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 亮

糅合了非洲本土文学传统和民族解放诉求的非洲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非洲作家将非洲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进行结合，其笔触深入探讨了非洲的命运与发展”。(1)朱振武、韩文婷：《文学路的探讨与非洲梦的构建——尼日利亚文学英语文学源流考论》，《外语教学》2017年第4期，第98页。在众多语种的非洲文学中，非洲英语文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洲作家借英语书写了非洲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为非洲梦的实现和非洲路的构建增添了重要一笔”。(2)朱振武、韩文婷：《三重空间视阈下的非洲书写——以本·奥克瑞〈饥饿之路〉为中心》，《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第67页。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和库切等都是享誉世界的非洲英语文学作家。1986年，索因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引发了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随着中非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入(比如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中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与复杂，都与20世纪不可同日而语”。(3)黄晖：《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第147页。综合来看，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别文学和单个作家研究，对非洲英语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关注不多。事实上，作为世界英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非洲英语文学与英语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联，考察这种关联无疑有助于进一步认清非洲英语文学的世界影响，并能为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鉴于此，本文梳理加拿大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并由此延伸至非裔加拿大文学创作和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勾连。不同于其他非英美英语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拿大有庞大的非裔人口，这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也为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加拿大和非洲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非裔加拿大文学并非全然平行，而是互有交叉和渗透。非洲英语文学和非裔文学的加拿大维度为重审强调跨民族视角、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加拿大排除在非洲流散之外的“黑色大西洋”话语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从20世纪40年代联大会议上加拿大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暧昧态度，到60年代对种族隔离的明确抗议，(4)这种态度与二战后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参见Peter Henshaw, “Canada and ‘South African Dispute’ at the United Nations, 1946-1961”,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33, no. 1 (1999), pp. 1-52。再到后来以人道主义名义对非洲国家的援助，(5)通过援助非洲，加拿大政府意在树立加拿大人道主义行动家的形象，这是其对外政策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般民众也的确认为加拿大在非洲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参见David J. Hornsby, “Changing Perception into Reality: Canada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9, no. 3 (2014), pp. 334-352。加拿大与非洲这两个相隔遥远、看似互无瓜葛的区域事实上一直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构成了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学术研究的肇始，域外研究成果的引入是至关重要的。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在其草创阶段，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纳为催生本土研究提供了媒介。1974年，著名黑人学者、美国加勒比研究协会和重要学术期刊《加勒比研究》的创始人奥斯卡·达桑(Oscar Dathorne)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十世纪非洲文学》(AfricanLiteratureintheTwentiethCentury)，(6)该书首次出版时的题目是“黑色思想：非洲文学史”(The Black Mind: A Hist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从语种、地域和文类等方面对20世纪的非洲文学进行全面和客观评述，是非洲文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1976年，该著作引入加拿大，由安大略省的伯恩斯·麦凯恩出版社出版，对加拿大本土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如果说域外成果是外力和引路人的话，那么本土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创建则为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内在驱动。1962年，美国非洲研究会开设加拿大非洲研究委员会；1970年，该组织脱离美国非洲研究会，成为非洲中心组织，逐渐发展成今日的加拿大非洲研究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从2009至2018年，共召开了10届年会，(7)第十届年会于2018年5月4至6日在女王大学举行。议题涵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为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充分的智力支持。此外，加拿大目前共有六所高校(8)分别是：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约克大学、卡尔顿大学、圣玛丽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开设非洲研究项目，提供非洲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比如，多伦多大学的非洲研究项目挂靠在历史与文化学系，开设当代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话题等课程。约克大学设有独立的非洲研究中心，开设后殖民非洲文学和非洲戏剧等课程，并且颁发非洲研究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这些机构和研究的举措为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

从整体上看，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关注“边缘”国家的文学创作。与国内研究集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亚(比如南非的库切和戈迪默以及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和本·奥克瑞)等非洲“主流”国家不同，加拿大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不仅关注“主流”，还注重“边缘”，喜欢“剑走偏锋”。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的个人学术兴趣，跟加拿大的身份定位不无关系：虽然加拿大是发达国家，但曾经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至今还效忠于英国女王，更不用说还时刻处于南方近邻——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下，所以它既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强国，这种“夹缝”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研究的取向和品味。当然，非洲英语文学也并不是那些传统文学强国一家独大，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小国文学同样人才济济、精彩纷呈。佐川杰西(Jessie Sagawa)的研究就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探讨当代马拉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建构，认为这种建构是西方殖民、母系制和父系制三种话语混杂的结果，以男性价值观为导向的传统使得女性形象处于次要位置，被边缘化。该研究涉及二十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马拉维的整体小说创作，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突出的补白作用。(9)参见Jessie Sagawa, “Daughters of Makewana: A Critical and Contextual Study of Women in Selected Malawian Novels in English”,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2006。

其次，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相比男性作家，从数量上看，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女性作家作品研究。一般来说，受社会成见和社会分工的制约，女性作家成名的难度要大于男性作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女性作家是相对弱势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的授奖史上，仅有14位女性作家获奖，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然而，在加拿大，女性作家的认可度和取得的成就丝毫不输于男性，真的可以说是女人撑起了加拿大文坛的半边天。门罗和阿特伍德这两座高峰自不必多说，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wrence)、梅维斯·伽兰(Mavis Gallant)、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也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以她们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加拿大女性文学本身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对学者的选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汉拉斯基(Denise Handlarski)考察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黑人女性文学，探讨这些黑人女作家如何通过再现日常生活体验，以及把这种再现与他人关联，抵抗体系化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10)参见Denise Handlarski, “Re/sisters: South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PhD. diss., York University, 2011。阿桑特(Samuel Yaw Asante)聚焦加纳的阿特埃杜(Ama Ata Aidoo)和尼日利亚的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两位著名黑人女作家，对其进行显现于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层面的“真实历史”的“自我质询式”(self-interpellative)解读，探究她们如何通过文学创作重新占有属于女性的空间。(11)参见Samuel Yaw Asante, “In My Mother’s Tongue: A Study of Selected Works by Ama Ata Aidoo and Buchi Emechet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gary, 2000。广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不仅包括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关注，还涉及从女性视角对文学作品的解析，上文提到的佐川杰西的研究就属于该范畴。

再次，具有突出的理论意识，注重非洲文学理论的构建。加拿大文学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与影响，文学批评功不可没。首先，加拿大具有世界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弗莱和哈钦；另外，许多加拿大作家本身就是优秀的批评家，比如阿特伍德和克罗耶奇。因此，加拿大学者的学术研究往往具有比较突出的理论意识。这一点也反映在加拿大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上，研究者们往往对文本和理论进行互文观照。姆扎利参照后殖民理论，解读法拉赫(Nuruddin Farah)、霍夫(Chenjerai Hove)、薇拉(Yvonne Vera)、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和阿塔(Sefi Atta)等作家如何运用“协商”(negotiation)和“抵抗”(resistance)，将其作为从美学和社会政治意义上介入索马里、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等国后殖民叙事的工具。(12)参见Ines Mzali, “Postcolonial Readings of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 in Selected Contemporary African Writ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ontreal, 2011。从姆扎利的研究可以看出(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非洲文学本身就蕴含丰沛的批评能量。后殖民理论研究的经典著作、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明确指出：“非洲各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海各国、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及斯里兰卡都属于后殖民文学。”(13)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不仅如此，该著“位于交叉路口的理论”一章直接辟出“非洲文学理论”一节，专门梳理非洲文学理论的脉络和重要议题，比如“回归和建立独特的非洲艺术观，如艺术功能、作者的角色以及传统艺术形式”，“坚持非洲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排斥欧洲模式对个人经验的专注”，以及非洲特性与普世阅读的对立，等等。(14)阿希克洛夫特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9页。可以看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构建十分倚重非洲文学资源。事实上，非洲文学理论的价值不在于为西方理论的构建提供参照，而是对西方理论假设和价值观提出挑战，这种挑战的基础就在于非洲文学理论独特的体系。在奥德乔(Aboudou-Lassissi Odjo)看来，非洲文学乃至整个黑人文学理论受制于一种“表达危机”(crisis of articulation)，这种危机“主要是西方认识论和政治霸权的遗产”。(15)Aboudou-Lassissi Odjo,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the Future of Black Literary Theo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3, p. III.奥德乔指出，黑人文学批评的根源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古埃及哲学，要颠覆西方霸权，就要回归这种根源，跳出以黑格尔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欧洲哲学的言说框架，实现黑人文学批评的光明前景。

上述特点说明，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与加拿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总体格局密不可分，正是这种相关性造就了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独特品格。应该说，目前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中心依然在英美，但加拿大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2003年，路特立支(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由著名非洲文学研究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蒙·吉甘迪(Simon Gikandi)主编的《非洲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AfricanLiterature)，该作以三十多万字和近七百个词条的篇幅，涵盖了各主要语种非洲文学的所有重要方面，是非洲文学研究最权威的研究资料之一。这部重要著作的编者就包括多伦多大学的穆德利(Anissa Talahite-Moodley)、卡尔加里大学的邱亚普(Alexia Tcheuyap)和女王大学的麦克尼(Lisa McNee)(16)麦克尼紧跟研究前沿，撰写了不少颇有洞见的非洲文学研究方面的书评，表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相关书评可参见“Resistance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Fiction by Neil Lazarus”, College Literature, 19/20, 3/1 (1993), pp. 253-255; “On Postcolony by Achille Mbemb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4, no. 1(2001), pp. 164-165; “Claiming History: Colonialism, Ethnography, and the Novel”,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32, no. 4 (2001), pp. 218-220; “Women Writing Africa. Vol. 2: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by EsiSutherland-Addy and Aminata Diaw”, Biography, Vol. 29, no. 4 (2006), pp. 747-751。等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这充分说明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影响力。

当然，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并非全然没有问题。乔治·迪(George J. Sefa Dei)在《加拿大非洲研究：问题与挑战》一文中呼吁对非洲研究进行“去殖民化”，以期为黑人身份提供一种框架和聚焦点，使得非洲人民“拥有更为浓厚的身份、历史和文化意识，以应对他们当下和未来面临的生存问题”。(17)George J. Sefa Dei, “African Studies in Canada: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6, no. 2 (1995), p. 155.在加拿大语境下，随着非裔加拿大人自我意识与文化和种族自豪感的提升，“加拿大教育者们正在被号召从植根于非洲中心价值的视角，对非洲问题进行批判性考察。致力于非洲研究的学者们被敦促以非洲主体性为基础，来构建他们的分析与观点”。(18)George J. Sefa Dei, “African Studies in Canada: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p. 156.而要做到这些，“他们必须批判学校和社会层面的观念和实践，这些观念和时间制造、扩散并维护白人对非洲人和非白种人的霸权”。(19)George J. Sefa Dei, “African Studies in Canada: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p. 156.该文虽然聚焦教育层面上的加拿大非洲研究，但其分析毫无疑问也适用于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在“去殖民化”问题上，不少学者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奥德乔从非洲视角对黑人文学批评的观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还有部分研究并不是从非洲文学本身出发，而是用非洲文学为西方文学和理论做注脚。当然，正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陆的非洲特性和普世价值之争所揭示的那样(前文提到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有论及)，一味强调非洲性也是不可取的；两者间的平衡和调和非常重要。如何在规避本质主义的前提下，真正挖掘出非洲文学的价值，实现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这是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能否持续发展并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二、非裔加拿大文学的缘起与流变

非洲英语文学之所以在加拿大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加拿大有大量的非裔人口，这是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非英美英语国家的不同之处。非裔加拿大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7世纪，“1606年，一位名叫马修·达·科斯塔的黑人来到新斯科舍，这通常被认为是加拿大黑人历史的开端”。(20)Joseph Mensah, Black Canadians: History, Experience, Social Conditions, Halifax & Winnipeg: Fernwood Publishing, 2010, p. 46.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亲英派白人携带黑奴从美国迁至加拿大，还有一大批黑人为了自由支持英国，也逃往加拿大。1850年，美国通过《逃亡奴隶法案》(FugitiveSlaveAct)，允许南方奴隶主到北方自由州追捕逃亡奴隶，引发巨大争议，迫使许多黑人有识之士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继续自己的事业，这其中就包括玛丽·安·雪德(Mary Ann Shadd)、萨缪尔·沃德(Samuel Ward)和马丁·德兰尼(Martin Delany)等著名黑人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美国内战结束后，不少黑奴回到美国，此后到20世纪中期，加拿大黑人数量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增长期。20世纪60年代，伴随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改变，大批黑人从加勒比和非洲涌向加拿大，加拿大再次迎来非裔移民的高潮。到2001年，非裔已经是加拿大第三大少数族裔，仅次于华裔和南亚裔。(21)参见David J. Hornsby, “Changing Perception into Reality: Canada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9, no. 3 (2014), p. 346。非裔族群在加拿大人口中的占比为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非裔加拿大文学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来自加勒比、被誉为“加拿大第一位多元文化作家”的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e)发表长篇小说《穿越的幸存者》(TheSurvivoroftheCrossing)，标志着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发端。此后，克拉克又陆续推出了《荆棘丛生》(AmongstThistlesandThorns, 1965)、《多伦多三部曲》(TorontoTrilogy)(22)指《交汇点》(The Meeting Point, 1967)、《命运风暴》(Storm of Fortune, 1973)和《更亮的光》(The Bigger Light, 1975)三部作品。、《总理》(ThePrimeMinister, 1977)和《骄傲的帝国》(ProudEmpires, 1986)等佳作。这其中又以《多伦多三部曲》影响最大，该作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对加拿大黑人移民经历最早和最全面的记录”，(23)Margaret Christine Quirt,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anada, 1947-1967”, PhD. diss., Trent University, 2010, p. 162.奠定了克拉克在加拿大文坛的地位。克拉克的作品多以巴巴多斯或多伦多为背景，表现加勒比移民在加拿大的艰苦打拼，具有突出的心理深度和现实意义。

克拉克是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开路先锋，其创作构成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主要内容。经过七八十年代的积淀，非裔加拿大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风格和题材日益多元，涌现出一批上乘之作，比如塞西尔·福斯特(Cecil Foster)的《房子里没人》(NoManintheHouse, 1991)、劳伦斯·希尔(Lawrence Hill)的《一番伟业》(SomeGreatThing, 1992)、荻昂·布兰德(Dionne Brand)的《在别处，不在这里》(InAnotherPlace,NotHere, 1996)、安德烈·亚力克西(Andre Alexis)的《童年》(Childhood, 1998)、苏塞特·迈尔(Suzette Mayr)的《寡妇们》(TheWidows, 1998)，等等。因为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非裔加拿大文学的面貌和格局逐渐清晰起来，在加拿大文坛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布兰德1997年更是凭诗集《光明之地》(TheLandtoLightOn)赢得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总督奖，使非裔加拿大文学成功跻身加拿大主流文学行列。

进入21世纪，非裔加拿大文学迎来爆发。2003年，一直笔耕不辍但始终无缘文学大奖的克拉克，终以《锃亮的锄头》(ThePolishedHoe, 2002)摘得英联邦作家奖和吉勒奖。2007年，学者型作家大卫·切利安迪(David Chariandy)推出《苏库扬》(Soucouyant, 2007)，获包括都柏林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总督奖、吉勒奖在内的十项文学奖提名，引发热议。2008年，希尔的《黑人之书》(TheBookofNegroes, 2007)再次为加拿大捧回英联邦作家奖，该作推出后销量一路攀升，并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加拿大文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2011年，新生代作家埃西·埃多彦(Esi Edugyan)发表《混血布鲁斯》(Half-BloodBlues)，连获布克奖、总督奖、吉勒奖和罗杰斯奖提名，最终拿下吉勒奖，轰动一时。2015年，亚力克西推出寓言小说《十五只狗》(FifteenDogs)，将吉勒奖和罗杰斯奖收入囊中。2018年，埃多彦凭最新力作《华盛顿·布莱克》(WashingtonBlack)再度荣膺吉勒奖。可以说，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优异表现是最近十几年加拿大文坛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

综合来看，21世纪非裔加拿大文学表现出三大主题特征：

一是对奴隶制历史的回溯。重访奴隶制历史向来是非裔文学创作的重要驱动，在奴隶制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精神和身体创伤依旧占据黑人作家文学想象的中心。希尔的《黑人之书》讲述黑奴阿米娜塔·迪亚洛借助智慧和毅力从奴隶贸易中幸存下来，成为一名受人景仰的斗士，并最终为英国废奴运动作证的传奇故事。希尔在创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融想象和史实于一体，将小说和奴隶叙事等不同文类杂糅在一起，从阿米娜塔的个体视角对“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进行了艺术再现，有力控诉了奴隶制的罪恶与反人性。《锃亮的锄头》也有类似的主题关怀。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虚构的加勒比岛国伯姆希尔(即现实中的巴巴多斯)。主人公玛丽·玛蒂尔达是伯姆希尔种植园主贝尔菲尔兹的情人，之前做过他的仆人，她在一个礼拜天的夜晚用一把锄头杀死了贝尔菲尔兹。事后，玛丽投案自首，向前来录口供的黑人警员珀西陈述了自己的罪行，并牵扯出罪行背后关于个人、家族和整个伯姆希尔黑人社区一段段尘封的历史。玛丽母亲的祖辈就是跨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她告诉玛丽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们“来自非洲一个叫艾尔米纳的地方，他们在美国被拽下船，后来又被运到伯姆希尔”。(24)Austin Clarke, The Polished Hoe, New York: Amistad, 2003, p. 389.这种流散经历让玛丽无法完整地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每当谈论起母亲的祖辈，玛丽都感到奇怪，她“在这个村子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祖母生在伯姆希尔”。(25)Austin Clarke, The Polished Hoe, p. 390.正因为如此，玛丽有一种强烈的想回到原点的欲望：“当我想起这些，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如果能够的话……这个种植园上的第一座移动木屋……然后再往前，回到穿越大西洋的最后一艘运奴船，我儿子把它叫作‘中间通道’……”(26)Austin Clarke, The Polished Hoe, p. 390.《锃亮的锄头》虽然没有像《黑人之书》那样以写实手法聚焦“中间通道”，但对奴隶制历史的记忆渗透在字里行间，是小说叙事的重要驱动。

二是对移民创伤的书写。多元文化主义是引发加拿大移民潮的重要因素，它强调平等与宽容，对移民极具吸引力。但从根本上讲，多元文化是以白人文化为底基的，“多元”只是一个幌子。绝大部分非裔加拿大作家都有移民背景，他们用敏锐的洞察和辛辣的文笔谴责标榜“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对非裔移民的排斥和不公，再现白人社会对非裔加拿大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创伤经历“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27)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页。《苏库扬》中的主人公阿黛拉出生于特立尼达的穷人家庭，年少时正值二战，家乡被美军征用。目睹母亲为了谋生向美国大兵卖身后，阿黛拉擅闯美军基地，母亲为了保护她被美国大兵浇了汽油并被烧成火球，虽被救下，但容颜尽失。这一事件成了阿黛拉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火球形象逐渐幻化成加勒比传说中以火球示人的女吸血鬼“苏库扬”，不断侵扰阿黛拉，最终让她过早患上失忆症。《苏库扬》的副标题是“一部关于遗忘的小说”，是很贴切的——“遗忘”既是对阿黛拉受创主体身份的表征，也指向非裔移民在加拿大文化记忆中的集体缺席，是透过表象与谎言对非裔加拿大人生存困境的有力揭橥。

三是对种族问题与黑人身份的多维思索。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对改善非裔移民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却有助于保证不同来源非裔文化之间的相互独立。这决定了加拿大黑人意识不会受制于一个先在和单一的国家认同，从而具有突出的多义和复调性。受此影响，非裔加拿大文学对种族问题和黑人身份有独到的理解和阐释，表现出明显的多声部特征。大卫·奥希安博(David N. Odhiambo)的《吉普力盖特的机遇》(Kipligat’sChance, 2003)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小说聚焦温哥华的肯尼亚移民生活，表现移民的代际冲突以及青少年移民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迷茫与纠结。主人公、肯尼亚人吉普力盖特虽然是第一人称叙事者，但他明显被“去中心化”，其种族身份被置于一个宏观场域中进行考察。吉普力盖特的好友库尔温德是印度人，他们两家在肯尼亚就认识；和吉普力盖特发展过一段感情的斯维特拉娜来自东欧，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白人。通过在种族、族裔和阶级等范畴之间的交错和组合，小说将绝对意义上的“种族”语境化和动态化，所关注的不是单纯的黑、白之间的对立，而是不同族群互相理解和认同的可能性。还有作家在创作中刻意模糊黑人身份，规避种族题材，转而抒写普世价值和情感。亚力克西的《十五只狗》不仅没有黑人角色，就连人类也退居其次，小说讲述动物被天神赋予人类思想后经历的种种，以寓言的形式对人性善恶、爱欲情仇和生命意义进行了深度剖析。

处在非裔美国文学的巨大光环下，非裔加拿大文学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但事实证明，非裔加拿大文学已经获得广泛认可，不仅频繁获奖，而且进入《剑桥加拿大文学史》(2009)和《劳特利奇加拿大文学史》(2011)等权威文学史的视野，学术价值和文学地位日益凸显。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盖因其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现实关怀，致力于从多元视角阐释种族问题和黑人身份，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批评内涵，有力地支撑起加拿大“黑人性”的格局，对于全面把握北美非裔文学创作乃至重审非洲流散文学的版图，都是不可或缺的参照资源。

三、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

非裔加拿大文学的迅速发展有力带动了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非裔加拿大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起评论界关注。60至80年代，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克拉克，因此研究主要围绕他展开。研究多以正面评价为主，也有论者指出了克拉克的不足，认为他过分夸大了人物的仇恨情绪，脱离现实：“克拉克的作品始终猛烈抨击剥削、歧视、种族主义和暴力，但这种强烈的情感可能会严重限制他的视野，让他无法在小说世界中保持一种可信的平衡。”(28)Horace I. Gorddard, “The Immigrants’ Pain: The Socio-Literary Context of Austin Clarke’s Trilogy”, ACLALS bulletin, no. 8 (1989), pp. 56-57.除了学术论著，非裔作家作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内容。洛里斯·埃利奥特(Lorris Elliott)的《另外的声音：加拿大黑人文学》(OtherVoices:WritingsbyBlacksinCanada, 1985)、《加拿大黑人文学作品目录》(TheBibliographyofLiteraryWritingsbyBlacksinCanada, 1986)和《加拿大黑人文学：初步调查》(LiteraryWritingbyBlacksinCanada:APreliminarySurvey, 1988)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它们系统地整理了非裔加拿大作家作品，勾勒出非裔文学的概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源。这一阶段的研究总体上偏印象式解读，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缺少学理性；另外，受民族文学观念的影响，加之本身规模有限，非裔加拿大文学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迎来创作黄金期。加拿大文学研究专家卡拉尔·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认为这一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之前处于边缘群体的小说家大量涌现，小说对身份的表征让种族、族裔、性别和民族性显示出新的重要性，加拿大文坛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29)Carol Ann Howells, “Writing by Women”, in Eva-Marie Kröll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anad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05.作为加拿大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非裔加拿大文学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随着年轻一代作家的不断成长，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创作体量逐渐增大，风格和主题也日趋多元。同时，在多元文化理念持续深化和各种“后”学理论争鸣的背景下，加拿大文学研究逐渐迎来从民族文学研究到后民族、跨民族和全球化语境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些变化直接带动了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相比前期，这一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研究学理性明显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综合作用下，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民族主义的代表学者是乔治·埃利奥特·克拉克(George Elliott Clarke)，他重视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历史源流和地域特性，突出加拿大“黑人性”的本土性；跨民族主义的声音主要来自里尔纳多·沃尔科特(Rinaldo Walcott)，他主张从流散视角理解非裔加拿大文学，强调加拿大“黑人性”对加拿大民族性的颠覆。民族主义与跨民族主义之争贯穿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这场争鸣培养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指导。戴维斯(Andrea Davis)综合运用克拉克和沃尔科特的观点，分析非裔加拿大小说对加拿大民族国家话语的重构，主张“重新构想加拿大黑人文学，超越民族国家的问题，建构一种更加激进、但更有解放潜能的加拿大民族国家”。(30)Andrea Davis, “Black Canadian Literature as Diaspora Transgression: The Second Life of Samuel Tyne”, Topia, no. 17 (2004), p. 35.贝克福德(Sharon Morgan Beckford)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解读非裔女作家如何利用加拿大景物隐喻重写加拿大民族国家，认为“她们的故事让加拿大不再轻易拒绝‘黑人性’经历，把它们从民族叙事抹除，或者继续将‘黑人性’置于民族之外”。(31)Sharon Morgan Beckford, “‘A Geography of the Mind’: Black Canadian Writers as Cartographers of the Canadian Geographic Imagina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8, no. 3 (2008), p. 481.弗农(Karina Joan Vernon)在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论战的语境中考察加拿大平原地区非裔文学，尝试用黑人本土性隐喻之外的方式构想黑人归属和地域性，探讨调和民族主义和跨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研究分析了克拉克的局限，认为他用“民族”作为隐喻找回失去的历史并建构一个区域性黑人档案库，是将自己囿于一种封闭的民族共同体；(32)Karina Joan Vernon, “The Black Prairies: History, Subjectivity, Writ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08, p. 27.同时指出，“和流散一样，档案库也可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积极的、反民族策略，用以重现被压迫的黑人历史、文学和存在。”(33)Karina Joan Vernon, “The Black Prairies: History, Subjectivity, Writing”, p. iv.

其次，跨学科研究逐渐增多。巴克诺(Michael Andrew Bucknor)综合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同时借鉴人类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加勒比—加拿大文学(克拉克的《交汇点》和布兰达的《在别处，不在这里》)中身体和记忆的铭刻如何建构不同于被西方帝国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殖民的口头实践符号体系。(34)参见Michael Andrew Bucknor, “Postcolonial Crosses: Body-Memory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Caribbean/Canadian Writing”,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98。夸特(Margaret Christine Quirt)将后殖民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以文学(克拉克的《多伦多三部曲》)和非文学作品为例，探究20世纪40至60年代加拿大英语区在种族、性别、阶级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下，公民身份的认同、抗拒和困惑。(35)参见Margaret Christine Quirt, “Citizenship Identity i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Speaking Canada: 1947-1967”, PhD. diss., Trent University, 2010。埃华特(Chris Ewart)整合残疾研究和流散研究，结合优生学相关内容解析布兰德的作品，论述流散与精神和身体的关联。(36)参见Chris Ewart, “Terms of Disappropriation: Disability, Diaspora and Dionne Brand’s What We All Long For”, Journal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Disability Studies, Vol. 4, no. 2 (2010), pp. 147-162。

再次，有不少白人学者开始关注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队伍的种族身份日益多元。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界除了克拉克和沃尔科特，还包括斯玛洛·坎布莱利(Smaro Kamboureli)、莱斯利·桑德斯(Leslie Sanders)和温福瑞德·西默林(Winfried Siemerling)等著名白人学者。坎布莱利是多伦多大学英文系教授，加拿大文学研究权威，尤其以少数族裔和流散文学研究著称，曾获“加布里埃·罗伊加拿大评论奖”(Gabrielle Roy Prize for Canadian Criticism)。她于2007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带来改变——加拿大多元文化英语文学》(MakingaDifference:CanadianMulticulturalLiteraturesinEnglish)，收录了奥斯汀·克拉克、马克达·希尔维拉(Makeda Silvera)、希尔和奥希安博等作家的作品，推动了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桑德斯执教于约克大学，是非裔加拿大文化研究中心和“加拿大非裔在线”(African Canadian Online)网站的创始人，对克拉克、布兰德和亚力克西等作家有深入研究，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西默林是滑铁卢大学教授，致力于北美研究，成果丰硕，2015年出版专著《反思黑色大西洋——加拿大黑人文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在场》(TheBlackAtlanticReconsidered:BlackCanadianWriting,CulturalHistory,andthePresenceofthePast)，该著作是国外学界对非裔加拿大文学的首次全景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四，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裔加拿大文学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前文提到的贝克福德来自美国的罗切斯特理工学院。2011年，她出版专著《天生女人——加拿大黑人女性文学中的自我追寻》(NaturallyWoman:TheSearchforSelfinBlackCanadianWomen’sLiterature)，运用神话批评解析非裔加拿大女性文学如何揭示民族国家、父权制和宗教对女性角色的定义，以及作为获得自由和个体身份方式的女性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妥协和共谋关系。2010年，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巴斯特(Heike Bast)完成博士论文《“肉身百纳被”——当代非裔加拿大文学的种族混杂建构》(“TheQuiltingsofHumanFlesh”:ConstructionsofRacialHybridityinContemporaryAfrican-CanadianLiterature)，探讨非裔加拿大文学如何建构一种从“一元”到“多元”的“混杂种族诗学”(Mixed Race Poetics)，在被白人化的加拿大官方多元文化中开辟出生存空间。

在加拿大文学批评的整体谱系中，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算是“新生代”。但它发展迅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从视野的开阔性、方法的多元性，还是内容的丰富性来讲，都较前期有显著提升。前文指出，许多加拿大作家本身就是批评家。在非裔文学领域，布兰德、福斯特和希尔等都具有作家和批评家双重身份。可以说，非裔加拿大文学创作带动了非裔加拿大文学研究，而学术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创作，两者形成了良性互动，保证了非裔加拿大文学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结语

加拿大非洲文学研究与非裔加拿大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机整体，或者说，加拿大非洲文学研究与非裔加拿大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并非完全平行，而是互有交叉，互相渗透。这就要追溯加拿大和非洲之间的另外一段历史。前文提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不少黑人从美国迁移至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生活。但来到加拿大后，他们发现现实远非他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加拿大的种族歧视同样猖獗，而且自然环境还非常恶劣。于是部分黑人再次选择迁移，离开新斯科舍，去往塞拉利昂，帮助创建了这个非洲国家。这段历史渊源为日后非洲英语文学和非裔加拿大文学的互文埋下伏笔。(37)希尔的《黑人之书》对这段历史有详细的描写。在《斯莱·科克尔的新斯科舍，抑或泛非洲主义的局限？》一文中，克拉克就从历史角度追溯新斯科舍两派黑人保皇者的命运。文章聚焦具有新斯科舍背景的塞拉利昂当代作家斯莱·科克尔(Sly Cheney-Coker)，通过论析他如何揭露和批判塞拉利昂的腐败以及黑人对白人的屈从和妥协，重估新斯科舍与塞拉利昂的历史关系，纠正认为去往塞拉利昂的保皇派改变了命运，而留下的则饱受煎熬这种程式化认识，断定两者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比对方优越”。(38)George Elliott Clarke, Odysseys Home: Mapping African-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p. 145.毫无疑问，加拿大非洲英语文学和非裔文学研究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如何进一步揭示和探究两者之间的深层关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对于两者向纵深发展都是有益的。

非洲文学和非裔文学的加拿大维度为重新审视非洲流散学术话语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启示。1993年，英国著名非裔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出版《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BlackAtlantic:ModernityandDoubleConsciousness)，反对黑人文化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强调“跨民族和文化间性视角”，(39)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主张在流散视阈下考察身份、历史记忆以及黑人意识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吉尔罗伊的理论构想虽然体大思精，但也有比较明显的疏漏，即他忽略了加拿大在非洲流散中的关键位置。沃尔科特明确指出吉尔罗伊的主要问题在于“不愿严肃地思考加拿大黑人”。(40)Rinaldo Walcott, “‘Who is She and What is she to you?’: Mary Ann Shadd Car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Black/Canadian Studies”, in Rinaldo Walcott (ed.), Rude: Contemporary Black Canadian Cultural Criticism, Toronto: Insomniac Press, 2000, p. 40.克拉克批评吉尔罗伊在没有充分涉及加拿大的情况下论述非洲流散，过于想当然，表现出内在的文化偏见，指责“他的《黑色大西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百慕大三角洲，将……加拿大消解于无形”。(41)George Elliott Clarke, Odysseys Home: Mapping African-Canadian Literature, p. 9.西默林判定加拿大是非洲流散经验的节点(nodal point)，对“黑色大西洋”的构想不能无视加拿大。(42)Winfried Siemerling, The Black Atlantic Reconsidered: Black Canadian Writing,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8-30.非洲文学和非裔文学在加拿大的传播和渗透充分说明加拿大对于非洲流散，以及地缘政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跨民族研究必须足够重视本土经验和地方空间的重塑，处理好‘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之间的关系。”(43)綦亮：《乔·埃·克拉克的非裔加拿大文学批评》，《外国文学》2018年第1期，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