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援朝

（日本崇城大学 综合教育中心，日本 熊本 860-0082）

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是一部描写日本遗孤陆一心曲折人生的长篇小说。小说从1987年第5期到1991年第4期在《文艺春秋》上连载。连载结束后，文艺春秋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3卷本的单行本，1994年又出版了4卷本的文库版。NHK以中日合作的方式将其改编成电视剧，作为纪念开播70周年特别节目，于1995年11月11日至12月23日播出。该剧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率，成为当年最火红的电视剧之一，之后又多次复播，依然反响热烈。21年后的中国，《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相同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是严歌苓的以日本遗孤少女竹内多鹤为主人公的《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同年出版了单行本，小说荣获《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奖、“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等奖项。2009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各电视台播放，受到观众的好评，成为当时的热门作品。具有不少共同点的两部作品都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可见她们对亲人分离、骨肉离散的题材更加敏感。同时，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从作品的反响来看，也可知道日本遗孤在中日两国都是牵动人心的问题。

所谓日本遗孤，系指日本战败以后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儿童，也包括妇女（日语称其为“残留孤儿”“残留妇人”）。他们主要来自移民伪满的日本开拓团，人数以居住在东北三省者为最多。作为战争后遗症的日本遗孤问题涉及日中两国，两篇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观众，关键在于其内含的悲剧性和传奇性。始于1981年的日本遗孤赴日寻亲一事不仅在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东北三省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个历史问题，在两个国家是如何被记忆、认识及讲述的？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文学的世界里，以上两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了解这个问题的材料和机会。以日本遗孤问题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她们都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而两者之间写作方法及遗孤形象的差异必然会反映出作者面对这个问题时的立场和认识。故本文主要以两篇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为比较的对象，围绕形象塑造及人物关系，通过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来考察两位作者对遗孤问题的认识及就此所展现的对战争、国家及人性的思考。为此，首先需要了解作品创作的动机及形成的经纬。同时，因为小说的映像化为改编的问题，故电视剧不在本次考察范围之内。

一、两部小说形成的经纬

记者出身的山崎丰子以《白色巨塔》《华丽一族》等社会派小说成名于文坛。其后创作的《不毛地带》及《两个祖国》也都是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主人公全都为男性。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在查阅资料、体验生活及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写成的作品。纪实性和合理性成为其社会派小说创作上的法宝，《大地之子》的创作依然沿用了这一法宝。一方面，小说的时代背景跨度较大，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不过，故事的开端却上溯至1945年的秋天。在日本战败，伪满崩溃后的混乱之中，两个日本开拓团的孩子留在了中国，7岁的陆一心和他的妹妹3岁的张玉花，原名松本胜男、松本淳子。大学毕业的陆一心在中国养父及妻子等亲人、友人的关爱下克服了身为日本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作为重工业部的工程师参与了中日合作的国家项目宝华钢铁公司的建设，并在此过程中与身为日方合作公司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的生父戏剧性地相遇。另一方面，从童养媳到农妇的张玉花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凄凉的一生，至死未能和生父再见上一面。作品中的宝华钢铁公司就是现实中的从日本新日铁公司引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山崎丰子事后多次表明，作品的基本构思是把“战争孤儿”与“宝钢建设”结合起来写，两者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所以，陆一心的人物设计是以“宝钢建设”为前提的，为此，受过高等教育成为必要的条件。兄妹俩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则是为了多层次地表现“战争孤儿”的问题。不仅如此，包括上层政治人物，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塑造都采用了对比的写法，最典型的就是陆一心的妻子江月梅和他的前恋人赵丹青的对照，以及陆一心与赵丹青的丈夫冯长幸的对照。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江月梅温柔、体贴；出身高干家庭的赵丹青热情、高傲。作为大学同学、后来的同事，身为遗孤的陆一心正直、善良；一心向上爬的冯长幸自私、阴险。

在各种座谈会和接受采访中，山崎丰子对《大地之子》的创作经过多有言及，有关资料大都收入其自著《〈大地之子〉与我》一书。同时，在单行本下卷的《后记》和《参考资料》中也有所披露。根据以上资料大致可以了解作品形成的经纬。创作的契机来自她第二次访中时的一次谈话。据山崎自述，1984年6月，她作为《华丽一族》的作者应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中国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干部曾向她提出：“你身为《华丽一族》的作者，这次有机会在中国长期逗留，希望能以宋庆龄为中心写一篇构想宏大的作品。”她回答说：“不，我根本写不了中国人”。对方提醒道：“说什么呀？你在《两个祖国》中不是写了美国吗？既然能写美国，为什么不能写中国？”“我写了美国？是日裔美国人呀。话一出口就醒悟到中国有战争孤儿，如果是这个题材也许能写。于是，初次决定写一部以‘战争孤儿’为主人公，以中国为舞台的小说。”[1]随后，她就开始收集起素材来。为此，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新疆等地。意想不到的是，在各地的采访遇到了很多障碍，当采访几乎难以为继时，有幸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山崎丰子在单行本下卷的《后记》中披露了部分会见时的情形。

我讲了采访的经过，他鼓励我说：“这是我们官僚主义的缺点，一定让他们改正。就算花上10年也应该写，不把中国写得很美好没关系，写中国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可以，只要写的是真实的就能成为真正的中日友好。”并承诺在采访上给予帮助[1]494。

这次会见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其后也有反复，在历时3年的调查中她访问了很多地方，包括对外国人未开放的地区，采访了包括作为陆一心原型的不少孤儿。陆一心的人物设计就来自这些资料。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在作品构思阶段，山崎见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竹内实，听说她打算写一部以“战争孤儿”为题材的小说，竹内实一点儿都不看好这个选题，并估计孤儿中可能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人能够成为共产党员，希望她在采访中能够求证这个估计。山崎后来在与作家深田祐介的对谈中透露：在采访中“两方面的例子都找到了，孤儿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不对，实际上是三人，其中一人因为学的是宇航，知道国家机密，因此不能回国定居。”[1]72可见，陆一心的角色设计并非想当然，而是经过史实考证的。尽管如此，正如竹内担心的那样，像陆一心这样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并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孤儿毕竟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物设计也是为了写宝钢建设。

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的故事完全在普通民众中发生，演绎作品的空间也不是自上而下、社会全景式的，而是以对外封闭的、特殊的家庭为剧情进行的主要舞台。这个家庭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小说的题名上：所谓小姨，在丈夫看来是妻子的妹妹，在孩子们看来是姨妈。但是，事实上两者却都不是。1945年秋天，从开拓团集体自杀的现场逃出的16岁女孩竹内多鹤留在了中国。她被卖到一户人家后与其儿子张俭育有一女。其时张俭已经结婚，妻子名叫朱小环，怀胎7个月时因被日本兵追赶而受惊流产，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张俭的父母买下多鹤是为了让她给张家生孩子。此处已隐含因果报应的寓意。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买来的多鹤作为朱小环的妹妹开始与张俭夫妇一起生活。在鞍山钢铁厂工作的张俭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带着全家不远万里转职来到马鞍山钢铁厂。在这里，多鹤又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小环依然是表面上的母亲。在为守密而封闭的家庭里，一家三人经历了种种感情纠葛和悲欢离合，包括多鹤流浪而归、张俭多鹤相爱、迎来“文化大革命”、张俭被捕入狱、田中角荣访华等。

据严歌苓自述，《小姨多鹤》的执笔动机源于一个多年以前听说的故事。“20多年前，一个朋友讲起他们班上有一对男孩，是双胞胎，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母亲是个日本人。二战结束以后，她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失去了亲人，后来被土匪抢劫，又辗转被卖到了中国人家，在和中国人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回到了日本。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下来，我去了三次日本，找到了一些日本女人谈话，回来之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完。”[2]这个故事本身就带有些许传奇色彩，显然严歌苓是被人物的命运所吸引，然后又是她热衷并擅长的女性题材。以此为契机，基于一定的采访成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其写作速度不可谓不神速。但是，三次赴日采访，时间都不太长，只能做有限的史实考证，不能与山崎丰子的采访相提并论。不过，严歌苓也有自己的强项。小说中张俭一家从东北的鞍山搬到了长江边上的马鞍山，其目的是为了保守多鹤的秘密。此说倒也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于为何是马鞍山？这是因为作者长期生活在那里。“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父亲被下放到马鞍山钢铁厂，严歌苓在马钢宿舍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那也是小说中张俭一家生活的地方。不仅是钢厂的职工宿舍，还有张俭和多鹤幽会的俱乐部等，也包括小环的生存之道，从菜市场到缝纫摊，可以说整个城市都是她记忆中熟悉的空间。在这个时空里讲述多鹤一家的故事，对严歌苓而言无疑是轻车熟路。所以，舞台的转移其实是写作上的策略，这就是小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原因之一。

如此看来，两部小说形成的经纬均已浮出水面。就山崎丰子而言，《大地之子》的执笔动机看似偶然，其实作为《两个祖国》的作者，“战争孤儿”也是她擅长的题材，故可以说偶然里面已包含必然。同时，就严歌苓而言，日本女人的故事一直难以忘却，作为在脑海中长期发酵的结果，《小姨多鹤》的执笔可谓水到渠成。不过，两位作者都不是当事人，没有亲身体验可以依据。在以想象力构筑作品世界时，山崎丰子采取的是社会派小说一贯的手法，即基于资料收集和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严歌苓则充分活用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这就是两部作品形成和创作上的差异。不仅如此，两部作品在写作手法和叙事结构、规模上也各不相同。

仅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以比较的方式考察《大地之子》和《小姨多鹤》的论文只有一篇，为朱琳的《相同的题材，不同的表达——山崎丰子〈大地之子〉和严歌苓〈小姨多鹤〉的比较研究》[3]。因为全文只有一页，与其说是论文不如说是论文的摘要或梗概更为妥当。其要点为：1.介绍山崎丰子在小说中使用“战争孤儿”而不是“残留孤儿”一词的事实。2.列表指出两部小说主要情节上的异同。3.言及两位作者民族立场的不同。尽管介绍了事实，列出了异同，但并未加以分析、考据。当时日本政府和媒体都使用“残留孤儿”一词，但山崎却坚持使用“战争孤儿”一词。这无疑与她对战争及“战争孤儿”形成的认识有关。其实，“战争孤儿”形成的根源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具体讲，首先是炮制出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再就是根据关东军司令部1936年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居计划”实施的作为国策的“满洲移民”。所以，要说战争那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直接导致伪满洲国土崩瓦解的苏联出兵东北不过是外因而已。

苏军的进攻给开拓团带来的打击是决定性的，遭受打击的版本却多种多样。虽然小说中也提到开拓团的命运各异，有集体自杀的，有逃亡成功的，但山崎丰子选择的是苏军对逃亡途中的信浓乡开拓团民的集体屠杀，侥幸从死人堆里爬出的松本胜男和淳子由此成为遗孤。历史上在佐渡开拓团确曾发生过这样一幕，为了坚持事必有据的原则，于是《大地之子》就借用了这个场景。其实山崎丰子的采访日记中记有一位叫张永海的遗孤的回忆。其中一个令她黯然泪下的情节是为了行踪不被苏军发现，随团的士兵命令各家杀死5岁以下的儿童，张永海目睹了父亲用背带勒死自己的妹妹。最终他的父亲被苏军抓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与姐姐在难民收容所里分别被中国家庭收养。在养父母的关爱、庇护下，高中毕业后考入黑龙江省的大学学习。“戴着黑框眼镜的双眼透着知性、强韧的意志”[1]36的张永海无疑就是陆一心的原型之一。但山崎最终弃用他的亲身经历而选择了苏军屠杀的版本，与其说是因为难以面对集体自杀的惨烈，还不如说是她对孤儿的产生有自己的诠释，由此可以窥见她使用“战争孤儿”的本意。与此相对照的是，严歌苓选择了集体自杀的版本。对此，《小姨多鹤》的《序言》里有不少想象真实的描写。严歌苓笔下的自杀场面带有宗教仪式的味道，对细节的渲染突出了树倒猢狲散的无助感和困兽走投无路的绝望感，可能会使敏感的读者产生些许因果报应的遐想。不过，这扣人心弦的一幕作为后来发生的那些颇不寻常的故事的开篇还是比较适合的。至于多鹤被作为商品买卖，陆一心也有类似的遭遇，突出日本遗孤遭遇的悲惨性，两者可谓半斤八两。

但是，两相对照，不得不说，山崎丰子的选择更多地突出了遗孤作为受害者的一面；严歌苓的选择则可能唤起读者心情复杂的同情。诚然，广义地说，小说中的日本遗孤及其父母——开拓团的农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如《小姨多鹤》中一个看似寻常却意味深长的细节——多鹤家常雇佣福旦等三个中国人干活所示，开拓团民也是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既得利益者，其生活基础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众的掠夺之上的，开拓团在日本的国策中被赋予了一定的国家使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主人公成为遗孤的经过不仅关系到他（她）们的今后，也反映了作者对战争及日本遗孤问题的认识。

二、山崎丰子笔下陆一心的形象

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陆一心最终被教师陆德志夫妇收养，养父母视其为己出，对他关爱有加。他从小在温暖的家庭中长大，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大连工业大学。仅就能考上“文革前”的大学而言，可以说他不仅比大多数日本遗孤，甚至比大多数同龄青年都幸福。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人生，内心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大地之子》为上、中、下三卷构成的长篇小说。阅读上卷时，时常掠过陆一心脑海的一句“因为是日本人”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因为是日本的战争孤儿”在内，这句话在上卷中反复出现了5次。尽管7岁以后一直作为中国人在中国长大，却不得不经常意识到自己是个日本人，这个精神上的葛藤宛如一个诅咒，一直如影随形，伴随着他走过了少年以来的人生之路。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从小就作为日本遗孤的宿命烙在他身上的“因为是日本人”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考验与磨难，逼得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命运抗争。以下，依次关注5个用例的场景，以此探微陆一心充满矛盾的人生。

见于《一章小日本鬼子》的第1个用例是这样的：他“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质问，因为是日本的战争孤儿，打小时候起二十多年来，就像图章一样盖在自己身上的蔑称——‘小日本鬼子’究竟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一天，作为技术员在北京钢铁公司炼钢厂工作的陆一心在公司召开的大会上突然被造反派以“日本侵略主义的杂种，日本鬼子”的罪名揪了出来。一夜之间从令人羡慕的青年技术员沦为阶下囚。经过数次审讯之后，被送到内蒙古的劳改农场劳改，在去劳改农场的闷罐子车中他发出了以上的自问。由于出发时在车站没有遇到一同被抓的厂领导，于是就想：“因为自己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所以才被发配到劳改农场。”其实，“因为是日本人”所受的打击，“文革”中的遭遇并非第一次。在《七章流刑》中他如是回想：“不一会儿，丹青对他说‘知道你是日本人后，我已经没有爱了，不能原谅你。’说完转过身，面朝来路，离开了土堤。第一次培育起来的爱，眼看就要开花结果，却因为是日本人，就这样夭折了。”

在大连工业大学读书期间，陆一心与同学赵丹青相恋了。因为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毕业前夕，他向身为高干女儿的赵丹青公开了自己是日本人的秘密。告白的结果，如上所述，被对方断然拒绝。初恋的夭折是他人生中“因为是日本人”遭受的第一个重大的打击。第3个用例见于《八章樱花、樱花》。某日在劳改农场放羊时，远处传来了口哨声，旋律似曾相识。原来是同场犯人黄书海哼的小调，日本民谣“樱花”。“因为是日本人，从7岁起就一直被喊小日本鬼子，青春时代的恋爱也因此破灭。现在，成为劳改农场的犯人，在自己面前‘日本’却突然出现。”黄书海是日本归侨，因为这次邂逅，他开始跟黄学习日语，原因很简单，因为是日本人。从这个时侯起开始被动地认同自己的出身，此事为后来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可见“因为是日本人”既给他带来苦难也带来转机。在同一章里还可以看到如下的用例：

派一个人出去放羊时，工匠气质的头儿的酌情决定不算数，在20名政治犯，8名刑事犯中，这活儿每次都落到陆一心头上，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日本人。好像结论是，如果是日本人，就算他逃跑了，除了养父母外没有别的亲戚，很容易被抓住。（八章 樱花、樱花）

这第4个用例已经超越了“因为是日本人”本来的含意，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不过，这样一来反而暴露出作者对这句话特别在意。如这个极端的用例所示，对陆一心而言，从少年时代就背负起的出身的宿命其实就是命运本身，可以说在某种歧视中长大的他，人生就是与命运抗争的过程。说得直白一些，为了描写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成长的陆一心，“日本人身份”的话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社会强加给陆一心（即日本遗孤）的“因为是日本人”就意味着负面的影响甚至噩梦的开始，这个逻辑对读者，尤其是日本的读者是不难理解的。之所以使用“强加”一词，是因为陆一心一直坚信自己是作为养父母的孩子长大的中国人，换言之，他在心中并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一点在第5个用例中表现无遗：“一心凝视着日本总理大臣一行的面孔。从小时候起就被人喊小日本鬼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扣上特嫌的帽子，因为是日本人，总是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今后会作为一个中国人被平等地对待了吧？”（十四章证据）这是陆一心阅读《人民日报》上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消息时的心境。虽然提起“因为是日本人”来依然是一副嗟叹的语气，但在知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息时，他在心中暗自期盼的不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被平等地对待。这多多少少有些讽刺的意味。当然，不排除背后也有一丝希望中日关系正常化能改善像他这样的“日本人”的处境的念头。

现实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不久，陆一心恢复了自由，“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中日间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在这一背景下，他被调到重工业部工作，参加了中日合作国家项目宝华钢铁的建设。伴随着这一变化，时常掠过他脑海的“因为是日本人”也从中卷、下卷中消失了。尽管如此，作为日本遗孤的宿命并未到此结束，“因为是日本人”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影响到他的人生。比如，调入重工业部工作，虽然在劳改农场学习的日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日本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按重工业部人事处长的说法，即使陆一心不会日语也是调入的人选，因为他7岁以前作为日本人在日本家庭生活，学起日语来比别人更加容易。这是“因为是日本人”带来转机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更多的还是投下的阴影。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冯长幸的告密事件。告密的内容无非是陆一心访日期间的行动有可疑之处、向日方公司透露了中方的情报之类。虽然都是为了陷害他而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但冯无疑利用了他的软肋，即身为日本遗孤的出身。因为此事被上司叫去谈话，“一心才切身地感受到自己的出身一直关系到自己的行动。参加中日合作国家项目宝华钢铁的建设，自己处于一个微妙而又困难的立场。”（下卷《四章告密》）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谈判中对日方表现得格外严厉甚至苛刻。

在下卷《二章 长江》中，围绕着陆一心的日本人身份，冯长幸和其妻赵丹青有过如下对话。冯颇为不屑地说：“我的直觉好像应验了，那家伙的出身果然是日本人。”对此，赵丹青坦承陆一心是自己初恋的对象，因为是日本人才未能结婚。然后直言：

和日本人结婚，我爸爸不会同意。我自己也不愿意。但是，陆一心不是像你那样利用我父亲的地位向上爬的宵小之辈。虽然血统是小日本，但是为宝华建设所付出的废寝忘食的努力，百分之百是个中国人。他是为了四个现代化挺身而出，一心想着让中国人民繁荣富强的出色的中国人。

作为前恋人眼中的陆一心形象，赞美之辞显然是发自肺腑的知己之言。不过，她自己也未意识到，对夹在中日之间的陆一心而言，其中的“血统是小日本”无异于一句咒语，替代“因为是日本人”再次预示其前途多难。因为她的告白加深了冯长幸的嫉妒，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诬告。下卷主要讲述陆一心参加宝华钢铁建设的经过。本来应是一个雨过天晴的故事，其间的光和影却主次倒错，影成为其中的主线——包括因为与生父松本耕次戏剧性的再会，因为访日期间丢失重要文件而多次做检讨并受到组织的审查，其间还被解除宝华建设的工作下放到地方钢铁厂等，那些令人激动、唏嘘、难过、愤慨的场面——虽然源于冯长幸的多次诬告，但都与“血统是小日本”有关。他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努力及家人、友人的帮助洗涮不白之冤的过程则成为光的一面。

如此看来，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就附在陆一心身上挥之不去，并且多次陷他入苦境的“因为是日本人”的诅咒成为戏剧冲突的焦点，而如何超越这个诅咒及其为此所做的努力对作者来说就是戏剧本身。但是这个戏剧是作者为了表现日本遗孤问题所构建的，虽然基于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但并未能全面、如实地展现当时中国及日本遗孤的现实。首先，当时中国社会对待日本遗孤的态度，并非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全面敌视。换言之，日本遗孤的生活环境尚不至于那么恶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由于抗美援朝、台湾问题、中苏交恶、抗美援越等，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以反美、反修为中心开展。虽然经过14年抗战，国民的对日感情早已形成，但也不像今日这般恶化。其次，从另一方面看，如日本遗孤问题研究家王欢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遗孤并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4]因为很多养父母在报户口时并没有将其申报为日本遗孤，这也是后来遗孤寻亲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再者，陆一心并不具有代表性。像陆一心那样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出自，“档案（身上书）上记载为日本人”的孤儿是少数，而接受高等教育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遗孤更是少之又少。如前所述，因为作者要与宝钢建设结合起来写，对陆一心的人物设计不得不走这样的路线。但这样的设计又涉嫌美化的问题，山崎丰子自己也承认，小说在杂志上连载时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表示抗议，指出陆一心这样的遗孤形象会引起读者的误会[1]174。对于作品和现实的差距，只能说那是作者为了塑造自己心中理想的遗孤形象所做的取舍选择，何况小说的主题也不单纯是日本遗孤问题。

关注“因为是日本人“的用例，可知大多数是出现在陆一心身陷逆境、倍感孤独之时。这时候，养父母陆德志夫妇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江月梅的爱情，以及朋友袁立本夫妇等人的友情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撑。小说中，为了洗刷他的冤罪不顾老年体迈四处奔走的陆德志的身影，以及江月梅默默无私的援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可以说被刻意放大的“因为是日本人”及由此展开的人间关系就是小说的基本方法。作者以此写出了日本遗孤陆一心在被命运捉弄中成长的故事。小说的末尾，在养父母和生父之间苦恼之余的陆一心最终决定作为“大地之子”在中国生活下去。这个结尾也是为人诟病较多之处。大久保明男认为这个结果与大多数日本遗孤的现实产生了乖离，为此批评道：“这不就是对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赞美吗？”[5]确实，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的意志选择留在中国的遗孤仅为少数，陆一心的决定给人留下高处不胜寒的印象。当然，选择留下有诸多理由可以考虑，如为了报答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超越“因为是日本人”的诅咒等。除此之外，作者替他做出这个颇有争议的选择，背后就没有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及日中关系的考量吗？

与此相关，在这里，笔者想关注的是小说与两部中国电影的关系，这一关系之前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两部电影分别为1981年11月和1982年4月上映的《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都是谢晋导演的作品。两者的主题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运动有关，前者面对“反右”运动，后者面对“文化大革命”。主人公均为在两次运动中受到迫害被发配至农场劳改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知识分子受难及最终命运翻转的作品，《大地之子》与两者有颇多相似之处。由于电影上映后轰动一时，山崎丰子不可能不知道影片的存在。因此，推测她看过影片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情节构成和叙事结构上受到一些影响也未可知。尤其是后者的结尾，在妻子和乡亲们的鼓励关怀下终于迎来平反昭雪之日的主人公，毅然放弃了去海外继承其父遗产的权利决定留在令他饱受磨难的中国。在刚从“文革”的混乱期中走出的中国，主人公的决定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表现受到礼赞，并在民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作为与其有类似遭遇的主人公，《牧马人》的结局不可能对陆一心的决定没有影响。至少，从两者的相似性来看，可以说《大地之子》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国当时的时代潮流。

三、严歌苓笔下的多鹤

《小姨多鹤》在《人民文学》上一次全文刊出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随后，陆续有评论文章发表，多数基于女性、母性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小说延续了《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创作中着力塑造的隐却自我、性格执著、长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一脉，向读者奉献出‘地道’的日本女子多鹤和地道的中国女子小环这个形象。”[6]诚然，视多鹤和小环为主人公的阅读，可以认为严歌苓在作品中想要表现的是陷入穷地、绝境的女性的坚韧和美丽，日本战败、遗留中国、“文化大革命”等不过是生成绝境的装置。但是，从创作的契机和小说的题名来看，作品的基本构思明显是以日本遗孤竹内多鹤的半生为主线的。叙述者在小说中没有使用“日本遗孤”而使用了“日本女人”一词。但是，在回国途中失去所有亲人，孑然一身留在中国的16岁的多鹤才是名副其实的孤儿。与“战争孤儿”陆一心相比也是如此，因为陆一心的生父还活在人间。

作为日本遗孤，多鹤也面临“因为是日本人”的问题。同样是以此作为作品的方法，但严歌苓在运用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大地之子》中“因为是日本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陆一心为此饱受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小姨多鹤》中的戏剧冲突也是围绕“因为是日本人”展开的不同的是多鹤因此成为被藏匿、保护的对象，她的日本人身份及三人奇妙的关系成为一家的秘密。张家从安平镇搬到鞍山，再从鞍山搬到马鞍山，多鹤长期装作不会说话的哑巴，张俭作为杀害“小石”的犯人服刑等，对外发生的大事都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可以说“小彭”“小石”这两个配角也是为这个秘密而存在的。就算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多鹤的日本人身份曝光后，似乎是失去了冲突的焦点。但围绕着归国及子女的态度和去留等，“因为是日本人”依然是戏剧冲突的中心。只是，戏剧冲突明显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外的，二是家庭内的，而后者才是主线。在这一点上，与《大地之子》正好相反。张俭、朱小环、多鹤三人之间“因为是日本人”产生了多重的葛藤，对作者而言，描写这一特殊家庭中互为纠缠的葛藤就成为戏剧本身。因为篇幅的关系，以下主要以多鹤和张俭的关系来检证戏剧冲突的展开。

“因为是日本人”，张俭起先对多鹤在心理上是排斥、拒绝的，主要基于其有关国仇家恨的个人经历。对多鹤而言，则表现为出自本能的民族意识。16岁的多鹤与陆一心不同，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个日本人。日语在她的身上一直与汉语相拮抗，直到归国时仍未熟练掌握汉语，除了因为特殊的生存环境外，对日语的依恋也是原因之一。这也表现在孩子们话语中夹杂的日语词汇上。在作者严歌苓看来，“因为是日本人”既是社会的问题，也是“日本女人”自身的问题。于是，生孩子和生出的孩子对于多鹤来说就有了特殊的含意。在倍感孤独时她就想：

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略）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第五章）

就是说，一方面，她把孩子当作联结她与亲人的血缘上的羁绊，以此来维系自己与家族及祖国的关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儿女的存在就是她生存的全部意义。一天，她被张俭带到江边的公园遗弃。因为迷路流浪至远方，凭着对孩子们的思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马鞍山的家里。经历过集体自杀的她，也想过以携子自杀来报复狠心的张俭。但是，女儿“丫头抬起脸，给她一个缺牙的甜美笑容，多鹤那代浪村人对于死的热情彻底冷却了。”（第五章）作为生育工具被买来的屈辱反而因为生儿育女被超越，这无疑是源于其母性本能的自我救赎，女作家的本领在此发挥得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孩子也是联结多鹤与张俭、朱小环夫妇的纽带。她与孩子父亲张俭的关系最初是：“多鹤不喜爱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不喜爱她。她不是要跟这男人讨到喜爱，她讨的是生存。”（第四章）理由很简单，对她而言，“这个男人”是“占领军”；对他而言，因为“她”是“日本人”。这样的关系并未超出中国人的常识。张俭也想过：“如果什么都能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第四章）那么，他最终是如何越过“一场战争”的呢？在作者那里，两个年轻男人女人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遗弃事件过后，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在所爱之人面前，多鹤的民族意识、张俭的反日情绪都随风而去。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对爱情的描写。第三章里有这样一个如画的场景：“一棵歪脖子槐树，一个草人，一个半塌的庵棚，都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坐标点。小环并不懂得什么地平线坐标点，她只是站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阵敬畏神灵的呆木。”一般而言，使用第三人称时，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并不在小说中事件所发生的空间，而是置身于那以外的独立的空间。所以，如以上引文所示，叙述者强调自己与小环的差异并不令人意外，重要的是，读者在此可以窥见一幅叙述者自上而下俯视出场人物的构图。包括如画的场景在内，无不显示出小说的叙事偏向视觉化描写。杨晓文指出：“《小姨多鹤》擅长心理描写。”[7]但是，小说中比起心理描写来，窥视的场面，即视觉化描写更为抢眼，尤其是在爱情描写上。张俭初次觉察到自己对多鹤已心生爱意就是在窥视之中。

过去只要是日本的，他就憎恶，多鹤身上曾经出现的任何一点日本仪态，都能拉大他和她的距离。而自从知道了多鹤的身世，多鹤那毛茸茸的后发际和跪姿竟变得那样令他疼爱！他在这两年时间里，和她欢爱，和她眉目传情，有一些刹那，他想到自己爱的是个日本女子。（略）她是他如此偶然得到的异国女子！他化解了那么大的敌意才真正得到了她，他穿过那样戒备、憎恶、冷漠才爱起她来！

她的身世让他变了心，变得对小环二心了。（第六章）

多鹤不仅仅是被窥视的对象，窥视也产生互动，正所谓“眉目传情”。“刚刚才对视过，她又开始寻找他的眼睛。先从他的手，看到他的挽起袖子的臂膀，然后到他的肩。在她的目光爬上他的脸时，他回过头。这一次看得长一些，两人都对这种对视很贪。”不光是两人的相互窥视或对视，小环也早已加入窥视的行列。她眼中的多鹤是这样的：“一个湿漉漉的小母亲，肚子的大小跟生孩子之前没差多少，肚脐下面一根酱色的线，直插进两个大腿间的一大蓬黑绒毛里。那里长了有小半个脑袋的毛发，而多鹤脑袋上长了两个脑袋的头发。”（第二章）多少难以启齿的身体描写，恋爱中微妙的心动感觉都通过窥视得以如实呈现。多用视觉化描写虽然与叙事的结构有关，但多鹤长期对外装聋作哑，以及由于依恋日语造成的语言能力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语言障碍作为“日本妇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成为情节设计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严歌苓充分利用这个因素打造出这篇小说独具特色的爱情描写。不善言辞的炼钢厂工人张俭的视线落在多鹤“毛茸茸的后发际”上，观察的细致不亚于女性的视线。变化的契机来自“多鹤的身世”，即她在归国途中的血泪逃亡史。为此，说他对多鹤的爱出于同情也无可厚非。尽管他以一个颇为宽泛的理由接纳了她和她所背负的日本，他们的爱情之花确实绽放了，多鹤的爱显得更加无私。

在和张俭相爱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要中国人把她作为同类来认识。她甚至没有觉得孤独过。她有她的孩子（略）但是这些都变了。她一生相托地爱上了张俭，似乎他是不是她孩子的父亲，已无关紧要，已文不对题，要紧的是，她在这块异国国土上，性命攸关地爱上了这个异国男子。两年多时间，她和他私奔过多少次？她再也回不到原地了。她秘密建立起的代浪村毁了。是她自己毁的。因为她渴望这块生养张俭的国度接纳她，把她不加取舍地融进去。因为致命地爱上了张俭，她才不加取舍地接受了他的祖国。（第七章）

多鹤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张俭，还包括张俭的祖国，甚至超过了爱她的孩子。爱情终于超越“一场战争”使两人在心灵上得以结合。相比之下，张俭的爱显得理性一些，却也深沉有加。其深沉度，如“有一次多鹤在擦地板，小石盯着她撅起的屁股呆看，小环见张俭手上的青筋都暴突起来。张俭的心头肉裸出来给一双脏眼看了”（第九章）所示，也表现在对窥视的排他性上。“俱乐部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恋情有所收敛，但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深邃。“小石”的死和张俭的入狱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表面上，垂涎多鹤的美貌，并欲以她的秘密逼其就范的“小石”蹊跷地死于一场事故。事实真相如何，作品中没有明说。但事故是张俭一手造成的，并为此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同时，多鹤身边的危险得以解除。有了这些难道还不够吗？两个人真挚相爱的故事印证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超越战争、民族的隔阂融合、共处下去。与《大地之子》截然相反，作者为此刻意排除了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其实，融合、共处也产生于平凡的日常生活。

这首先表现在生活习惯上。如“小环想，一旦没有了这平滑如镜面的地面，没有了熨得平展、浆得香喷喷的衣服，没有了酱小虾小鱼知了蛹和红豆团，张家的人能否活得下去?（略）十多年来，多鹤陆陆续续把代浪村的家搬进了这里”（第九章）一样，多鹤总是把家里的水泥地擦得铮亮，把洗过浆过的衣服熨得平平的。对这些“因为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张俭和朱小环起初是颇为抵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但接受了她的习惯还将其当作了自己的生活美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小环曾经把弄脏家里地面的二孩的爱犬直接扔下了二楼。描写这种因生活习惯引起的磕磕绊绊正是女性作家的拿手好戏。另外，在艰苦、窘迫的生活中，“凑合”这个词成了家庭主妇小环的口头禅。她的生活哲学在不知不觉之中也影响到多鹤。张俭入狱服刑后，多鹤暗自在心中定下每天与他会面的时间后，心里平静了许多。

一天，多鹤对一直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感到惊奇：它怎么突然就不在了呢?小环还是天天叹着“凑合”，笑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混下来了。她也跟着她混下来了。按多鹤的标准，事情若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她宁肯不做，小环却这里补补，那里修修，眼睛睁一只闭一只，什么都可以马虎乌糟地往下拖。（略）再一转眼，混到秋天了。“凑合”原来一点也不难受，惯了，它竟是非常舒服。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觉地熄灭了。（第十四章）

如上所示，“因为是日本人”在共同生活中一点点地被消磨，在自然而然地接纳“凑合”的那一瞬间，可以说多鹤完成了向中国人的转变。多鹤和小环承担了各自的角色，她们的互相影响促进了这个奇妙家庭内的融合和共生。就这样，严歌苓以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经验促成了多鹤的转身。虽然多鹤的改变尽在情理之中，但她的归国却显得颇为唐突。问题不是归国的时间而是其契机。多鹤在逃亡途中救了一个叫久美的女孩。后来，她活着回到日本，18岁时成了一名护士，偶然知道田中角荣即将访华，就给他写信谈了自己的经历，于是就被选为随行护士。她托田中首相向中方转交寻找多鹤的信，促成民政部门找到多鹤为其办理归国手续。这个故事就算合情也不合理，明显是想当然的产物。对于小说中的想当然，杨晓文已有多方指摘[7]。不得不说，严歌苓对日本的了解与山崎丰子对中国的了解无法同日而语。好在严歌苓对此还有些自知之明。对多鹤回国后的叙事全都为书信形式，书信可以过滤掉细节，从而避开自己的弱点。与陆一心的选择相反，多鹤最终回到日本生活。小说中，她回国的意义在于其信中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是：“所以从中国归国的人成了日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多鹤还说到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代浪村乡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挨揍，因为同学们叫他中国佬。就像这孩子归国前中国同学叫他日本鬼子一样。”（尾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两部日本与中国的在时间上相差了21年的小说《大地之子》和《小姨多鹤》都是以日本遗孤问题为题材的，都不约而同地揭开战争的伤疤，描写了主人公作为遗孤命运多舛的人生。但执笔的动机、作品的方法及所呈现的遗孤的形象却大相径庭。

《大地之子》是一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相交织的纪实性小说。作者通过与宝钢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将日本遗孤问题最大限度地社会化，以“因为是日本人”为焦点，在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中描写主人公陆一心曲折的半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作为作品的背景，也是作品表现的对象。小说具有社会全景式的空间，所展现的上至中南海的政治生态，下至贫寒农村里百姓的生活。就是说，陆一心的故事具有少见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作者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可以说陆一心身上集合了众多遗孤的故事，堪称典型人物。但是，作为遗孤他的人物设计又很小众，不具有代表性。尽管如此，作为作者所塑造的非典型的典型遗孤形象，在逆境中成长的陆一心及帮助他脱出逆境的众多中国人所演绎的感人故事明确地显示了山崎丰子对日本遗孤及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对绝大多数日本遗孤选择回国定居的现实，陆一心逆潮流而动，选择了留在中国。这个选择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赞美”，不如说是迎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其中寄托着山崎丰子对战争的反省和对日中友好的期望。在她看来，不在精神上成为“大地之子”，战争的后遗症是难以克服的。

与此相对照，《小姨多鹤》是一部以个人叙事为主，描写大历史中小人物人生的小说。作者主要不是在人与社会，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描写主人公多鹤的传奇人生。这一点是《小姨多鹤》与《大地之子》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作为具有传统美德又魅力十足的日本女性，可以说多鹤是作者严歌苓基于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历史知识所塑造的颇具象征意义的遗孤形象，反映了她对战争及日本遗孤问题的认识。作为一个日本遗孤或女人，多鹤也面临着“因为是日本人”的问题。不过，在严歌苓看来，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人与人的问题，可以通过爱情、友情克服、解决。换言之，在《大地之子》中，“因为是日本人”是陆一心人生中必须逾越的障碍；而在《小姨多鹤》中，更多的是多鹤得以存在的条件，一个让张俭及其周围最终都接受的条件。小说中，在战后的混乱之中以异常的方式成为一家人的张俭、小环和多鹤三人经历了从相互敌视、排斥到相互接纳、相亲相爱的过程，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女人与女人的友情交织在一起演出了一场复杂而又单纯的人生剧，从而印证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超越战争、国家的鸿沟实现人与人的融合、共生。这无疑是严歌苓在跨国界探索人性方面所做的又一次尝试。诚然，与陆一心相比，多鹤的人生实在平凡甚至卑微。但是，在中国这片饱经风雨的土地上，她能与所爱的人相爱，为她所爱的人们做出她能做的一切，这难道不是人性的美好吗？当然，陆一心与江月梅的结合及养父母对他的关爱也诠示了融合、共生的可能，但多鹤和张俭的结合经历了从敌视到和解到相爱的过程，更具有象征意义。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多鹤在来信中传达的日本遗孤回国后的处境。他们在日本不但生活艰难，还受到歧视的事实除了揭示遗孤命运的悲剧性外，同时也暴露了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和排外性。相比之下，尽管多鹤及其子女在社会上也受到歧视，但主线还是和解、融合和共生的故事。就文化的包容性而言，从中可以体味大陆中国和岛国日本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