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苪茸

在西藏玩儿音乐

索朗尼玛在咖啡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和普通藏族年轻人一样，他点了一杯加冰可乐。黑色的T恤，胸前悬挂着一个小金刚橛，这就是他，最直接的身份象征——一个休闲自在的中年人，天杵乐队的节奏吉他手。事实上，身边人也更习惯称他为天杵索尼，而不是审计员索尼。

二十多年前，刚从内地完成学业回到拉萨。主唱索朗旦增、吉他手索朗念扎、加上索朗尼玛，三个大男孩每天晚上背着木吉他跑场。那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钱，但是绝对不缺对摇滚的热爱。大家辛辛苦苦攒一段时间的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购置了乐器。这个简单的排练室成为了他们的音乐梦想基地，西藏摇滚的种子就这样播种下了。“那时候特别心疼自己买的东西，因为当时拉萨这些东西少。用音响的时候，音量都舍不得开太大，生怕震坏了。”这样小心翼翼守护的梦想种子，还没等到发芽就被连根拔起了。一天晚上，排完几首歌之后他们像往常一样关上门门出去吃饭。回来之后却发现基地的乐器被洗劫一空。当时每个人心里都特别不舒服，辛苦打工挣钱换来的一切，瞬间变成了梦幻泡影。这样的遭遇，并没有让他们的摇滚梦想就此终止，心里有颗种子正悄悄地发芽。

原天杵乐队的鼓手，也是乐队的创始人旦增达娃。早年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读书，曾近距离地接触过众多中国摇滚先锋音乐人：“我上学的时候，崔健就在旁边排练。我也经常去看很多演出，像汪峰曾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据旦增达娃回忆，当时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是中关村附近的一个小教室，他很可能就是首批学员之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执教。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迸发的年代，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时代大背景。当崔健、窦唯、黄家驹的歌风行全国的时候，遥远的高原圣城拉萨，摇滚音乐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旦增达娃开了西藏第一个“不插电音乐听吧”，希望吸引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年轻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他要等的人。

成立一支摇滚乐队

“他们经常来我的不插电酒吧，我觉得乐感挺好的，可塑性很强，所以决定成立乐队。”旦增达娃十指上还缠着尚未解下的胶带，他刚和儿子做完游戏赶来接受采访。此刻他坐在窗边，边喝咖啡，边和我聊起这场似乎是注定了的相遇。乐队成立于1999年9月9日，一个普通的拉萨秋日。走在八廓街的旦增达娃突然看到了一种极具锋芒性的西藏特色饰物一天杵，这后来成为了乐队的名字。

天杵开创了西藏摇滚乐新时代，但他们无意于去冲击西藏传统的音乐。反而是巧妙地把藏族特有的音乐元素：扎木念、弦子、藏式曼陀铃等与新兴的hip-hop、rap、r&b、布鲁斯等音乐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乐队成员普布顿珠弹奏的扎木念就是区别于内地其他乐队的高原印记。当时他们写的歌词也是拉萨没有过的：“我想说实话的时候，钱飞过来打了我的嘴巴;我想去看清事实的时候，钱飞来蒙住了我的眼睛;我想听真实的声音，钱又飞来堵住了我的耳朵。”大家都十分惊讶，原来藏语还可以这样唱。内地的一些前辈对他们充满了赞许，2003年，在亚东老师的帮助下，第一张同名专辑《天杵》面世，结合西藏民歌元素，他们创作出《拉布达布》《青稞酒谣》《欲望》《仁增旺姆》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开拓了西藏民族音乐的新天地。因为这张专辑太火，盗版猖獗。除了排练演出，乐队成员还要.兼顾打击盗版的工作。谈及这段往事，索尼笑言：“我们第一张专辑《天杵》，就是封面看起来有点像瑞星杀毒软件的那个。他们（做盜版的人）把我们几个人抠出来，放到沙漠上，比我们原来的专辑封面还好看。

我们去八廓街转的时候亲自抓到了（贩卖盗版光碟的），当时准备吵架，他们一看我们就是封面上的人，气焰才消了下去。”

2005年天杵作为首支亮相北京迷笛音乐节的西藏乐队，来自雪域高原的摇滚令人眼前一亮。乐队在内地一举成名，并迅速走红。谈起当年的盛况，在索尼看来如过眼云烟：如果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就有这么多人捧着，我们可能就飘了;如果那时候我们像现在一样成名，天杵也许也就不在了。当时可能给我们一些苦的东西，铸就了我们现在走在一起。”乐队的老大哥旦增达娃回忆起这些经历也说：“他们成长得很快，到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作品。风格、形式更多元化，但是主体的内在的东西必须保持。我希望的是更有力量，更具内质性的东西。”

唱“藏式”的摇滚

天杵乐队的歌词中不乏一些很温和的内容，饱含对世间万物的美好祝愿。《长寿六宝》涵盖了人长寿、山长寿、水长寿、树长寿、鸟长寿、兽长寿，这是一幅在西藏很常见的图画。“白玛旦增这个词写得特别好，词和曲配合起来才有这样一个效果。他写得词这个内容正好是能打动人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父母这一代，是藏族很传统的东西。这六个东西和谐之后，世界才是美好的。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和谐的。我个人也觉得这个是我们乐队比较经典的歌。”索尼肯定地说道。谈起这首歌的创作，索尼告诉我其实这首歌是整个乐队一起创作完成的。乐队创作的大部分词曲都署名天杵。共同署名，乐队里每个人都是经纪人。不会去分主创或者别的，大家完全一样，是乐队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索尼看来，这份友谊比什么都珍贵。“虽然说钱也是事儿，但跟友情比起来那不算什么。藏语有个谚语叫作核桃分瓣，有几个人就平均分几瓣，有时候你总要去放弃一些东西。”

“西藏是歌舞的海洋，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等等，每个都自成体系。而且尤其是民间音乐，每个地方都各有特点。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而外面传进来的东西相比较就会显得很苍白。”旦增达娃认为民间音乐就像母亲、土壤一样。“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现在年轻的音乐人们多关注一些传统音乐，因为当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去面对西方音乐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了。会更加地游刃有余，特别清楚地知道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需要。”

索尼肯定了一些新生代歌手的努力。但他也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年轻人应该认真考虑写歌的初衷是什么。你是为自己写？为歌迷写？还是为了更大的主题？你去迎合某种东西，但是你要想清楚是否违背了自己原来坚持的东西。要为音乐本身去做一些事情，不要添加一些与音乐本身无关的东西进去。”

旦增达娃强调西藏的音乐有他自己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方式：“应该是既有源自自身传统音乐文化的表达方式，又有摇滚乐本身源于内质的诉诸‘真的力量。”摇滚乐在西藏这片土壤上扎根，需要汲取高原的精华，才能走得更远。

多年来，天杵乐队已经成为在西藏乃至内地广一为传颂的知名乐队。偶尔作为受邀嘉宾，助阵新生代西藏歌手的演唱会。剩余的时间，他们专心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工作角色。

2014年，原天杵乐队解散，现在乐队新的鼓手索朗是个“90后。“他特别喜欢我们乐队，而且又勤奋。我第一次见面还对他有所保留，第二次见面我们开始排练。他几乎准确无误地把我们乐队的曲子完整地打下来了，他是我们乐队的新鲜血液。”索尼说。

离开乐队后，旦增达娃又回到自己大学教授的角色。他特别享受现在这样的状态，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学生上课。业余时间自己喜欢开着车出去周围采风。旦增达娃特别喜欢柏拉图的一句话：“灵魂的美高于一切的美。如今的他在创作中会花更多精力去思考如何加强歌曲中的意境，使之更富有咀嚼的效果，他把这一系列变化总结为回归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