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壁画的鼎盛时期 白居寺壁画
2019-02-21于晓东
于晓东
白居寺原意为“吉祥轮胜乐大寺”,位于日喀则江孜镇宗山脚下,由江孜法王热丹贡桑帕巴和宗格巴的大弟子之一的一世班禅克珠杰策划修建,历时7年,建成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有大量重要壁画遗存的吉祥多门门塔历时10年,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建成。
据白居寺壁画题记的记载、白居寺雕塑和壁画的作者们主要是来自拉孜县、康马县、尼木县的后藏艺术家。
熊文彬先生通过壁画题记考证出白居寺壁画的画师有:他尔巴师徒、南卡沃色兄弟、顿日敦巴、顿珠桑波、罗顿饶色堪巴、本格哇兄弟、贝钦、却贡扎西、扎西桑波师徒、勒巴师徒、格龙、卓杰旺秋、扎西桑波、班觉仁二钦巴、仁钦班觉、班覺哇师徒、格西索南班觉哇、普觉曾勒、南卡贝、昔觉觉色罗追、格玛哇、顿珠查布师徒、雅德巴师徒、查布、格年喇嘛衮、贡却桑波师徒、桑木丹桑波、喜饶贝桑波师徒、喜饶嘉措兄弟、贝佩瓦兄弟、岗桑。
白居寺壁画代表作集中在吉祥多门塔(亦称“见闻解脱十万佛塔”)。
塔内壁画也以其数量之大,品质之精在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环绕四层佛塔共有大大小小76间佛堂,俱绘满壁画。在此只能万中选一,摘精品中的精品,领略白居寺绘画艺术的殊胜华美。
江孜风格指的是公元15世纪在后藏江孜地区形成的绘画样式,属于藏族艺术家自己创立的完善绘画体系。从14世纪到15世纪之间的100年里,经萨迦、夏鲁艺术的影响和汉地艺术的渗透,江孜地区的绘画逐渐发展成消化外来影响之后有着独特民族面貌的绘画风格,江孜白居寺的吉祥多]塔壁画达到了这一风格的最高成就,成为江孜风格绘画的典型代表。
江孜风格表现为如下特点:
1、背光和宝座常见中原明代高靠背木制家具的特征,头光和背光造形处在蹄形与圆形过渡阶段。
2、人物造形在继承波罗、夏鲁风格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修长柔和,人物脸形融和了波罗式的方形与夏鲁式的倒三角形,这两种因素被糅进了完美的圆形之中。
3、五花冠与卷草状花蔓枝叶冠并存,耳环的造形奇特多变。
4、受汉风影响,人物的衣裙、飘带比夏鲁风格繁多、宽松,于阗式“曹衣出水”的衣纹减少。
5、莲座有单层式双层式多种变化,莲瓣多为侧面,波罗莲瓣的方硬感被圆与三角形结合而成的心形所替代。
6、构图上有打破棋格排列式布局的趋势,活跃多变。
7、热衷于衣饰和配景中的图案装饰,用花卉云霞连接主尊周边的附属人物。
8、色彩更为繁复华丽,色调以红绿对比为主。
以上变化反映了藏族艺术家们热爱繁多的装饰,喜欢曲线化富于律动造形的民族审美特征。这类变化也标志了藏族绘画E经开始让本民族自己的审美理想站到前台,成为绘画风格的主导。也告示着外域风格起主导作用的时代结束。
江孜绘画风格的形成是西藏佛教绘画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在白居寺壁画题记中,可以找到比100年前的夏鲁寺更多的画师名字。可见,画师们已有了创立本民族画风、流芳后世的自觉和自信,像是预见了自己的作品将会有万古不朽的历史价值。藏族艺术家们完成了藏族绘画史中江孜艺术体系确立的历史性功绩,实现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艺术理想,达到了华贵浓郁中见典雅沉静的审美境界,并对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绘画体系的形成给予了重要影响,对后来勉唐艺术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启发,是14、15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与夏鲁风格一起同时标志着藏族佛教绘画史走人鼎盛时代。
赏析1.措钦大殿二楼的壁画比吉祥多门塔壁画的绘制时间要早10年,完成于白居寺主体落成的时代。门厅两侧描绘的是当时的法王和蒙古王公的形象,众多蒙古族供养人物画的生动真实,在表现了典型蒙古王祖服饰的同时,也表现了宽脸、小眼、浑圆、敦实等蒙古族的人种特征。在牧放部分,其中的几匹马画得很写实,这得益于画师对现实中马匹的深人观察,其画法可联想到元代画马名家任仁发,马被刻画的工细而真切,是汉族艺术影响的结果。
赏析2.84位大成就者的主题,是措钦大殿二楼殿堂壁画最有特色的部分,在西藏美术史上是十分著名的杰作,与吉祥多门塔壁画共同代
表着白居寺壁画的成就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