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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勉沈阳题材作品中的“小孩”形象论考

2019-02-21王志松刘楚婷

关键词:苦力奉天孤儿

王志松,刘楚婷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日本当代作家水上勉青少年时期曾作为“满洲国际运输公司”员工来到奉天(现沈阳)担任“苦力监督见习”,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题材。相关的作品有《小孩》(1979年)、《北京的柿》(1981年)、《沈阳之月》(1986年)等。目前学界对这一系列作品的研究还不多见,在有限的几篇论文中,作者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长篇小说《沈阳之月》中的娼妇形象描写上,却忽略了在一系列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小孩”形象(“小孩”是日本殖民时期,日本人对做佣人的中国少年的统一称呼)。水上勉为什么对“小孩”形象如此“钟情”?“小孩”在作品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小孩形象的变迁与其创作动机又有何种关联?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水上勉的殖民地体验及内含的反思和认识。本文通过对《小孩》(1979年)、《沈阳的天空》(1986年)、《奉天北市场》(1985年)、《沈阳之月》(1986年)、《关于小孩》(1986年)等5部作品中小孩形象的考察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水上勉的沈阳题材文学创作及其“小孩”形象

水上勉的创作中,第一次提到中国的作品收录于1963年出版的文集《枯野的人》。在这部文集的第一篇作品《青春放浪》中,水上勉以自述的形式回顾了自己19岁至23岁的亲身经历,其中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了他来到中国沈阳(时称“奉天”)担任“苦力监督见习”时的生活经历。文章结尾处水上勉说:“从京都出发前往满洲,在驶往大连的船上度过的夜晚,或许是我青春中最为闪耀的时光,然而来到奉天,彻底看清了社会的本来面目后,我瞬间感受到了绝望的苦痛。仔细想来,我不曾有过一天绚烂的,充满热情的日子”[1]。

《青春放浪》将关注点聚焦于人性本身,尝试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自己灰暗的青春岁月。正如引文所示,水上勉认为自己的青春如一串焰火转瞬即逝,在“奉天北市场”奴役苦力的工作让他看清了压迫与被压迫的残酷现实,这使他感到“绝望的苦痛”。这种苦痛是痛彻心扉的,以至使他感慨自己的沈阳体验与“绚烂”“热情”无缘,沈阳成为他“刻意忘却之地”。因此,自1939年回国以来直到24年后的1963年,水上勉才在《青春放浪》中第一次提及往事。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1979年,水上勉再次以其沈阳体验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小孩》。他以第一视角描述了主人公“我”来到“奉天北市场”工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在这部小说中水上勉第一次塑造了中国少年“小孩”形象。然而,包括水上勉的回忆录等在内,小说中“小孩”的形象并未一成不变地贯穿于此后的5部涉及“小孩”人物的作品中。

1981年出版的文集《北京的柿》中,共收录有《沈阳的天空》与《黄色照片》两篇描写沈阳的作品。《沈阳的天空》以作者印象中的沈阳灰褐色天空的描写展开全文,描述了“我”担任苦力监督见习时内心的苦涩,以及与娼妇“ハルエ”同为天涯沦落人相互取暖的经历。在文章结尾处,“我”因为肺病被遣返回国,除了同事和相好的娼妇外,在公司里干活的“小孩”也前来送“我”,令“我”十分感动。

《奉天北市场》收录在1985年出版的作品集《满洲昨日今日》中,文中水上勉再次回首1938年在“奉天北市场”的种种往事,其中也包括同锅炉房干活的“小孩”的相遇。

《沈阳之月》是1986年水上勉到中国调查、采访后创作的以沈阳体验为中心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记述了他时隔48年重访大连、沈阳时的所见所闻,还插叙了殖民地时期的诸多回忆,详细记录了日本同事对苦力施暴的种种恶行,并着重描写了中国少年“小孩”对我默默地温暖关怀。

另外,水上勉在《闲话一滴》(1986年)的后记“难以忘怀的人”中,还收录了回忆文章《关于小孩》。除再次描述“小孩”形象外,还特别地提到了当年自己将要离开沈阳的时候,“小孩”来到车站为自己送行的情节,与《沈阳的天空》一文形成了呼应。

综上,水上勉以沈阳体验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以及文集中或回忆录中提及沈阳的作品一共有9部。这其中,有5部包括《小孩》《沈阳的天空》《奉天北市场》《沈阳之月》《关于小孩》都描写了中国少年“小孩”的形象,尤其是《小孩》《关于小孩》更是明确地将这一形象作为主题集中刻画,可见“小孩”这一人物在水上勉心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至今还未有人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过深入研究,尤其是在涉及“小孩”形象的5部作品中,“小孩”形象的流变成因更是无人探讨,以下将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小孩”的抗拒形象

在对以上5部作品进行研读和比较后,可以发现“小孩”这一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如下的变化:从《小孩》中拒绝与“我”交流的小孩,到《沈阳的天空》中前来为“我”送行的小孩,再到1985年以后创作的《奉天北市场》《沈阳之月》《关于小孩》中一贯给予“我”温暖、无微不至的照顾的小孩。“小孩”形象的流变,表面上看似乎是写作手法变化的结果,实则内含着作者水上勉内心世界的变迁。

1938年,19岁的水上勉作为“满洲国际运输公司”的员工来到奉天(沈阳),在“奉天北市场”担任“苦力监督见习”工作,次年因咳血被送回日本。如前所述,沈阳并没有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浑浊的茶褐色的天空将奉天遮蔽,街道上黑压压的屋顶低矮沉闷,哪里都没有光亮。”[2]晦暗无光——这便是水上勉记忆中的沈阳,折射出他当时初来乍到、不懂中文、不熟悉工作,频遭同行日本人的排挤和欺负时阴沉的内心世界。之后,得了肺病怕被同事发现而被赶回日本的水上勉更是尽量躲避着日本人,因而愈发变得孤独、无助。然而,就在这样痛苦的岁月里,也曾有一两个人为水上勉灰暗的生活带来过几抹温暖的阳光。这其中的一位便是在奉天北市场的锅炉房干活的中国少年“小孩”。

头盖骨宽阔,后脑勺突出的大头,总让人觉得里边装满了脑浆。在我们村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大头孩子,常被人称作军舰头,不说别人,其实我自己后脑勺就很突出。虽然很少有机会仔细看头的后面,但是当我走在街上,偶尔透过店面的玻璃观察自己的侧脸时,也总会不禁感叹这军舰大头。不过,每当想起那位少年,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铁锤一般的大头,深陷的眼眶里嵌着病人一样澄澈的双眸,上面挂着一抹浅浅的眉毛。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东北部还被叫作满洲,我在沈阳一个货物站工作,这位少年也在这里干活。名字好像是“liu”,记不清是写作刘还是别的什么字了。我们都叫这个少年为“小孩”[3]。

这是水上勉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描写“小孩”形象,以此为题名的小说于1979年刊登在杂志《昴》一月临时增刊号上。小说以倒叙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我”四十多年前在“奉天”工作时的往事,开篇便以较多的笔触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小孩”的外貌。

水上勉的化身19岁的主人公“我”在工作期间,注意到了一名在锅炉房工作的中国少年“刘”,人们都称其为“小孩”。“小孩”因为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硕大头颅,以及他身上粗陋的衣着都使“我”联想起孩提时的自己,再加上年龄相近,使“我”自然而然地对“小孩”产生了亲近感。同时,不熟悉工作的我每当遇到不顺时,“小孩”总会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我”一直对他的默默关怀心存感激。但是当“我”听从上司泽井和末本的教导,跟他们一样苛责苦力后,“小孩”看我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后来“我”在中国人居住区巧遇“刘”时,他也立刻跑开,拒绝了与“我”的交流与沟通,即使后来写信给他,也未能得到他的回复。在一筹莫展之中,“我”忽然想起了“小孩”的父亲是在仓库工作的苦力,于是让懂中文的同事来替“我”问询。

末本吞下堵在嗓子眼里的饭,冲着正在火炉旁沏茶的刘的背影,用很快的中文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末本说的具体内容。听到末本的话,刘依然背对着我们,用简短的话语回了末本。他的声音十分低沉。末本一脸不屑,转头对我说:

“听他说,死了。”

说完便喝起酱汤来。我顿时心头一凉,放下筷子看向刘。刘将为我们沏好的三杯茶放在铝盆里,就那么背朝着我们端着盆,一动不动。突然,他巨大的头颅猛烈地颤抖起来。我十分后悔托末本询问了不该问的事。重新想了想,那日在内城商店街见到的妇女可能不是刘的母亲吧。但是我立刻在脑海中纠正了这一看法,那绝对是刘的母亲,刘父在她怀上孩子以后,却抛下他们离开了人世。如此一想我终于明白,在我入职后便一直注意到的,刘深陷眼眶里闪烁着的某种光亮,原来源自于刘内心的万丈深渊,我忘记了手中的碗筷,长久地注视着刘的背影[3]。

这一次,“我”虽然通过间接的方式同“小孩”进行了沟通,却因为触及到了“小孩”的痛处而后悔不已,而我的同事末本对“小孩”父亲死去之事表现出的冷漠和不屑一顾也极大地刺痛了“小孩”的心。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对话,并永远地断绝了“我”同“小孩”沟通的可能。一直到“我”因病归国,也始终没能敲开“小孩”对我紧闭的心扉。

然而,在《沈阳的天空》《关于小孩》等其他文章中,“小孩”对“我”都是亲切有加的,纵使不能进行语言上的沟通,也在举手投足之间给予了“我”无言的关照,甚至特意来到车站为“我”送行。水上勉曾回忆说:

1938年我到过中国。那是日本国际运输招工,我报了名,由神户坐船到大连,之后坐火车到了沈阳。在沈阳北市场附近当搬运工。我和中国工人一起装货车。工头很凶,常常用鞭子打人。后来我得了肺病咯血,不能再干活了。当时多亏有一个烧开水的中国孩子,总是照顾我。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40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不知他是否还健在?”[4]

这同小说《小孩》中拒绝与“我”交流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小孩”的身世也发生了改变。在其他回忆录和随笔中,水上勉虽然没有提到“小孩”的母亲,但都或多或少地交代了“小孩”父亲还健在,作为苦力在北市场工作的情节。然而在小说中,刘父的死讯将故事推向了高潮,“我”无意中的转问揭开了“刘”内心的伤疤,从而彻底断绝了两人沟通的可能。

那么,水上勉为何要在第一部沈阳题材的小说中刻画一个有异于自己真实体验的抗拒的“小孩”形象,并刻意突出“小孩”的悲惨遭遇呢?这大概源于水上勉对自身的殖民者身份的反思。

水上勉在此前的作品《我的六道暗夜》中虽然也对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者的残暴有所揭露,他自身却是清白的。然而,在《小孩》中他第一次描写了自己的加害行为。“小孩”是一个命运悲惨的穷孩子。由于在仓库里做苦力的父亲死去,撇下了怀有身孕的母亲和刚刚十一二岁的“小孩”,生活的苦难迫使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北市场锅炉房里加倍努力地工作。“小孩”悲惨的身世和作者水上勉有些相似。水上勉生在日本福井县一个偏僻穷困的山村,父亲是个穷木匠,整年在外,不问家事,一家五个小孩全靠母亲养活。就在水上勉九岁时,母亲为了减少一个吃闲饭的人,把他送到了京都相国寺当了小和尚。繁重的劳动和无法忍受的虐待迫使他逃离寺院,像野狗一样在社会上流浪。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他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令水上勉痛苦的是,有着与中国“小孩”一样悲惨命运的自己,在殖民地这样的环境当中,在整日里拿着鞭子追打苦力的日本同事的教唆下,自己也成了欺压和苛责苦力的一员,这不仅让他“彻底看清了社会的本来面目”,也使他感到了“绝望的苦痛”。

水上勉通过《小孩》中虚构“小孩”的抗拒形象,刻意描写了一个因主人公“我”变成了与其他日本同事一样鞭打苦力的加害者而沉默抗拒的中国少年形象,意欲揭示“小孩”与作为侵略者、殖民者、加害者一方的“我”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可以说,描写这种被拒绝的体验,表达了水上勉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强烈谴责和自我深刻的反思。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文学除了一些特殊的批判现实的作品之外,存在着一个通病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展现‘异国的情调’或书写无尽的‘乡愁’。比如在众多的‘满洲游记’、见闻记、采访记或导游记当中表现最多的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满洲’。而大量的返迁记录、体验记和再访记当中又不约而同地抒发了一种割舍不断的‘乡愁’。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带给他们这些感受和体验的殖民地本质问题的存在,很少有人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自我进行战争责任的拷问。”[5]因此,在那“满洲乡愁文学”蔚然成风的年代,水上勉带着对那些卑微无名的中国苦力的沉痛的赎罪感,勇敢地剖开自我将自身最灰暗不光彩的“人生秘密部分”讲述给世人,在小说中刻意地设置了一个拒绝与“我”沟通的“小孩”形象,借以揭露战争时期日本殖民者对中国人的丑恶罪行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恶,这正是对美化“满洲乡愁”风气的批判。

三、“小孩”形象的变迁与“残留孤儿”问题

1985年,水上勉带着那段短暂却痛彻心扉的回忆踏上了前往中国沈阳的旅程,经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回国后创作了一部沈阳题材的长篇小说——《沈阳之月》(1986年)。

水上勉重访沈阳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探寻“小孩”的踪迹。水上勉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的北市场,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是48年前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当时的情景浮现在了眼前。水上勉一行人在那里的职工公寓巧遇了一位当年被统称为“小孩”、曾经被日本人使唤的中国老人,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自己难以忘怀的“小孩”的情况。

虽然没有打听到,但是,在《沈阳之月》中,水上勉力图真实还原“小孩”的形象,并在《新水上勉全集》的后记中,证实了《沈阳之月》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源自自身的经历,所写内容都是真实的[6]。在这部小说中,水上勉第一次赋予了这个“小孩”姓名,叫“柯雪泰”,对“小孩”的描写也越发细腻起来:

柯雪泰当时十二岁,是个脑袋很大的孩子,在北市场的事务所干活。我就算八点钟来也能看到锅炉房里生好了火,热水也烧开了,想必他七点钟就来公司了。他十分勤奋,有些忧郁,有的时候性子急,经常因为违抗日本人的命令而被弄得直哭。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因为我十九岁,是最年轻的见习员工,所以常常对我投以示好的目光,当看见我干完活从外边跑进来的时候,他就会立刻从小桌旁站起来,提着水壶给我倒热水。我已经忘记他的父亲是哪一班的苦力了,年近五十,是父子二人一起来北市场干活的[7]。

可以看出,“小孩”是一个勤快、忧郁、善良又有反抗精神的少年,但对日本人的“我”却一直很友善。虽然在有“小孩”出场的水上勉的小说中,“小孩”与主人公“我”并不曾有过多的交流。但是,在水上勉“感受到了绝望的苦痛”[1]64的沈阳生活中,“小孩”的善意与默默的关怀成了我在最压抑痛苦的时光里最为温暖的慰藉。

而“小孩”的形象从1979年的《小孩》中抗拒的小孩,变成之后作品中默默给予我温暖和关怀的小孩。这种“小孩”形象的变化,应该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契机有关。这是因为在思考“小孩”形象变化背后的原因时,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那就是《沈阳之月》中,作者在言及给予自己温暖和关怀的“小孩”的记忆时,也提到了作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及殖民统治后遗症的“残留孤儿问题”,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这是否就是水上勉的创作动机?他笔下的小孩形象的流变是否与“残留孤儿问题”有关?为了解明这些问题,有必要回到那段历史中去考察。

据调查,日本残留孤儿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开拓团在战败撤退时因父母双亡或遭遗弃留下来的,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酿成的最大的民族悲剧。面对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大批孤儿和被遗弃的无辜孩童,善良的中国人民并未对他们发泄愤怒,而是收养在家里视如己出,保护他们免受欺凌,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养育成人。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残留孤儿归国工作迎来了重大突破。众多日本媒体聚焦此事,进行了多方宣传。尤其在1974年8月15日那天,《朝日新闻》刊登了多名来自中国的残留孤儿的信件,此事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8]。在这类行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也于1975年至1981年,通过新闻媒体分9次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了孤儿们的照片、同生父母分别的具体细节等信息,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寻求线索。在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残留孤儿的访日寻亲活动终于在1981年拉开帷幕,直至1999年共开展了30批次的访日寻亲活动。而水上勉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及“残留孤儿”的事情也是在残留孤儿访日寻亲活动迎来高潮的1985年。那一年,水上勉在报道中知道了此事,他在《满洲的昨日今日》中这样写道:

“要是乘坐人力车,给他们一半的费用就行。”

这是前辈们教导我的话。他们告诉我要是按照车夫提出的费用付全额就是愚蠢至极。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日本移民和中国当地做小本生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至今回想起都感到痛苦的记忆,但也是我不得不面对的。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有在奉天长大的孤儿为了找寻母亲来到日本。这些孤儿正是由中国做小本生意的劳动人民抚养长大的,看到这里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9]。

看见日本残留孤儿的报道,水上勉联想到了曾经短暂工作过的沈阳往事,想起了曾经在日本同事的教唆下,举起鞭子苛责苦力的自己的卑劣行为,羞愧难当。当年的经历反而加深了他对孤儿养父母的理解。

养育这些孤儿的养父母很难说是中国富裕的家庭。因为在新闻报道里就讲到大部分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或是商人和工人。就凭我对当时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关系的了解,养父母们绝不会对日本人有好感,但不管家境好坏,都对残留孤儿们给予满满的爱意,他们的慈悲心肠,若不是我们这些曾经欺压过、折磨过中国人的人是不会理解得那么深刻的[7]107。

若不是因为肺病被勒令回国,水上勉说不定也会留在伪满,和其他日本移民一样结婚生子。而当战败后仓皇逃命的时候,或许也会狠心地抛下孩子赤条条一人逃回日本吧。“所以,扔下孤儿的日本人的事情,收留养育孤儿的中国人的事情我都能理解。一味地欺压中国人的日本人,一旦把孩子托付给中国人养育,肯定会降下身段低头服软。可是即使他们不这样,中国人也会拼命呵护把孩子养育成人的,这些人全是被日本人欺压过的人。”[7]108由此不免联想到他那些当时鞭打、欺压苦力的日本同事们,战败逃亡的时候,会不会也把自己的孩子抛给苦力们收养呢?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大量中国人为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并没有以暴制暴,而是将残留孤儿无私地抚养成人,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时,还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回到自己亲生父母的身边。面对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以德报怨,像水上勉这样曾经欺压过中国人民而良心未泯的日本人倍感羞愧与自责,也促使他们深刻反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水上勉时隔48年再次来到中国东北,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恰好跟去日本访问后返回中国的来自辽宁省的残留孤儿代表团同乘一班飞机。恍惚之间,水上勉不觉将眼前日本残留孤儿们的景象,同自己40多年前乘移民船“渡满”时的情景相互重叠,回想起当年的往事,内心五味杂陈。水上勉这样写道:

当年各色人等混杂的三等舱的光景,同这些日本残留孤儿的出生年份相重叠,就好像翻旧照片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当年就是跟这些残留孤儿的移民的生父母差不多年龄。每当我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看到残留孤儿与生父母重逢的报道照片时,我就会哽咽。这理由之一就是让我想起我去中国的移民船。那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坚信日本军国政府所说的满洲是个王道乐土,相信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也梦想着进入新公司后,找个合适的对象结婚成家。谁能想到七八年之后,自己要同子女生离死别,不得不赤条条地回祖国呢[7]14。

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那些曾经满怀希望和信心扎根于日本殖民地的几百万日本移民被关东军和政府无情地抛弃,转瞬间沦为难民、流放者。残留孤儿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罪孽之一。而当像自己一样移民到伪满、百般欺压中国穷苦人民的日本人,战败逃亡中不得不遗弃自己的子女时,这些穷苦的中国人反过来却用博大的胸怀,承担起抚养他们孩子的义务。从抚养残留孤儿的这些父母的年龄来看,恰巧与水上勉难以忘怀的“小孩”相仿。

水上勉面对以德报怨的中国人民的慈悲心肠,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让他想到了善良的“小孩”身上同样具有这样的品格。在中国人备受殖民者压迫摧残的战争年代,中国少年“小孩”依然没有泯灭纯真善良的心灵,依然没有毫无分别地仇恨日本人。水上勉将这样善良的“小孩”同收养残留孤儿的中国父辈一代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是“小孩”,他也会像那些父亲们一样用全部的爱抚养曾经欺压他的日本人的孩子们。

同时,前面虽然介绍了日本媒体对残留孤儿问题的重视,但关注点却主要集中在残留孤儿的战争记忆及寻亲经历等事件上,而关于养育残留孤儿的中国父母亲们的记述却很少见。笔者通过《朝日新闻》的事件检索系统“闻藏II”,输入关键词“中国残留孤儿”发现,鲜有关于养父母的报道,且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10]。日本政府与媒体都将侧重点倾注到了孤儿们的受害体验上,然而豁出性命保住孤儿们的中国父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作为一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水上勉决定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诉说历史真相,直面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反复在文中强调“小孩”对自己的关怀,中国人民对残留孤儿的养育之恩。这大概就是水上勉将“小孩”形象从拒绝与我交流还原为给予我善意和关怀的“小孩”形象的缘故吧。

水上勉追忆往事,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开始为死而做准备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执拗于过去的往事”。“我重新面对了连跟妻子和孩子都没怎么讲的,只有自己知晓的那个时代,被忘却的,以及被有意识地忘却的满洲时代的空白部分,现在我要开始加以明确。”[7]5水上勉没有继续隐瞒直至终老,而是将尘封已久的往事写入了小说与回忆录中。他也并没有因为人生迟暮而自怨自艾,而是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经历的往事不断具象化,并深入挖掘人性的光辉,还原事实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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