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盼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68）

一、引言

“异化”是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虽然其在不同的领域及不同的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和形式，但是蒋承勇教授在他的《自由·异化·文学——论异化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擅变》一文中明确给出了“异化”的基本内涵：“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变成了非人,人格趋于分裂。”[1]而弗洛姆将异化概念运用到心理领域，并以人性为标准提出了“人性异化论”，他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即精神和心理的过程。在异化状态下，这种“体验”失去了主体的主动性，主体体验不到自己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本质变得疏远起来，人不再是他潜在的那个样子[2]。在二十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异化主题比比皆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她的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宠儿》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异化的主题。而《最蓝的眼睛》作为她的第一部小说，更是成为大家研究的重点。国内的学者大都从性别、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入手对《最蓝的眼睛》中人物的悲惨命运进行深度的剖析。虽然这些学者有的并未直接提及异化，但是他们的关注点都是强势的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描写了关于主人公佩克拉一家三口的突出的异化特点，揭露了在白人的主流文化这一异己力量的影响下，黑人个体丧失了自我的本质和主体性，他们精神发生错乱，没有了个性，并且失去了爱、伦理观和理性。本文基于以往国内学者对白人文化意识对黑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并结合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从个体与自己的异化、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异化和主体理性与爱的丧失三个方面集中分析小说中存在的黑人个体的具体异化现象，意在揭示黑人的精神和心理是如何在白人文化的笼罩下被曲解，最终导致失去自己作为主体的主动性，以及将自己从自我世界的中心推向边缘的过程。

二、个体与自己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当个体与自己发生异化时，人将外部的物作为一种从自身分离出来的力量的投射，“人不以自己是自己的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来体验自己，而觉得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的这种无力的物”[2]，并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在虚幻中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在《最蓝的眼睛》中，主人公佩克拉就是一个与自己发生异化的个体，在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她将一双最蓝的眼睛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并视其为可以依赖的外部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帮助她摆脱苦难。

在莫里森的笔下，佩克拉是一个极为不幸的黑人小女孩。起初她遭到了她的父母、老师、同学和周围其他人的冷漠与嘲笑，她没有经过任何的复杂的思索，便将这一切都归因于她没有一双最蓝的眼睛。因为在她的观念里，蓝色的眼睛就是美丽的标志，眼睛越蓝，人越美丽。她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在她的眼中，丑陋与美丽之间只差了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佩克拉对于“美与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正如莫里森在书中写道：“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3]44由此可得出佩克拉心中对“美与丑”的认识来自根植于黑人内心深处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形成依托着那个所谓的“神秘主人”，即白人的主流文化，周遭的广告牌、电影以及他人的目光都可成为这一信念的支撑。赛义德曾在《东方主义》中批判到，在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中，作为被西方定义的东方代表的是“非理性的、堕落的、稚嫩的”，而西方代表的是“理性的、有道德的、成熟的”[4]。在《最蓝的眼睛》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明显地存在于佩克拉生活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白人才是强者，是拥有话语权的一方，所以白人的标准成为这个社会的准则。在白人的标准中，黑人被定义为丑陋的、肮脏的、贫穷的，白人代表的是美丽的、干净的、富有的。佩克拉在以白人文化和价值观念为主流的社会中深信自己是丑陋的，她崇拜有关白人世界的一切，她用印有白人美女雪莉·坦布尔的头像的杯子喝牛奶，她从吃玛丽·珍牌子的糖中得到安慰，她渴望通过食物让自己离社会中所谓美的标准更进一步，但是对于她而言，真正达到标准的形式便是一双蓝眼睛。

一双属于白人的蓝眼睛对于佩克拉来说，象征着逃脱苦难的力量。所以她在父母争吵打架中，在老师同学的无视中，她想到，如果她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她的父母对待她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她的老师和同学也会喜欢她。她一直追求着这双蓝色的眼睛，直到后来被她的父亲侵犯怀孕，然后生的孩子夭折后，在寻求蓝色的眼睛无果后，彻底陷入了精神错乱的状态。弗洛姆认为，“精神错乱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异化了的人”，因为他失掉了自我意识，不再处于自己的经验中心，“所体验到的别人和自己不是他们真实的面貌，而是被一种掌握着他们无意识的力量所曲解了的形象”[2]。所以佩克拉的疯癫状态其实是一种个体处于被彻底异化了的状态，她成为了一个与自己发生异化的个体。她在疯癫的状态下，幻想着自己拥有了一双惹人妒忌的最蓝的眼睛，并且因为这双蓝眼睛母亲不敢抬头看她，因为她的眼睛比别人的更蓝，所以同学对她存在偏见。这时她所体验到的自己的面貌并不是真正属于她的面貌，而是一种根据白人主流价值观所形成的面貌。白人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成为了彻底掌控佩克拉无意识的力量，她所体验的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己，而是拥有白人特征的自己，并以此来获得面对外部世界的勇气。

三、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人与他人关系异化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个体对他人的顺从和崇拜行动，并在全部的顺从和崇拜中找到他的满足感[2]。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笔下的宝琳展现的异化现象就是如此，她的异化体现在作为一个失去主动性的主体与作为他人的白人或白人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因为她认为白人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是优于她自身以及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存在，是她能够依赖的的外部力量，她将其视作“偶像”来全身心的顺从和崇拜着，并在其中寻求满足感。

宝琳是一个在从南方迁往北方的过程中完全抛弃自己文化和身份的黑人女性。她刚开始来到北方的时候，她会想念自己的熟人，会不习惯与随处可见的白人打交道，所以孤独感悄然地占据了她的内心。正如弗洛姆所说：“处在孤独的状态意味着无依无靠，无法主动地把握包括人和物的外部世界。孤独还意味着世界可以侵犯我而我却毫无还手之力”。[5]320所以渐渐地，宝琳在孤独的状态下，她的观念和习惯因受到外部白人世界的侵犯而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为了博得其他已被“漂白的”黑色女人的赞许而买新衣服。后来，她开始去看电影，在电影中，她看到了白种男人对他们女人的好，也看到了白人所居住的干净舒适的环境，所以她萌生了获得“浪漫的爱情”和“美丽的外貌”的幻想，正如莫里森所言：“这也许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两种幻想，二者都源于妒忌，在缺乏安全感是最为活跃，终将以幻灭结束。”[3]129受到电影的熏陶后，宝琳从屏幕上学来了判断美的绝对的标尺，并以这种标尺来衡量她所看到的每一张脸。再后来，她在一户有钱人家找了份长期工，她迷恋上了这家人的一切，从而越来越忽视自己的家庭、孩子和丈夫。在给这家人干活时，她认为她能得到权利、赞许和奢侈，她甚至很喜欢大家送给她那个所谓“波莉”的昵称。莫里森在书中写道：“她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在自己的工作中”[3]135，所以宝琳是在给白人干活的过程中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表面上宝琳全身心的崇拜着白人的外貌和白人式的浪漫以及白人式的家庭，实际上她崇拜的是白人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在白人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她在处理与白人的关系中，完全处于顺从和崇拜的状态，并在其中寻求自身的满足感。她崇拜白人的着装打扮，所以她仿照着杂志上琴·哈罗的发型，将自己的头发也梳得高高的之后，觉得自己的样子和她差不多美丽，但是当她将头发恢复成老样子又觉得自己恢复了丑陋；她崇拜白人的生活习惯，所以她要求自己的女儿称呼自己为布里德洛太太。她以顺从的方式来对待白人给她的一切，所以她喜欢白人叫她“波莉”，她将在白人家庭干活的过程当做是一种享受，并从中得到满足。正如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她成了人们眼中的理想仆人，因为这个角色实际上满足了她的所有需要”[3]134。在白人主流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宝琳成为了一个异化了的个体，她与佩克拉一样，不再将自己作为体验的中心以获取满足感，而是在崇拜和顺从白人和白人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满足感。

四、主体理性与爱的丧失

如果说佩克拉与她的母亲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个体与自己的异化以及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异化上，那么她的父亲乔利的异化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爱与理性的缺少上。一个拥有理性和爱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友好的，是拥有能实现人际融合的渴望的。然而乔利作为一个丧失了理性与爱的个体，他对世界感到失望、厌烦和不安，同时也缺乏想要与他人融合的渴望。

作为一个从小就被父母抛弃的人，乔利在姨婆的抚养下长大，长大之后的乔利设法找寻自己的父亲，但是当他找到他的父亲时，他的父亲却拒绝与他相认。在乔利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姨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但是他仍然欠缺了父系角色。根据弗洛姆所言，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孩子会更倾向于“以使自己无助、患病的人或在情绪上退缩到婴儿阶段的奇异方式，试图获得母爱”[5]293，而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孩子则会成长为一个有理性、纪律、良心与个体主义的人。乔利在姨婆的抚养下成为了一个善于通过展现自己无助以得到关怀的人，所以在他的姨婆去世后，大家将他置于精心呵护的包围中，并且像对待孩子般对待他，而他却十分享受这份关怀，并视之为荣耀。正如书中所描述：“女人们流露出的关切，男人们拍他脑袋的动作，都让乔利高兴，那些甜言蜜语让他痴迷。”[3]147但是由于他身边缺少父亲的角色，所以在他的父亲拒绝与他相认之后，乔利渐渐地成为了一个非理性、无纪律、无良心的人，他彻底从法律法规和社会规则中解放了出来。他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与宝琳相遇了，他们一起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开端，而是噩梦的开始。他们的家庭在宝琳被“漂白”的过程中，在自己整天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被摧毁了，因为他没有过被父母亲抚养过的经历，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他不懂得如何回应女儿眼中的爱意，最终只能在毁灭中寻求出路。

弗洛姆认为：作为一个未被异化的人，“他用理性来客观地把握实在，他体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实体，而同时又觉得与他人是结为一体的”[5]316。然而作为一个被异化了的无理性主体，乔利曾屈从于了无理性的权威，他自由地做了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他自由地表露出自己情绪，放纵的喝酒，进监狱不再有被监禁的感觉，杀了人之后仍可以面带微笑，甚至最后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对自己的女儿做出了违反伦理道德的事情。而作为一个丧失爱的主体，他没有想要与他人融合的想法，所以他将他与宝琳的婚姻看作是枯燥沉重的压力，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事情；当他认为他的女儿的眼里可能对他充满爱意时，他觉得不可思议，心中充满了暴怒，他不容许自己接受他女儿的爱意。乔利的种种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主流的反抗，但是由于自己力量单薄，在反抗中的无能为力导致了他的异化，他以抛弃爱和理性作为反抗的主要方式，所以他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在幻想中解脱成为一个自由人，他将一切本来是正常的事看作是不正常的，依靠毁灭的力量来获得满足。

五、结论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赋予佩克拉、宝琳和乔利的形象，证明了黑人个体在白人主流文化影响下发生了个体的分裂，导致了个体的异化。佩克拉和她的母亲宝琳在异化的状态下，将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视为标准，在幻想中赋予自身白人的特点。她们将自己的本质置于体验的边缘，转而通过依靠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来体验自己，以此来寻求满足感。而乔利虽然同样是受到白人世界的影响而发生的异化，但是他与佩克拉母女俩的异化有所不同。佩克拉母女的异化体现在迎合白人的主流文化，乔利的异化却是体现在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无力反抗中。所以乔利的异化体现为一种无理性和丧失爱的状态，他在酒精的麻痹下，做着一切违反法律法规、违反常理的事情，他将自然的东西看作是违背自然的。乔利同样也不再将自己作为体验的中心，他失去了他作为人本来的样子，他把那些与白人主流文化所操纵的社会相违背的行为视作自身可依赖的外部力量，并在这些力量中获得满足。从侧面来看，托尼·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所描述的黑人个体的异化现象不仅批判了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的冲击，还强调了黑人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文化自信的观念，避免在异化中产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