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娜烟台大学

2010年以来唐蕃关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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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关系反映了公元七至九世纪大唐与吐蕃和战的具体史实和相关交往细节，是唐代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唐史、吐蕃史及藏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2010年以来，国内研究唐蕃关系的论文及文章可谓硕果颇丰，它们主要集中于综合分析、和平交往和战争冲突三方面的研究，故本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学者们的论文进行梳理和总结。

唐；吐蕃；关系；和；战

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起，松赞干布通过多方治理使吐蕃成为一个统一而强盛的政权，而经过唐高祖李渊一朝的休养生息，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已经处于贞观盛世，因此如何处理唐蕃关系就变成了当时唐朝与吐蕃的重要政治议题。而今，唐蕃关系由于在唐代民族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是唐史、吐蕃史和藏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一直广受学术界关注。2010年以来，国内唐蕃关系的研究又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故本文便就学者们的论文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综合分析类

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唐蕃关系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和战的具体史实和相关交往细节，是唐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唐蕃关系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自然必不可少。2010年以来，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郭志合的《甥舅与舅甥：历史叙事中的唐蕃关系》一文以史料和碑刻为基础，论述了历史叙事中“甥舅”、“舅甥”的表意及其作为政权关系的重要形式及体系的事实；叙述了唐蕃关系经历了由“子婿之礼”到“甥舅之国”和“舅甥之国”的演变过程，体现出二者愈加亲密友好的关系，同时指出唐蕃之间称谓变化的实质更多的在于维系唐与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王文光、陈燕的《扩展、遏制与融合：〈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以《新唐书·吐蕃传》作为讨论唐蕃关系的基础，以唐朝历代皇帝为主线，论述了吐蕃在向东扩展的变化过程中以和亲、战争、会盟等形式所表现出的双方复杂关系和力量博弈，同时从长远来看，吐蕃东进也促就了其自身融入其他民族，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王树森的《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一文以唐蕃关系为视角对盛唐西北边塞诗中的战和情景进行分析，尤其对战争情景的描写，他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求为诗人诗中所体现的立场、情感探寻出科学合理的原因。该文将民族学与文学相结合，构思新颖，为唐蕃关系研究提供了良好思路。张云的《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从汉藏史料入手，对唐蕃间各类往来书信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揭示了这种惯常的沟通与对话是唐王朝与吐蕃间的良好互动途径。该文切入视角独特且大量引用史实，参考价值颇高。张屹、周润年在《唐蕃关系视野下的中央官学教育》中以唐蕃关系为框架，以“永淳年”为转折点探讨了中央官学教育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肯定了这种官学教育对唐蕃文化交流及吐蕃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和平交往类

谋求和平一直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大唐和吐蕃在近两百年的民族交往中也不例外，也是随着这一方向而不断发展的。2010年以来，学者们在这类研究中硕果颇丰，且其成果主要集中于唐蕃和亲、会盟和唐蕃古道的研究上，其中尤以和亲研究为最，唐蕃会盟相对较少。

在唐蕃和亲及会盟方面，张继文的《从现存若干文物文献看文成公主入蕃对唐蕃经济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对现存若干文物进行考察，来探讨文成公主的入蕃及其对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的，从对吐蕃的影响看是将唐廷的音乐文化、生产技术和医药典籍等传入了吐蕃，尤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诸多经典和佛教法器以及对佛教的大力倡导，更是加速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从对唐朝的影响看是吐蕃文化中的马球体育、梳妆方式等通过来往使者和商人传到唐朝，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同样的，尕藏才旦的文章《再论文成公主进藏对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及其精神的延续》也是探讨了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事实，但文章却是以唐为眼，引渡当代，着眼后世，把文成公主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相结合，树立了继续弘扬这两种精神的战略精神。该文引古至今、与现实相结合，比上一篇张继文的文章更胜一筹，其参考价值在同类文章中也是更显出色。刘洁的《藏族文学对唐蕃和亲的表现初探》是以文学为研究视角从藏族的史诗典籍、故事传说、藏戏歌谣和碑铭散文等方面来论述唐蕃和亲的历史事实的，生动反映出和亲所带来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为续写今天汉藏和谐友好关系奠定深厚基础。同样的，从文学上反映唐蕃关系的还有胡云的《唐代涉蕃诗中的和亲联姻》一文，它是以唐代涉蕃诗为切入点，在分析其中的唐蕃和亲诗基础上，探讨文成、金城两位公主与吐蕃和亲联姻为双方民族所作出的亲密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融合等贡献的。安丝薇的《唐与吐蕃和亲的历史意义》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史实探索两次和亲的历史意义，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论述来肯定和亲的深刻影响。李宗俊的《论唐蕃长庆会盟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唐蕃长庆会盟是唐蕃关系史上的大事件，故对其会盟的地点、会盟约界碑石所立地点和会盟碑拓本进行了考释，并在文中指出唐蕃双方的汉藏民族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章精于考证、论述清晰。

在唐蕃古道方面，由于古道横贯我国西部，跨越世界屋脊，连接西南邻邦，是一条沟通唐蕃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重要纽带，故要研究唐蕃关系，必然少不了这条古路的研究。赵建兰在《唐蕃古道：民族文化融合之路》一文中指出唐蕃古道为唐蕃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藏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是一条民族融合之路，承载着不言而喻的文化价值。刘一帆的《从唐蕃古道文化浅析汉藏文化的融合》是从唐蕃古道文化的形成入手，通过对服饰、瓷器、建筑三个方面简单分析来论述有唐时期及以后汉藏两族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并指出文章的研究对于当代推动汉藏两族文化交流、开发唐蕃古道周边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田峰的《唐蕃古道探析》重点对唐蕃古道的唐蕃段、蕃尼段的形成原因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意义进行了重新的探讨，认为这条道路对唐蕃关系影响极大，反映了二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同时也申明了其道路在中印、印藏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战争冲突类

虽然和平交往是大唐和吐蕃关系的主线，但是期间也会发生误会、摩擦甚至出现一言失和爆发战争的情况。战争作为两国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表现形式，虽然是暴力的、虐袭的，但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它又积极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为我国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基础。

2010年以来，战争冲突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魏迎春、张旭的《唐蕃松州之战探微》认为松州之战是吐蕃以争夺吐谷浑为目的，通过请婚的借口，对唐王朝所进行的试探性进攻，虽然正史评述此次战役为大捷，但却不得不重新审视，因为战后唐朝失去吐谷浑实际是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该文对松州之战时期的唐蕃关系探究于微，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霍静的《略论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认为，唐蕃间关系更多的是处于战争和相互较量状态下，文章对比史料记载，以时间为序先后对唐蕃之间的典型战争作出分析，揭示了二者在近二百年的战争变幻。尕藏吉的《论大非川战役与唐蕃政策的转变》一文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在肯定大非川战役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从唐朝和吐蕃的力量对比、对外策略及其变化的角度论证大非川战役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这一历史事件在唐朝对吐蕃政策和吐蕃对唐策略上的双向影响。于程琳的《由大非川之战看唐高宗时期的唐蕃关系》一文论证了大非川之战对于唐蕃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次战争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唐朝与吐蕃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展开了双方之间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金勇强的《唐蕃陇右争夺战中屯田与战事的互动关系考察》一文以屯田与战事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动态考察唐蕃陇右争夺战，在陇右道屯田背景基础上深刻分析陇右屯田与唐蕃战事的紧密联系，揭示不仅屯田区深刻影响唐蕃战争进程及战场的选择，唐蕃战争形势也作用于陇右的屯田分布。刘力钢的《吐蕃在唐蕃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初探》一文总结了唐蕃战争中吐蕃对唐朝作战所运用的六种战略思想和四种战术思想，认为吐蕃军事决策者和军事指挥官重视战略战术是其取胜的关键所在，也为吐蕃的强大奠定基础。冉永忠的《有关〈册府元龟〉〈旧唐书〉中唐蕃战争的季节考析》一文着重从《册府元龟》、《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入手，梳理了吐蕃进攻唐境的时间和季节分布，认为吐蕃在作战上多选秋冬季节是针对唐军的弱点有意而为之，从而考证出季节深刻影响唐蕃之间的战争结果。

综上所述，从2010年以来学者们对唐蕃关系的研究上来看，其取得的成绩是斐然的，尤其研究以书信、唐诗、季节等为切入点，这使得研究唐蕃关系的视角更为多样化且更具特色。但现阶段，专家学者们大多从汉文史料对唐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而较少以藏文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故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希望研究者尤其是藏族研究者能进一步努力，同时积极引入新思想，继续为唐蕃关系研究做出贡献。

[1]郭志合.甥舅与舅甥：历史叙事中的唐蕃关系[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2]王文光，陈燕.扩展、遏制与融合：《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