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果 王巳龙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藏羌彝走廊是我国民族学领域“民族走廊”概念中所包括的其中一条民族走廊，具有民族多种、文化多元、宗教多样的特点。自古以来，该地区在中央的治藏政策中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战略地位。在当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语境下，藏羌彝走廊地区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尤其对整个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文旅融合发展，即是这一矛盾需求催生的一个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且受到较多关注。藏区因其位置相对偏远、地理环境特殊、海拔相对较高、气候较为独特、自然风光秀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等特点，与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具有很高的相互适配性。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丹巴县，是藏羌彝走廊当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位点，文旅融合发展是丹巴县全面小康历程中的其中主要发展路径之一。将丹巴作为实践藏区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目前较为成功的一个个案进行探讨，对藏区发扬民族文化特色、以“文化乡愁”为主要内聚力打造特色文旅融合产业，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

一、地区概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形式为中国各民族的主要分布规律。因此，各民族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特性，又从地理区位、历史渊源、经济往来、宗教传统等多个层面上紧密关联。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跨民族、跨行政区域的迁移与互动，构成了跨文化的交流及融合。费孝通所提出的、包括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及南岭走廊三者在内的“民族走廊”概念，即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民族学概念。

“藏羌彝走廊”是在“藏彝走廊”概念基础上的衍生。较之“藏彝走廊”概念，藏羌彝走廊涵盖内容更为确切，指代更为全面，也更注重概念在时间向度上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因此，在当前中国民族学学科语境中，“藏彝走廊”作为统称概念逐渐在被“藏羌彝走廊”所取代，其本身则逐渐成为仅适用于特定民族历史时期的历史性描述，成为一个次级概念，而较少用于在当代民族学语境下对这一区域进行实时的指代或描述。2012年12月，“第二届西部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首次正式围绕“藏羌彝走廊”主题进行讨论，其概念、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问题均在会议上进行了专门研讨。[2]

从地理的角度上，藏羌彝走廊主要包括位于川西北高原地区，其历史地理范畴与藏彝走廊基本一致。这一区域具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使藏羌彝走廊地区物产丰富、景观多变；亦致使此区域地理环境复杂、对外交通不便。这种得天独厚的物质环境，决定了藏羌彝走廊区域既生成了各具特色的多种民族文化形态，又因外界文化影响难以进入而使这种内容丰富且特色鲜明的多元民族文化形态得以保留。从行政区划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均在藏羌彝走廊范围之内。其中，作为本文主要个案研究对象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其人口组成以藏族为主，另有汉族、回族、彝族、苗族、满族等民族。

以此为基础，中国民族学者普遍认同应充分考虑到这一地域藏族、羌族、彝族等多民族间存在的共有或文化因素、族源历史关联及彼此间紧密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将藏羌彝走廊“作为一个文化区整体来加以研究”。

二、丹巴县文旅融合开发现状

文化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部分旅游产业。文化旅游包括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宗教等内容，而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藏羌彝走廊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及地域特色，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丹巴县的文旅融合产业特色多为以其地方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为资源，是藏羌彝走廊地区文化旅游开发的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一）丹巴县民族文化资源

作为藏羌彝走廊区域一个典型位点，丹巴县具有鲜明的嘉绒藏族民族文化特色。其中，丹巴藏寨文化、丹巴碉楼文化、丹巴服饰文化等都是相当有价值的丹巴地区民族文化资源内容。

1.藏寨文化

丹巴县的藏寨，旧称碉楼寨房，是碉楼和寨房两类不同风格建筑的有机结合。甲居藏寨的建筑风格、艺术特色以及功能，既是对当地气候环境的适应，也是对当地历史人文传统的传承，是地域民族文化的一方面体现。甲居藏寨造型整体具有藏式民族色彩，外墙所采用的片石和主体框架结构使用的木材均为当地盛产的物资；藏寨外墙上有当地特色白色涂料绘制的装饰图案，包括日、月、星辰和山川等，以及宗教装饰符号，屋檐下则有红、白、黑的交错色，体现了嘉绒藏族的宗教文化传统。[3]传统的甲居藏寨通常为四层，底层用于喂养家畜，二层作为日常生活区域，三层为客房和经堂，四层则作为煨桑场所。藏寨屋顶四角均有涂成白色的突起装饰，在煨桑仪式中具有山崇拜的象征意义。甲居藏寨景区的藏寨建筑主要用作民宿，而藏寨群本身亦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藏寨文化在文化旅游开发进程当中受到的关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表明丹巴县嘉绒藏族的藏寨文化传统和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需求得以相互促进及融合。

2.碉楼文化

丹巴素有“千碉之国”称谓，是我国石碉楼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方。丹巴碉楼亦称丹巴古碉。碉楼文化是嘉绒藏族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文化传统。嘉绒藏族的碉楼，既具有其实用层面的政治军事意义，又具有民间宗教信仰层面的象征意义；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碉楼还被赋予了宣示财富或威望、表明家庭成员动态、巩固家族内部结构稳定以及禳灾等社会结构组织层面的功能性。据《后汉书》所载，碉楼又被称为“邛笼”，形状多样，主要可分为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及十三角碉，其中又以四角碉为主。[4]对于古碉建筑的意义，目前有多种说法存在。其中，丹巴县当地百姓对碉楼的描述更趋向于社会结构性，即展示家庭财富与家族威望，同时亦是一个家庭有男性成员诞生的标志建筑，此外，基于当地文化传统，百姓也认同碉楼最顶端四角象征琼鸟之角这一解释①来源于实地考察调研结果。；以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为代表的学术界则更多关注碉楼的民间信仰寄托及宗教象征意义，主要解释包括碉楼代表“高”的意象，及其与苯教之“琼”信仰和仪式之间的关联；此外，碉楼在战争当中所起到的军事防御功能，常被建筑学者及历史学者所关注。

3.服饰文化

嘉绒藏族服饰文化，是丹巴县文化旅游资源当中一个主要的代表性组成部分。藏民族传统服饰种类丰富，依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等条件，不同藏区服饰各有差异，而丹巴地区嘉绒藏族服饰文化以其自有特点，具有高度的独特性。

丹巴嘉绒藏族服饰多以氆氇、呢子、毛料等为材料，根据不同季节和气候，款式有所不同；而根据不同场合穿着需求，又分为便装和盛装。其中便装较为简单，而作为盛装的丹巴嘉绒藏族服饰则十分华丽庄重。女性戴四周绣有彩色花边的头帕，头帕上有花绣，边角垂吊流苏，头发梳成发辫，发辫上戴有头箍，常为银质，镶嵌绿松石、红珊瑚、蜜蜡等各种珍贵珠宝；上身除长套装外，还有肩披，腰上有百褶裙；两侧有垂铃；此外，身上佩戴大量额外饰品，如“嘎乌”项链、华丽的耳饰、手镯、戒指等，饰品以银和各类传统藏式珠宝为主，亦有象牙手镯等物。男性盛装，则包括头上的狐皮帽或毡帽；身着长套装，顶挂珊瑚珠串，束腰带、佩腰刀，胸挂“嘎乌”；盛装时，男性同样佩戴戒指、手镯等饰品，戒指通常镶嵌较大的宝石；穿传统式样的藏靴。除一般盛装和便装外，丹巴嘉绒藏族还有一种特殊的女性盛装，即女性成人礼上穿戴的特殊服饰。这一服饰以头饰最具特点，参加成人礼的女性发辫交盘向两侧扩展，形似两只角，被认为是琼鸟展翅的象征。女性身上佩戴的装饰品较一般盛装更为丰富，除金饰、银饰外还有大量的红珊瑚、绿松石以及蜜蜡等饰品。仪式上接受成人礼的女性身披黄色绸布，仪式进行过程中还会在女性身上披挂哈达。②以上资料介绍部分来源于实地考察调研结果，部分来源于当地人的口述整理。

4.民间传说

丹巴素有“美人谷”之称。这一称号并不仅仅指丹巴女性外貌突出这一特点，其含义所指还包括当地人结合当地历史渊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所打造的“东女国”文化概念。尽管当前学术界和民间普遍认同“东女国”在历史上的地理位置应处于藏区范围之内，为吐蕃所吞并之前亦属于藏文化圈，但在藏文典籍当中，目前并未发现关于东女国的记载或描述，仅有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叙事。但在一些汉文古籍当中，则有东女国历史传说的文字记载。如《旧唐书》中有：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牛皮为船以渡……③《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

当代学者根据这一描述推断，东女国中心应当就在今丹巴县境内。又如《大唐西域记》所载，玄奘西行途中经历有大雪山中的“苏伐刺拿瞿罗国”，即“东女国”。文中对东女国描述为“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

尽管藏文史料当中缺乏记载，但东女国传说在藏文语境中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在藏文文本中，曾有将怒江河谷与大渡河谷称为“嘉莫察瓦绒”（）的记载，意即“女王热河谷”，而相应地两条河流则被称为“嘉莫欧曲”（），意为“女王银河”。尽管这一说法尚无其他材料佐证，但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人们认知当中，已经将丹巴与东女国建立了关联，而丹巴本地居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认同为东女国的后裔，对历史传说中的“东女国”存在或多或少的族源认同感。

根据当前学术界普遍共识，由女性进行统治的社会群体通常带有一定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痕迹。然而根据丹巴百姓口述传说描述与文本记载，古东女国社会组织形态并非典型的单纯母系氏族社会，而是在始祖社会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存在政权组织及军队，有较之原始社会更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国家机器，是一个由女性进行全面治理、男性不参与行政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以“美人谷”称呼丹巴，则具有文化传统层面更为广泛的内涵。尽管时至今日，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以外地游客为主要群体的他者基于猎奇或消遣心理对传说进行演绎或者改编等现象，导致“东女国”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度消费，但丹巴确在解放后一段时间内依旧保留有“走婚”或子从母居、夫从妻居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且当代依旧存在女性成年礼等女性话语的重大仪式。在此基础上，东女国历史传说及与之伴随的女性文化传统依然具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广泛意义，因而也被作为丹巴当地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开发。

（二）丹巴县文旅产业融合开发现状

丹巴县文旅产业融合开发当中，基于实物资源的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主要集中于藏寨、碉楼等方面，其中梭坡古碉群是丹巴古碉分布最为集中、数量最多之处；而丹巴藏寨文化资源以甲居藏寨旅游景区开发最具代表性。甲居藏寨距离丹巴县城约8千米，是一个较具代表性的嘉绒藏族聚居区，目前为国家4A级景区。藏寨所在区域自大金河谷绵延而下，直到卡帕玛群峰脚下，村落整体高程相差最多高达千米。根据甲居藏寨景区管理团队及当地扶贫干部介绍，当地建设的“月光甲居”工程，是以不同颜色霓虹灯排布，使整个甲居藏寨群的俯瞰图呈现类似于嘉绒藏族女性头饰花纹图案的灯光效果。

除实物资源外，丹巴县当前文旅资源开发也多围绕“丹巴美人谷”这一文化主题。其中尤以“东女国”传说及其所代表的女性文化为关注焦点。在丹巴“美人谷”的文化旅游品牌打造过程中，基于女性外貌、才艺、气质、服饰搭配等多方面标准的选美活动正是美人谷这一文化概念在丹巴文旅融合开发过程中的典型体现。选美活动每年均有，届时满足一定选拔条件的女性无论在外读书、工作还是生活，通常都会回到家乡参加选美。而平时向外流动的其他本地人口，也往往会在选美活动期间回归，参与选美及其他相关民俗仪式。这使得丹巴县尽管平时留守乡村者多为老年人或学龄前儿童，与其他多数人口外流的乡村地区情况相近，但丹巴县年轻人口外向流动并非单向和永久性的，而是存在着以大型民俗仪式为时间节点的周期性回流，即在特定的时间段，或特定仪式活动举行的时候，丹巴县的外向人口会发生集中的回归，作为家族成员、乡村成员参与相应的仪式活动，并在仪式活动中扮演其传统的身份角色。

与此同时，丹巴县还是2019 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山地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的主办地点，亦是历届甘孜山地文化旅游节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山地旅游文化节，同样是丹巴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一个被着重打造的重要文化旅游活动项目。这一节会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内容多样，包括山地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丹巴美人谷音乐会、大渡河流域旅游线路考察及产品推介活动、实景歌舞剧《美人谷》演出、2019 嘉绒藏族风情选美大赛正赛、2019 丹巴美人谷马拉松、环贡嘎及大渡河流域自驾旅游体验活动、圣洁甘孜美食汇及丹巴县优势农产品展示展销会等①以上内容来自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主办方宣传资料。，涵盖旅游、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等多方面内容。作为一个官方组织实施、民间参与的旅游节会活动，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是丹巴县打造文旅产业品牌的举措之一。除了对丹巴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多方位的展示外，这一活动还包括对实体产品的开发和包装，以及围绕丹巴自然资源和文化民俗资源各个方面的旅游线路产品体验推广。因此，可将之视为在当代市场经济贸易规则下，以地域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和素材进行的一种文旅融合产业开发实践，在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中具有典型性。

三、民族优秀文化对文化旅游的意义

文化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模式，其核心即为文化。根据藏羌彝走廊地区丹巴县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所获得的经验，能够证实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正是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对丹巴县文旅融合产业开发模式中优秀文化传统所体现的重要意义进行研究，并针对个案当中的规律进行普适层面的深入探讨，亦可实现丹巴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个案与当前藏区文旅融合发展平台之间，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对话。

（一）民俗仪式的凝聚力：基于文化传统的回归

丹巴县的选美活动是基于民俗仪式的凝聚力实践之一，这一实践具有普适意义。在当前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整体社会背景下，年轻人口整体上表现出较明显的、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的向心流动趋势，即乡村的年轻人普遍以接受教育、外出务工、城市定居等方式向城镇地区集中，乡村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老龄化趋势，乡村人口组成当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相对薄弱的老年人比例升高，一些劳动力输出主要省份的乡村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空心化”现象。而外向流动人口的周期性回流，则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或特定仪式活动举行时外向流动人口发生的集中回归。这种集中回归的发生机制，则应为民俗仪式的凝聚力。

民俗仪式的凝聚力，主要是指人群基于民俗文化仪式而产生族属认同感，并因共同的族属认同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凝聚力。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地域的民俗仪式所折射出的共同文化，则是产生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共同心理素质则是共同文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其核心的部分，所以，共同的民俗文化使人们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体现在文化上，便是一种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则是民族得以存在，并能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因各种原因外向流动的、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群体通过对家乡民俗仪式的亲身参与和体验，强化了其族属意识，内化了其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认同感，进而被赋予更为强烈的动机参与其他时间节点、或下一周期的民俗仪式。在此意义上，根植于地域特色文化传统的民俗仪式，是乡村人口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这种凝聚力促成了本地外向流动人口基于文化传统的周期性回归，也就保留了乡村的活力，使之能够维持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二）母语中的“乡愁”：基于文化认同的回归

如果将基于民俗仪式的集中回归定义为一种周期性的、短时的回归历程，那么，与之相对应，在丹巴县区域内，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回归，其规模和显著程度远小于前者，但其回归过程更为持久和稳定。这种回归主要表现为，在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选择回到故乡工作或创业，或者长期在外工作的本地居民，因退休或其他原因终止工作，回到故乡定居。这种回归机制，较之基于民俗传统的周期性回归更为内化，其作用通常表现为潜移默化的，且对个体的作用更为个性化，可见的组织形式并非必要条件。这种回归，即是浸淫在一个文化语境母体中的个体，基于文化归属感所选择的回归，亦即“乡愁”。

“乡愁”这一概念被应用到我国乡村开发建设中，始于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习近平提出：

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①习近平在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习近平提出的这一观念不仅仅是对尊重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同时也蕴含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故乡认同”，亦可理解为民族文化语境、民族文化传统与自身族属身份三者之间的共情统一。

语言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母语则代表了一个个体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及其所属的文化语境。在此意义上，母语既可理解为对故乡文化传统的一种指代，也是个体与其文化传统相连接的一个重要锚点。换言之，对于外向流动的个体，其“乡愁”的情感体验，是需要有母语作为媒介进行实践的。人们母语情感的这一功能，是文化在社会组织构建当中功能性的一般规律。故乡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对母语的运用和基于语言的“我者”认知得以直观地、具象地表达出来，因而唤起了外向人口的“乡愁”情绪，从而促成了本地外向流动人口基于文化认同的长期稳定回归。

（三）民族文化与地区文旅的良性互动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加快旅游发展的精神动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是提升文化魅力的重要依托。”基于这一指导理论，结合对藏羌彝走廊地区的实地调研结果，包括丹巴县在内的多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正是立足于当地本土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进行的一种发展实践。

2019 年7 月2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包括《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内的多项重要文件，并在文件当中指出：

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①习近平于2019年7月24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文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内容。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文旅融合产业已成为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极，而文旅融合产业的基础须立足于地区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传统。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能够为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丰富而极具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与此同时，健康的、合理的文化旅游开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和强调民族文化传统，使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受到关注，并赋予其更稳定持久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通过地区文化旅游开发，还能够拉动地区经济，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使地区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以更为直观、更具象的方式直接反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以文化资源促进的经济水平提升，强化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进而成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语境基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样是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伴随的正面作用之一。文化传播需借助一定的渠道，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游客得以沉浸式地体验民族特色文化，正是推介优秀民族文化的契机。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丹巴县外向流动人口的回归模式不难推断，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当中，文旅资源是基础，而具有本地文化归属感的人，则是文旅融合发展可持续的关键，同时具有本土文化语境生活背景和人才，则是故乡建设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故乡的文化归属感及故乡认同，亦即“乡愁”之情，在精神层面上主导了外向流动人口的回归，从而实现了乡村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可持续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外向流动人口回归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乡愁”的情绪之源。先有独一无二的故乡，才有乡愁。而在民俗传统与民族认同双重维度所维系的动力下回归的人才，也是振兴乡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这部分人一方面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熟悉本土民族文化特质，更能够在先进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摸索出最适应本土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从而具有针对性地、高效地践行全面小康发展方略，实现藏地乡村发展振兴及藏区社会的全面小康建设。

综上，无论从文旅产业的一般经验和理论角度，还是从丹巴县文旅产业开发实践之个案所体现出的实际现象角度，均能够得出如下结论：优秀的地域民族文化与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之间，无疑应当具有相互强化、相互促进的正向反馈作用。

在此意义上，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能够推广适用于包括藏区在内的大多数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既是适应藏区特殊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最优经济发展策略之一，也有利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全面提升藏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此相应地，要开发文旅产业，就必须要继承、保护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推介优秀的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语境及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少数民族母语；而人们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族属意识以及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则构成了文化旅游开发所不能缺少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