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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深层逻辑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

2019-02-21刘宁宁

关键词:费尔巴哈手稿宣言

刘宁宁,蔺 奥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马克思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代表作,《手稿》中的多个观点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启发作用,其蕴含的共产主义理论更是为马克思新历史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完成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对《手稿》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更深层次的完善和发展,其秉承于《手稿》又超越《手稿》的共产主义观点体现了马克思对理论研究的不懈热情,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和实践不断演变发展的永恒生命力。

一、共产主义的建立路径:从哲学思辨到政治考量

《手稿》和《共产党宣言》都集中阐释了共产主义的建立路径问题。《手稿》以私有财产入手,从经济领域考察,运用哲学思辨分析共产主义的建立过程,即“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而《共产党宣言》从革命实践出发,采取消灭私有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手段,体现了与《手稿》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构建计划。

《手稿》从哲学思辨角度出发,吸收运用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以私有财产为切入点论述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希望运用费尔巴哈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而《手稿》的写作正为马克思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这也使得《手稿》的论述充满思辨气息。一是以矛盾角度理解对立,辩证分析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从私有财产推导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马克思认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根源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从能动关系、内在关系上理解,既考虑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又考虑客体化的劳动。从这条主线,马克思分析蒲鲁东、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理论进展,通过思想史的演进反推物质史的现实,得出共产主义“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私有财产出现的”[1]。因而最初的共产主义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75。从主客体二元对立,到共产主义的普遍化统一,马克思用哲学思维清晰论述了最初建立共产主义的趋向归宿。二是借鉴黑格尔的扬弃观分析共产主义思想。扬弃指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康德首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运用这个概念,而后费希特也大量使用,但多是在该词的否定意义上使用。黑格尔首先赋予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哲学涵义,并以此建构自己的全部哲学体系。他认为,概念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前一阶段而言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的否定,如此,概念的发展过程就体现出对旧质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的性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扬弃观,在《手稿》中将其理解为对象化的复归,是本质外化后本体的重新吸收。以此为引导,马克思在分析粗陋的共产主义、扬弃了其“卑鄙性”后,得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77。

《共产党宣言》着眼于政治革命,高举鲜明的无产阶级旗帜,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最终目的,提出一系列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明确观点。《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党纲性文献,既然是党的纲领,必然旗帜鲜明,并注重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诉求。在论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管是反驳敌对势力的歪曲污蔑,还是阐述自身的观点理论,多从政治实际出发,逻辑清楚,目的明确。一是从政党角度阐述建立共产主义的政治手段,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叙述共产党的原则、宗旨、性质和目的阐述了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形式,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从政治角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分析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后,得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自身掌握政权、自己当家做主才能改变被奴役的命运,共产主义才能在现实上成为可能的结论。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压迫,迫使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政治解放带动经济解放以至整个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二是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要求即彻底消灭私有制。所有制关系的不同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关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变革、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总结出“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2]414,所有制的更迭代表了历史的更迭。马克思恩格斯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表明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而非一般的所有制,所以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这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最终目标。私有制的消灭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最终实现,没有了私有制,也就没有了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消除了人对人的压迫,消灭了阶级和差异,人们才得以实现自由自在的活动。消灭私有制的鲜明立场也必将导致共产主义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体现其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独特性和超越性[3]。

从哲学思辨到政治考量的变革,并非否定了马克思早期的哲学逻辑思维。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理论探索时期的理性思辨和正确论证,才为以后的革命行动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1844年的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黑格尔法哲学的桎梏,在《莱茵报》期间接触的残酷社会现实已经唤起了他为人类着想的民主主义思想。《手稿》正是马克思告别黑格尔唯心主义迈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他接纳并思考共产主义思想的开端,所以当时马克思以哲学思辨考量共产主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19世纪4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对于马克思还只是学说,他本人当时还没有看到其实现的可能,也没有将共产主义上升到运动的高度,认为它“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1]90。而在《共产党宣言》时期,他已经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并有了关于共产主义现实实现问题的思考,后者面向无产阶级的党纲性质也不允许文中出现类似“扬弃”这样晦涩难懂的哲学术语。总之,以私有财产作为思考共产主义的切入点,从“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从哲学思考到政治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一脉相承的思想脉络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身理论的与时俱进精神。

二、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从人性复归到人类解放

对共产主义的思考是马克思毕生探索的重要问题。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内涵,马克思在《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从人的类本质复归的角度阐述共产主义的定义,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78。而4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带动人类的解放,从而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2]422。对于共产主义内涵理解的演变,体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探索的深入和发展。

《手稿》从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出发探讨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认为共产主义是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的全面复归,是在以往全部财产基础上人对类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也从人本思想出发探寻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一是认为人性的复归是人道和自然的复归。马克思虽然表示共产主义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或专制”的或“废除国家”的,但他也认为那样的共产主义是“尚未完成”的[1]77。他指出完成的共产主义应是人向自身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7]78。从实现人的本质的角度,马克思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而且等同于自然主义,即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最终调和与解决,也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1]78。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哲学范畴多个对立的真正统一,是人的自然本质的完全获得,是实现“大同”而“和”的思想的最终彼岸。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内涵理解。二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在分析人的自然本质的复归后,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视角延伸到现实活动。他认为历史是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对应着尚未被扬弃的私有制状态。共产主义从无神论开始,超越了无神论的“抽象的博爱”[1]79,最后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而存在,它是径直对应现实、追求实效的。而在考察现实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社会是由人生产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1]79,人作为社会动物,与自然界动物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社会中人与人的生产和交往,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统一,人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就是人本质的复归,就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79-80。共产主义至此达到了其合乎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双重统一。

《共产党宣言》将共产主义的内涵理解为全人类的解放,即组成没有压迫、废除阶级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疾呼,要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2]435,可见在那个时期共产主义的诉求已到付诸革命实践的阶段,上升到共产主义运动时期,此时对共产主义内涵的理解关键在于“解放”这个字眼。解放就是挣脱束缚,找回自我,获得自由,人类的解放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内涵的实现。马克思细致阐述了这一内涵的实现方法。一是通过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由小及大,将人类解放重任系于无产阶级肩膀,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唯一可能带来全人类解放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需要团结力量,形成阶级,组成政党,确定斗争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谈到:“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只有联合的行动才会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剥削和对立才会消失,人类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此外,这种联合无疑需要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科学指引。拥有欧洲人最为重视的民族感的马克思认为组成政党即上升到“民族的阶级”[2]419,这种有组织有纪律、凝聚力极强的有力集体将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得民主,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二是解放的最终形态是成立“联合体”般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写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字里行间清晰表明,在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无产阶级将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422。可见,新的社会是消灭了阶级,消除了阶级对立,取消了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建立人与人平等和谐关系的社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联合体”。因此,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而形成的不同于旧制度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满足人的诉求、回归人的本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家园[4]。

从人的本质的复归到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解逐渐深入。《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即完成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论述可谓丝丝入扣,逻辑清楚,秉承了贯穿全文的思辨逻辑,将共产主义内涵以人性本质的角度彰显出来,将其作为人类理想的终极家园。但《手稿》的共产主义思想从人的抽象本质出发,始终停留在思辨和实证的抽象范畴,使共产主义内涵漂浮于现实社会之上,飘渺而难以把握。而《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发展就在于它将理论学说与革命运动相结合,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规划了现实可行的实践路径,规定了阶级基础,确定了行动路线,制定了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构建了具体的社会形态,真正将《手稿》里的思想宏图付诸于现实行动。不可否认的是,两部文献都将共产主义作为人自由自在发展、回归人本性本质的极乐邦土。《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最本质的理解基本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贯彻,并由“复归”演进到“解放”,力图将梦想照进现实。

三、共产主义的认知基础:从人本主义到唯物史观

《手稿》和《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的解读基于不同的认知基础,这和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自身思想的发展脉络密切相关。《手稿》中自始至终贯穿的充满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气息的唯物主义思想在马克思解读共产主义理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整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又上升到了新的台阶。

《手稿》是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充分吸收费尔巴哈思想、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无神论阐述自身经济学哲学观点的著作。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基督教的实质》,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伪宗教的,并提出一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此书的发表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强烈反响,恩格斯表示:“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5]。《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充满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气息,试图在批判黑格尔唯心观点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新的世界观。一是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论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内涵的论述中明确表述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78。“历史之谜的解答”来自费尔巴哈的术语,这种解答就是通过分析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矛盾运动得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一结论。可见,马克思基于私有财产的扬弃、人性的真正复归阐述的共产主义借鉴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此时关于共产主义的表述还未超越费尔巴哈的思想框架。二是马克思通过借鉴费尔巴哈的理论探讨共产主义的同时,意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与旧思想、旧制度划清界限。《手稿》的重要写作意图之一就是清算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与旧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1]93,而黑格尔哲学从宗教和神学出发,代表的是旧势力的利益和诉求。因此在论述共产主义观点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自然界存在物是能被人类感知并且用来确证人自身的,现实的自然界、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人本学的自然界。这是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观论述的共产主义,体现了共产主义建立的唯物主义本质,即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能被感知的自然社会、人的社会,从而与黑格尔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划清界限,与黑格尔代表的封建、宗教旧势力分道扬镳。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表述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论证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建立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唯物史观创建的起点正式标志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理论的决裂。在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概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而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畴进行了详细制定。到《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时期,马克思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阐述共产主义及其实现方式。一是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规律论证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对历史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它推翻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但另一方面催生了贫困疾苦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受尽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逐渐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加剧社会财富的积累的同时,资本家却垄断了生产资料和大量资本,导致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这种生产关系必定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因此,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的结尾提出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措施,在1848年3月撰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进一步丰富了方法策略。二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历史的演进会带来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社会也由此产生不同的阶级,而不同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的阶级斗争则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勉强果腹求生。生活在最底层的、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变革、利用暴力革命打碎整个旧的制度机器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建立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共产党要起到坚强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434,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代表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向,要始终牢记宗旨、不忘初心,通过顽强不懈的阶级斗争带领广大无产阶级走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光明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著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了德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对这一流派进行抨击和讽刺。“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是德国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是费尔巴哈与赫斯的人本主义哲学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某些原理相结合的“杂拌儿”[6],其运用人本主义哲学词句论述社会主义的风格与《手稿》时期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风格有些近似。可见,《手稿》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分析还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未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稍显空泛和抽象。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在后来也遭到了马克思本人的驳斥。必须清楚指出,不能将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述当作马克思自身理论相互矛盾、互相冲突的证明,更不能因此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成“两个马克思”。相反,这正体现了马克思在时代和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我,不断探求真理的可贵品质。正是基于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断探索,才有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才会绽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灿烂光彩,马克思这种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不断艰苦探寻的伟大奉献精神值得后世永久尊敬和景仰。

四、结论

1844年到1848年是马克思思想历程中十分重要的四年。在这期间马克思不仅探寻出举世瞩目的新世界观,更在工人运动实践中不断前进,参与组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就此横空出世。从最初的天才构想到科学理论到迈向革命实践的艰辛探索中,马克思破旧立新,不断超越,立足时代,放眼未来,在为人类社会勾画自由发展、彻底解放的宏伟蓝图的同时,用坚定自觉的理论品格和扎根实际的革命精神树立起一面值得后人永恒借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

第一,崇尚真理,不断求索,在对先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完善科学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此时他对共产主义的论述还残留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随着经历工人运动实践的洗礼,马克思逐渐与人本主义分道扬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完成伟大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随之诞生。此时,共产主义理论的成熟度已超越《手稿》时期。这种理论超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颠覆,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提升,这体现了马克思在自身思想历程中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探索,是马克思一生不断求索真理的一个缩影。

第二,扎根现实,以史为镜,在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与思考中提炼科学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为共产主义运动探寻理论基础,曾经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手稿》中,他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私有财产的扬弃,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积极和消极因素,为倡导建立新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社会实践基础。《共产党宣言》时期,他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论证资本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从空泛其谈的哲学思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注和研究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找到科学理论的钥匙,把共产主义理想切实照进现实。

第三,洞悉时代,面向未来,在对时代的精准把握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中锻造科学理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7]。马克思撰写《手稿》和《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既是资产阶级疯狂掠夺、无产阶级渴求解放的“小时代”,也是资本主义上升趋势强劲但弊端尽显的“大时代”,更是社会上下亟须变革、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变时代”。在这种经济政治风起云涌、思想浪潮跌宕起伏的时代,马克思观察到社会阶级力量的碰撞,倾听到底层无产阶级的心声,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出精准预言。无论是《手稿》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滋养与熏陶,其来源于时代、依托于时代又同时作用于时代、超越于时代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永耕不辍的蓬勃生命力,它必将引领人类社会在时代的进步中奔向共产主义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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