿制度与官营养马业

虢国不仅建立起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交通网络，而且还建立了相应的邮驿制度。《周礼·地官·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名侯馆,侯馆有积。”[49]当时中原列国大致都遵循周制，按照道路远近隔段设置交通站，配备车马及专职管理人员，遇紧急情况，则乘传疾驰，次第传递，以迅速到达。虢国官办的邮驿状况，文献缺载，但史籍载有私人办的逆旅。《左传》僖公二年载，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杜注：“逆旅，客舍也。”逆旅属于私人旅店业，为官办邮驿不接待的普通非公务往来的人员，如游士、商贾及普通百姓等提供服务。逆旅的出现，反映了虢国非公务人员往来的繁多，也佐证了虢国邮驿制度及设施的存在。这些私人逆旅和官办邮驿往往成为所在地方信息和交通的重要交汇点。所以当虢国“保于逆旅”，“谓于逆旅作碉楼，可瞭望，可固守”[25]，即将道路公用设施军事化后，自然引起公愤，亦成为晋国灭虢的一大借口。

虢国养马业源远流长，发达的养马业为虢国军事和交通运输奠定了重要基础。崤函地区很早就有野生马匹。渑池、新安及山西芮城等地，发现有各国公认的现代马的祖先——三门马化石[50]，属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早期。商末周初，桃林是周人主要的官营畜牧区。《山海经·中次六经》：“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郭璞注云：“桃林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山牛也。”周武王灭商后，“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10]《尚书·武成》：“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孔安国传：“往诛纣克定，偃武修文，归马牛于华山桃林之牧地。”西周中期桃林已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盛产优良马种的著名牧场。《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云：“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造父是交通史上的著名善御者，为赵氏始祖、嬴氏始祖。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更是交通史上著名的重要事件，而促成周穆王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游历西方的第一个君王的赤骥、盗骊、华骝、绿耳等八骏，即由造父在桃林精选而得。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桃林的养马机构直到魏国时似仍存在。[51]可见，虢国也应当在此有官营养马业。

自厉宣之际东迁，虢国统治崤函地区近两百年。虢国利用崤函地理和交通优势，对周王室及中原列国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政治交往、婚姻外交、商贸联系和战争活动，成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十分活跃的国家，促进了以上阳为中心，以崤函古道为主道的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道路形制和交通工具的改进与提高。虢国的崤函古道经营，反映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崤函古道的交通状况，也在崤函古道道路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周史研究者和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