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倍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实践取向的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的艺术。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最终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落地生根。当前在我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大步迈向公众视野的初始阶段，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从“无知”、期待与观望状态下起步，而有效的专业实践是构筑社会认同的重要前提。自社会工作专业创始以来，理论与实践二者的权重差异及如何跨越二者之间鸿沟的争议从未停止。刚踏出校门迈入基层实践的一线社会工作者、考取社工证书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在意识到所学理论在基层实践中“用不上”“用不好”时，更突出了实践情境的具体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效的专业实践不仅仅需要专业的知识技能，更呼唤具体情境下专业实践智慧的生成与运用。

一、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本质与特征

是否专业知识足以实现专业所拥护的目标[1]？这一疑问既验证了专业实践工作者在具体专业实践场域中可能面临的困境与专业信任危机，又启发实践工作者进一步思考有效实践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Goldstein认为，助人过程包含了创造力、直觉、归纳总结以及价值观、道德规范、信念等多种特质的混合累积[2]。舍恩认为，在社会工作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并非是有效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践者本身才是。因为实践情境具有由独特事件构成的特性……而独特事件呼唤实践的艺术[1]17。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是一门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议一直不断，而实践智慧则被逐渐视为是联结二者之间的桥梁[3]，即在具体服务实践过程中，必须讲求专业实践能力与专业艺术性的共存。在既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又不失人情味，这在注重人情关系的中国本土情境下尤其重要。

社会工作实践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实践。它要求实践者运用专业判断来决定做什么和何时做，实践者必须考虑地点、实践、情境，也必须考虑他们的个人经验和自我知识[4]，即实践智慧远超过纯粹性知识的范围[5]。当然，这并非否定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实现实践智慧的基本要素。Kleinandbloom指出，实践智慧包括个人的和价值驱动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来源于案主境况的现象学经验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转化[6]。O’sullivan也指出，实践智慧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以及社会工作者应当创造性、直觉性地运用实践知识[7]。Dewane进一步具体指出，技能卓越的实践不仅包括个体通过培训、教育、干预技术所得，还包含着蕴含着生活经验和信念系统的“自我”的运用[8]。Nai Ming Tsang更为细致地强调实践智慧中掌握时间这一核心要素的关键地位①反映性，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反身性。笔者取其反映性及后文的反映性实践，不仅指涉反思与思考，其更指反映一词本意：有机体通过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过程。因此，反映性实践更包括专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与自己、与服务对象及其所处情境之间糅合了情感、专业判断、实践行为的对话空间。[9]，突出“适时行动”的重要性。上述研究皆表明了实践智慧基于同时又超越于纯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范畴，还注重个体自我的经验知识在与服务对象及其所处情境互动过程中创造性、反映性的呈现。

所以，有效实践的过程是富有创造性和反映性特征的，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协同致力于问题的解决[10]。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是特定情境下的互为主体的关系。正如O’sullivan所强调的，实践智慧突出的是专业实践者针对不确定性予以合理判断的能力。而反映性这一特点是实践智慧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实践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将专业理论知识与个人经验积累转换至新的实践情境，依据实践情境的现实特点选择如何操作以及何时操作，以此来保证有效实践的达成。然而，多数时候，实践智慧是内隐的、互为主体的、反映在实践中的。

二、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生成过程

（一）实践智慧与知识生产

实践智慧来源于直接实践，主要来源于实践推理。正如Kleinand bloom所指，实践智慧是在综合运用实证研究、理论，以及在直接实践的过程中来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并且将实践智慧与知识生产联系起来，实践智慧包含了基于个人对于情境的主观体验，将社会工作理论、准则融入行动过程，以及实践者在干预过程的情境反馈中学习，以促进知识生产的过程[6]802。此处，不仅重新定义了知识生产，即重视情境反馈过程中的知识生成过程，服务对象成了重要的知识生产的来源；还涉及了实践智慧生成的两个重要概念内容：实践中认识与实践中反映，二者是有效理解实践智慧的关键。实践智慧来源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适用性、对服务对象及服务对象所处情境的独特性、对社会体制脉络下及具体情境中自我定位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反向推动有效实践的产生。在此过程中，突出了专业实践工作者实践过程中“研究型”思维的重要性[11]，即具备与情境对话，对情境予以及时恰当反馈的能力；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呼唤促成来自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及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对象之间形成的知识生成共同体。正如Webber等人所认为的，可将社会工作看作是大学与机构之间展开合作的一种学科性存在，以促进对话、互相学习，以及研究成果的及时共享[12]。

在一线实践场域中，“研究型”思维赋予了专业实践者同时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从而以实现对情境的有效反映；而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领域，则强调了研究者同时作为实践者，参与具体实践过程以促进有效实践与实践智慧的产生，即以实践—研究的方式进行反映性实践，或实施“参与性行动研究”。此时，经验场域，也是作为一种学术场域而存在[13]。在此过程中，“实践中认识”与“实践中反映”成为研究者（实践者）面对不确定的复杂环境的重要能力。正如Litchfield所言，实践智慧即“内涵着实践和反映发展理论的过程”[14]。

（二）反映性实践

反映性实践的过程可具体化为：

1.对社会工作专业进行反映。包括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理论知识、技能方法在实践情境中的呈现与运用进行检测、分析、反思与修正，以验证专业知识基础在实践情境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这对于由西方移植过来的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尤为重要。

2.对服务对象及其所处情境进行反映。主要体现：一方面对服务对象的观念系统、行为模式、核心需求及潜在需求进行分析，理解服务对象的个人特质、优势与潜能，从而把握有效干预的入手点。除此之外，确立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为主体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的双向过程。另一方面，对服务对象所处情境中蕴含的规则规范进行确认、对服务对象所处情境进行意义解读，明确服务展开可能出现的客观限制及可突破的可能性空间。

3.对情境的整体性反馈进行反映。对情境的整体性反馈予以反映，所体现的是研究者与情境展开对话的能力，其核心是研究者对充满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实践情境的判断能力。检验专业实践在不同阶段的成效体现，明确服务实践的困局所在及分析服务失效的缘由，进而重新定义情境、重新框定核心问题、设定新的实践目标及调整具体服务策略。

4.对自我角色进行反映。对自我角色进行反映所指涉的不仅包括对自我专业身份的思考，更包括来自于人生经验、社会位置、个性特质等所糅合而成的整体性自我身份在实践情境中的定位，及其对服务实践过程与结果的塑造与影响。此外，还包括实践情境中的反向思考，即情境中的他者，尤其是服务对象，对专业实践者（或研究者）的“身份态度”对整体服务实践的影响。

上述过程所涵盖的，即是研究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同反映面向。实践智慧的生成与运用则内隐地、直觉性地存在于反映性实践过程中。其核心是在具体反映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性态度，与情境展开对话，在解读情境的同时，重建问题情境，与服务对象共同赋予情境以新的意义。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源自西方文化，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是任何文化都必须面对的常态矛盾[15]。也正如Grayand Fook所指出的，我们应重视的，不仅仅是社会工作者专业实践的本土化，还应重视社会工作者与本土情境之间的对话，此过程中可能产生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模型，这比外来的更具有适用性[16]。因此，有必要构思社会工作为情境实践而不仅仅是情境里的实践、人在环境中，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必须与整个环境互动。

三、案例背景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多以短期项目的方式呈现。前期调查的不充分，难以与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之间产生有效衔接，因而导致服务难以真实有效地落地社区；服务的不持续性也是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在基层实践过程中遭遇信任危机的关键。另外，政府鼓励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考取专业社会工作资格证书，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促进基层服务转型，在有效预防社会问题发生的同时，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然而，“理论与实践是两回事”的基层声音层出不穷。如何有效培育出契合居委会工作内容和社区真实需求的在地社工，成为笔者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中关注的重要议题。

自2017年底至今，笔者一直在M市R街道社区内进行基层田野实践。S街道属于大院式街道，隶属于辖区内大学。辖区内共计7个社区，核心居住成员为辖区大学教职工，其中以退休教职工居多，整个辖区老龄化现象严重。辖区内社区分属两种不同类型：以退休教授为主的相对高龄社区，人均年龄位于80岁左右，社区氛围偏静；以退休职工为主的相对低龄社区，人均年龄位于65岁左右，社区氛围较为活跃。笔者分别选取了邻近的两所不同类型的社区作为基层田野实践点，在此过程中，较为充分地了解了不同类型社区的社区特点、居民需求及居委会工作风格。自2018年10月，笔者开始在以高龄退休教授为主的A社区展开服务实践，协助社区居委会成员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开展社区服务。

四、服务对象所处情境的意义解读

R街道隶属于辖区内大学，社区居民多为大学退休教职工群体，在“单位消退”的今天，R街道的单位制痕迹并未真正消除。“有问题，找学校”的惯性思维依然深存于社区居民的观念和行为中。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一直是社区工作者们的期望与挑战，在以退休教授为主的社区更是如此。近年来，鉴于街道内老龄化严重、空巢现象普遍的问题，R街道分别向两所社会工作事务所购买了为老服务：以“家庭助理”形式开展的空巢独居老人精神慰藉项目，以及“以小助老”社区志愿团队成长项目。然而，在以高知群体为主的社区里，两个项目都面临了独特的挑战。高龄高知社区空巢现象严重，但高知老人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而塑造的“喜静”“独立”“不爱也不善与人打交道”的生活习性与个性特征，增加了与服务提供者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难度系数，也限制了社会工作服务在辖区内的覆盖范围。而“以小助老”的街道购买项目关注到了在低龄退休职工社区志愿成员活跃的现象，却忽视了高知社区高龄群体居多、志愿力量稀缺的客观现实，服务购买的“一刀切”造成了服务开展的“一盘散沙”。

除此之外，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居委会作为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两股不同力量，在服务过程中始终未形成服务合力。其关键原因在于二者之间相互认知不足，缺乏频繁而深层次的互动与学习。2018年10月，街道聘请服务于本街道的一个社会工作事务所，组织开展社会工作知识与技能培训课程。此次知识宣讲与经验分享有助于增强与改变基层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但二者之间依然缺乏深入的交流与互动。正是基于此背景及A社区具体需求，结合A社区居委会主任与老龄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学习、探索的能动性特质，促生了笔者以社会工作实践者身份，协同两名社区工作人员形成了服务共同体联盟，即此次参与性行动研究的出现。

五、与情境的反映性对话

在基层实践服务场域中，研究者作为实践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形成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不仅塑造着情境，也与情境进行对话，给予情境反馈，即研究者置身于所探究的情境之中。

（一）问题框定与方案设计

高知社区A社区，常住居民728户，其中60岁以上老人360人，70岁以上老人231人，独居老人22人。社区老人独自在家不出门、不热衷于参加活动，是居委会最为头疼的问题。社区居委会与社区老人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老人的安全、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反馈。为此，居委会工作人员有了成立“心灵互助社”的初步想法，号召与吸引社区老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结交朋友。

作为社区居民的“娘家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之间多年的相处，对社区居民的生活习性、生活需求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能够建立起基于社区居民真实需求的问题意识。然而，缺乏专业的知识支撑与技能训练，难以合理构建整个服务项目的开展计划。此时，作为专业实践者，笔者参与其中，主要协助构思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计划书的写作。在此过程中，并非仅仅停留在“心灵互助社”的想法上，而是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一道进一步深化与拓展项目成立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共同认识到社区内老人，尤其是独居与空巢老人亟待解决的需求与问题。退休以后离开工作场所，重返社区与家庭，而随着子女长大离家、外地工作，甚至多数老人子女在国外工作。家庭纽带与工作纽带的断裂在老人退休之后的生活中并存，晚年生活的价值观、安全感需要予以重新认定与建立。因此，凸显出了社区作为重要依托协助老人建立基本社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这对于重构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老年人同时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社区事务的开展需要老年社区居民的支持与参与。培养社区内部自治力量，是促进基层社区自治的重要内容。“以前咱们都是热热闹闹地唱个歌、搞个活动就结束了，很浅，没有持久的和深入老人心里的服务。也不能永远都这样啊，咱们的工作一定要上一个台阶……很多宝贵的东西都是无形的……而且也真是不见得非得弄钱，才能把活动开展好。”（A社区居委会主任）在此背景下，通过理念不断渗透与实践真实意义探寻，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才能秉持相同原则策划服务项目。

2.活动主题及形式的设想。在与居委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的过程中，对于专业实践者来说，其关键是如何实现语言转换，将“专业术语”转化为“生活用语”，以协助居委会工作人员充分理解，进而更好地引导专业理念的渗透。

传统社区活动多以养生、手工等活动主题展开，真正深入居民心中、促进意识改变与深化的服务依然较少。如何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渗透融入到服务开展的形式中，是专业实践者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共同探讨的内容。例如，“健康养生观，积极养心观”，将晚年生活心态的重要性渗透到居民日常生活中；“一位长者，即是一座图书馆”主题系列分享会；“我与社区的缘分”主题的社区认同分享会等，召开不同名类的贴近居民需求与社区发展需求的工作坊，在工作坊内部给予每个人充分的表达机会、学会倾听他人及尊重他人表达的生活练习，并在此过程中发掘团体领袖，以及存在独特需求的个案，链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一步地实施转介服务等。

3.小组成员的招募。以社区居民熟悉的、信任的方式渠道宣传“心灵互助社”的想法与规划，如老人主动参与、老人介绍、电话约访、聊天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动员能力，招募互助社成员，并同时将成员基本信息记录在案，一方面加深对每位老人的了解；另一方面，跟踪记录每位参与老人的成长与蜕变，培养评估意识和思维，为后期评估奖励等环节做准备。

（二）情境反馈与问题重构

有效干预的关键体现在社会工作者“与情境对话”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应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识别与分析情境反馈，并恰当给予情境反馈。

1.“心灵互助社”的暂时搁浅与“微信小课堂”的意外成功。“现在我们先弄了一个‘微信小课堂’，教大家使用微信，还建立了一个‘快乐的60后’的微信群。直接邀请哪个空巢独居老人，有点费劲。我们也在一个个地再找。我们这个群60多岁的有，70多岁的也愿意过来参加。现在有12个人定期参加，这个‘微信小课堂’，我没想到他们反响这么好。上完这个我们再变成别的小组。街道领导问我们情况怎么样了，我就说项目书正在撰写中，我们现在正在开展前期实验，非常成功。我们现在不需要资金，我们就是想法和点子先带动起来。做个几次之后，咱们就可以报一个比较成熟的计划书了。”（A社区居委会主任）

空巢、独居老人的号召难度，“心灵互助社”的暂时搁浅，进一步验证了实践情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正如Schone所说，专业实践者与服务对象需要共同面对的是问题情境的不稳定性、无秩序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实践智慧正是存在于局限与可能性共存的空间中。在此过程中，社工与社区工作人员分别以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共同解读服务对象及所面临的困境，再次认识到社区内高知老人，尤其是空巢独居老人过往生活惯性的力量。预计采取“迂回”策略，充分调动与发挥现有资源的力量、“从小处着手”（startingsmall）。以现有小组成员为起点，建立起与居民的深度信任，保证居民深度认识工作坊成立的目的与缘由，增强居民对工作坊的认同感与投入感；深入了解居民心理，制定更为适合居民的服务内容；利用现有居民资源，充分发挥居民网络的宣传、推广作用，扩大工作坊在社区内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2.实践者与服务对象的互为主体与角色定位。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充分意识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优势，社区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的“熟悉感”是开展工作坊的关键；此外，也正借此机会转变传统以往居民对居委会工作模式的认知，改变传统居委会“有管理无服务”的形象定位。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智慧及成长变化也在此过程中展露无遗。

以往社区活动策划往往缺乏评估环节，“活动计件而不计效”，活动松散且主题分割，难以形成实质力量渗透于居民心中。将社会工作服务评估意识深度移植到工作坊开展中，社会工作者协助设计参与老人信息档案登记表，包括每位老人工作背景、工作核心特质、人生感悟、日常生活主要内容、健康状况、自我评价等基本信息，纠正过往居委会工作中对老人的粗浅认知，形成对老人的全面认知，重新赋予社区居民为有能力、有思想、有需求、有梦想的完整个体形象，并为后期工作展开铺垫。具体来讲，掌握不同老人的健康状况，有助于后期展开相关主题知识讲座或展开社区内部的相同病史居民之间的支持、经验分享小组；了解老人工作核心特质及人生感悟，帮助社区工作者有效把握老人的人格特质，认识到环境因素对老人性格及行为的影响与塑造；充分利用优势视角，尊重每位老人的差异性与独特价值，针对不同老人展开个性化服务。如此，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之间实现理念传递、知识与经验共享。

六、结语

关注“与人互动”的社会工作学科特点，决定了社会工作实践绝非仅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运用，它必须关注整体情境，与情境展开互动。社会工作实践智慧是基层有效实践的关键，而生成与运用实践智慧的过程反映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在参与性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作为实践者，参与其中，不仅塑造着情境，同时与情境展开对话，即研究者置身于他所探究的情境中。而与情境展开对话，需要研究者接纳并且能够有效分析情境反馈，继而给予情境恰当的反馈。所考验的正是研究者置身于不确定的、复杂的、独特的情境中开放的态度与及时判断的能力。置身于不确定的实践情境中，研究者（实践者）的“安全感”并非来源于专业学术场域所赋予的专业权威，而是必须随着情境的变化与流动不断调适与转换自身角色，不断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与行为策略，从而实现对情境的积极塑造。

实践智慧的生成与运用过程改变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相互认知，也改变着二者之间的关系。互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互为主体，共同促进着知识的生产，共同解读情境及赋予情境新的意义。简而言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包含着相互认知、相互认可、相互学习、相互补充，正是在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构筑起专业关系。在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研究者深处本土并多次进入服务对象所处的情境，其角色是复杂且在不断变化着的。在与服务对象之间形成协同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更要培养自身实践中反映的能力，检视与总结自身与本土实践情境之间的对话，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空间与角色位置，以此更为有效地与不同互动群体建立信任关系、更好地融入基层实践场域，进而构筑来自于社会工作者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专业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