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昕宇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710119）

大明宫位于唐长安城外东北方向，也被称为“东内”，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宣政殿是大明宫三大殿之一，是帝王与臣僚日常议政之所，在宣政殿举行的中朝朝会，如常朝、朔望朝等，是唐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宣政殿两侧有廊道直通含元殿，史载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1）二月时曾在宣政殿的西廊开设一处便门。以往学者在引述这一史实时，往往将其作为延英殿位置和功能等问题的旁证。笔者即对该门做进一步的考证和探究，主要内容包括其具体位置、设置的动机及其反映的政治信息等。

一、西廊便门的位置

关于宣政殿西廊便门的开设问题，《唐会要》及《册府元龟》中的记述基本一致，但仍有一些不同。《唐会要》卷三十记载：“（元和）十五年二月，诏于西廊内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1]《册府元龟》卷十四则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诏于西上阁门西廊右畔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2]同书卷七十六又说：“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诏于西上阁门内西廊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示优礼也。”[3]王应麟的《玉海》亦曰：“《会要》：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庚辰，诏于西上閤门西廊右畔，一作西廊内，开便门，以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示优礼也。”[4]综合各书来看，便门开设的直接目的是明确的，即方便宰臣们从阁中，即政事堂到延英殿。而关于具体位置的记载，则各有表述，即此便门是在“西廊内”还是在“西廊右畔”。以下将对上述材料中涉及的若干地点予以说明。

所谓西廊，是指宣政殿西侧西上閤门以西至含元殿西侧之间的廊道，分为三部分：其一位于西上閤门以西，至大明宫第三道宫墙之间，廊道与宫墙相邻，呈东西走向；其二即由上述东西向廊道向南折，至宣政门以西，分出一支通至宣政门西侧，其间有廊门月华门；其三是南北向廊道继续向南，通至含元殿西侧。而西上閤门，位于宣政殿西侧室，是当时大明宫内中朝与外朝联系的锁钥所在。《唐会要》记载百官本按文、武之职分别由东、西二閤门入朝，但“不知何时又改为常朝及奉表进状皆从东上閤门而入”[5]，并长久保持着以东上閤门为入朝正门的传统惯例。但唐代后期大明宫的政治中心转向了宫城西侧，主要表现为政事堂由门下省移至中书省及延英殿议政功能的增强，由此西上閤门渐渐成为宰辅入内廷议事的必经之路。延英殿一说在紫宸殿东，据杨希义的考证，延英殿应当位于紫宸殿以西，即宣政殿后西北处。[6]

延英殿召对议事之制最早始于唐代宗时期，《新唐书·苗晋卿传》记载：“（苗晋卿）时年老蹇甚，乞间日入政事堂，帝优之，听入閤不趋，为御小延英召对。”[7]苗晋卿时任侍中，代宗为示恩遇，以其年老且患足疾之故，恩准他入閤议事无须赴紫宸殿，皇帝则亲自驾临延英殿，苗晋卿可从中书省政事堂北入延英门直赴延英殿。

不过由延英门进入延英殿并非唐代后期的常制。关于唐代后期宰臣入延英殿召对奏事的常规路线，程大昌《雍录》卷四“延英殿”条中以唐德宗时谏官阳城与王仲舒伏閤救中书侍郎陆贽之事为例，认为遇开延英，宰相等须过閤门：

史家必言伏閤者，以入延英之路言之也。钱希白《南部新书》记：“唐制曰：‘凡内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閤门，开延英。’”即此可见凡对延英，必自閤门而入也。[8]

依据程大昌的描述，可以大致勾勒出宰臣入延英殿的一般路线，即从政事堂出发，经月华门和西上閤门过宣政殿，沿宣政殿北与延英殿之间的横街，“宣政殿后为紫宸殿，宣政之后为第一横街”[9]，最后到达延英殿。唐穆宗既然是为了方便宰臣们入延英殿，那么从就近的角度分析，则应该是在西廊廊道的北侧，即西廊的东西向廊道上开一小门，也就是所谓的“右畔”。

唐代自贞观后有所谓“廊下食”的制度，“贞观四年十二月，诏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顿”[10]。廊下食指朝会后皇帝赐食于臣僚以为恩典，臣子们在正殿前廊下就食，食毕向皇帝谢恩。《唐会要》卷四记载唐穆宗于长庆二年册立太子时，曾在宣政殿外廊给大臣们赐食：

长庆二年十二月，上御紫宸殿册皇太子。故事，册太子御宣政殿。时以圣体未康，虑劳登御，故从便也。是日，备宫悬于殿庭，列内仗于两阁门内，群臣辨色序立于宣政门外。俄就外廊食讫，始具衣冠剑履，入自月华门，列位于正衙。[11]

此外，《新唐书·仪卫志》中谈到正衙仪仗时，曾讲到左右金吾卫须“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内廊阁外，号曰内仗。以左右金吾将军当上，中郎将一人押之，有押官，有知队仗官”[12]。《唐会要》卷七十一也说：“乾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左右金吾内外廊，所缘墙壁廊宇器械等破碎。并宜于当色月番人中，简择巧儿，随事修理，如更别创造，缘墙宇所须一切已上，俱录状奏，仍永为恒式。’”[13]上述材料可以证明宣政殿侧的廊道有内外廊之分，且内外廊之间有墙壁，那么可以推测宣政殿的西廊应当是一处复廊，而廊内开便门即指在内外廊道的夹墙之中开设一处便门。由于北侧东西向廊墙的距离很短，所以该便门的规模应该很小，仅够宰臣数人通过即可。综上所述，西廊便门位于宣政殿西上閤门以西的北侧东西向廊道的夹墙之上。

二、“开延英”与西廊便门的设置

前述史料均认为便门设置的原因是方便宰臣们由政事堂赴延英殿，进一步来说就是以此体现皇帝对宰臣们的优待。那么这种“便利”和“优待”具体体现在何处，尚需进一步探讨。从表面上看，“便利”主要体现为空间距离的缩短，但由于西廊右畔的廊道，或言西廊的北侧东西向廊道不是很长，从所谓便门通过和从西上閤门通过宣政殿，就直线距离而言其实并不能缩短多少，所以空间距离的缩短并不是设置便门的主要原因。既然西廊便门的设置与宰相赴延英殿有关，那么不妨对“开延英”做一些探讨，以此为便门设置的动机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开延英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临时性的君臣会晤，即奏对或召对。当遇到重大事务或突发紧急情况时，或由皇帝下诏，或由中书上奏召开决策会议，君臣共议重要的军国大事；一种是常务性的议政制度，通常是在常朝等朝会之后，宰相及其他重要官员依次进入延英殿，奏陈日常政务。因唐代常朝通常是逢双举行，故延英殿也是两日一开，“（李）逊以旧制双日视事对群臣，逊奏论曰：‘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启沃，不必择辰。今群臣敷奏，乃候双日，是毕岁臣下覩天颜、献可否能几何’”[14]。逢雨天或假日则停开延英殿，但遇紧急情况时往往不拘前制，“（元和）十四年八月，上谓宰臣曰：‘今天下虽渐平，尤须勤于政治。若遇休假，频不坐朝。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15]。唐末时延英殿又改为每月开九次，“天佑二年十二月敕：‘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宜为例程。今后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合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拘日数’”[10]。唐玄宗之后，朔望朝、常朝等朝会往往不在正衙，即宣政殿内举行，而是避开正殿在紫宸殿举行，称为“入閤”，“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16]。唐代后期朔望朝时皇帝往往不听政事，所以“入閤”朝会在朝着礼仪化的方向发展，而延英殿承担的议政功能却越来越突出，“延英奏对实际上取代了旧的政事堂会议”“成为唐后期议政决策的主要形式”[17]。涉及的所谓“通宰臣自阁中赴延英路”主要针对临时性的延英召对，而非朝会后的延英奏事。

《五代会要》卷六中详细记载了宰臣由中书门下入延英殿的礼仪程序：

内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头付閤门开延英，閤门翻宣申中书，并牓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牓子，奏请开延英。祇是宰臣赴对，閤门使奏：“宰臣某已下延英候对”。宣徽使殿上宣“通”，次閤门使奏：“中书门下到”。次宣徽使唤，次閤门使传声唤，次通事舍人引宰臣当殿立班，赞两拜，搢笏舞蹈，又三拜，奏：“圣躬万福”，又两拜。金口宣：“上来”。又两拜，通事舍人引上殿，至御座前，又两拜，问圣体。皇帝宣：“安”。又两拜，三呼“万岁”，各分班案前立定。两枢密使在御榻两面祇候，其余臣僚并约赴外次。奏事讫，宣：“赐茶”。又两拜，三呼“万岁”，赐座喫茶。对讫，下殿两拜，宣：“赐酒食”。舞蹈谢恩讫。宣徽使喝“好去”，就中书喫食。[18]

上述朝仪虽为五代之事，但其基本内容应当是沿袭唐代的。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宰相独对延英，须经过閤门，由閤门使、宣徽使、通事舍人等导引入延英殿，其间礼仪烦琐复杂。而便门的设置主要就是为了避行閤门，从而节省了其中反复通传的时间，也可增强召对的保密性。诸多礼仪的简化可以体现皇帝对宰臣们的优待，时间上的节约则是开便门的主要便利。

三、西廊便门设置所反映的政治信息

西廊便门设置于元和十五年二月庚辰日（初八），此时距唐穆宗即位刚刚一个月。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害，暴崩于中和殿。嗣后宦官梁守谦、韦元素、王守澄等拥立太子李恒于次月（闰正月丙午日）即位，是为唐穆宗。宪宗执政后期，任命善于理财的皇甫镈为相，皇甫镈结党营私，敛财无度，朝廷内外无不愤怒。宪宗又迷恋方术，宠信方士，亦引起朝中不满。此时宪宗的突然离世更使危机四伏的朝局变得纷乱起来。

对于刚刚即位的穆宗而言，整顿乱局，平复形势无疑是当务之急，所以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黜恶擢善成了收拾人心的首选手段。穆宗为此打破了旧皇驾崩停灵于太和殿，新君即位后要朝临太和殿面见群臣的惯例，即位第二天就将群臣集于月华门，当众罢黜皇甫镈为崖州物议，一时间海内欢腾。几天后穆宗任命萧俛和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人均系令狐楚举荐。嗣后穆宗又诛杀和流放了前朝得宠的方士，局势至此得以平复下来。由此看来，西门便廊的设置是穆宗为了稳定形势，加强帝王权威，不惜违背朝仪来笼络新相的一种手段。

纵观穆宗不长的执政生涯，除了为史家诟病的奢侈无度和沉迷声色外，穆宗似乎还对帝王权威有着强烈的追求，为此不惜大兴土木和违背礼制。穆宗在其即位当年除了设置西廊便门外，还对大明宫做了许多空间上的改造，“七月，新作永安殿及宝庆殿，及修日华门、通乾门并朝堂廊舍。八月，发神策六军二千人浚鱼藻池。十月，发右神策军兵各千人，于门下省东少阳院前筑墙”[1]。除此之外，还“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19]等京中名寺。穆宗不断地大宴群臣和嫔妃，并大行赏赐，还让吐蕃使者参观新修的京中诸寺。在穆宗看来，权力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受和礼仪上的尊崇，而没有豪华的排场和群臣的恭敬，就无法彰显皇权神圣。《旧唐书·穆宗本纪》评价说：“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方；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有。曾不知聚则万乘，散则独夫，朝作股肱，暮为仇敌。”[19]西廊便门的设置虽是一件小事，却可以视为穆宗无度之举的一个开端。

颇为讽刺的是，虽然穆宗设置了便门来方便宰臣们到延英殿与自己相会，但他本人并不勤政，也很少到延英殿召对大臣，甚至连日常的延英奏事也不屑应付，还因此受到了臣僚的批评，如“（杨虞卿）上疏曰：‘陛下初临万几，宜有忧天下心。当日见辅臣公卿百执事，垂意以问，使四方内外灼有所闻。而听政六十日，八对延英，独三数大臣承圣问而已，它内朝臣偕入齐出，无所咨询’”[20]。以此来看，他即位之初时设置便门一举，并非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更多是表达一种姿态，释放皇帝关切臣僚的信号，以此使臣子们对自己心怀感激，从而满足他个人的帝王欲。

四、结语

唐穆宗时期西廊便门的设置对于大明宫的整体发展历程和整个唐代历史来说，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问题，其中反映出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包括中枢制度、礼仪制度和时局态势，可以将其视为唐穆宗执政情况的一个缩影。便门的设置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性事件，其中渗透着帝王的威权建构和统御之术，见微知著，我们可以通过便门的设置对唐穆宗的政治人格有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