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农

劳动价值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解读方式，本文通过评述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伯克特(Burkett)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展开上述主题，从而揭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维度。

一、国内外学术界对劳动价值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方式

目前，从劳动价值论看待自然问题的解读方式主要有两种。

根据第一种解读方式，由于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实体，因而，自然的价值只能是物化在自然中的劳动。这种解释的逻辑在刘思华教授的《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一文中典型地体现出来。刘思华教授指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偿性这一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是“不完全符合现代生态经济系统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完全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1)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学术月刊》1987年第11期，第1页。这是因为，首先，“现代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大都是人类涉足过的‘人化的自然’”，(2)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1页。而人化的自然既是自然力本身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意味着劳动已物化到人化的自然之中。其次，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消耗要求人们“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来从事生态环境的补偿、保护和建设”。(3)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1页。再次，“现代经济社会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生态经济有机体, 这是生态环境没有价值成为有价值的根本条件”。(4)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2页。总之，“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虽然主要不是在人工劳动下产生与形成的, 但在某些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的环节上, 是与社会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 因而人们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为使生态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进化与演替,使自然物质由潜在使用价值转化为实在使用价值都要付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些劳动转移和凝结于生态系统之中, 就形成了生态价值” 。(5)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2页。

对自然生态价值的源泉、性质、特点做了上述分析和界定之后，刘思华进一步说明了把劳动价值论从经济系统推广到生态系统的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是商品价值论, 是对经济系统而言的, 不涉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现在, 我们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 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环境价值问题, 就必须把劳动价值论延伸和扩充到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系统中去, 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价值论, 才能形成生态经济价值论。”(6)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2页。但这一推论面临着当代生态学的批评，即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商品的价值没有体现自然本身的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该怎么应对这一批评呢？

刘思华教授从生态价值量和价值构成问题的角度对此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认为，“生态环境价值量是创造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生态环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7)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4页。“生态价值的构成和商品价值的构成一样, 也是分为三部分:c+v+m”。(8)刘思华：《生态经济价值问题初探》，第4页。这一生态价值构成的公式把生态价值归结为补偿性劳动、重建性劳动所物化的价值和这些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先前物化的价值。这虽然考虑到了生产资料的价值在生态价值构成中的地位，但仍然没有考虑到自然本身的价值问题。在刘思华教授之后，有一些学者对自然中的物化劳动的来源、特点和性质做了更丰富的论述，但总体上没有超越刘思华教授的范畴。(9)参见杨艳琳：《自然资源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的解释及其意义》，《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朱云峰：《建立生态价值论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周肇光：《马克思价值论与自然资源价值决定的内在联系》，《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温莲香：《自然资源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诠释》，《济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无疑，上述第一种解读方式对扩展劳动价值论在自然领域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这一解读方式不能充分反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历史性和整体性视角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0)可能由于这一顾虑，刘思华教授在后期探索劳动价值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自然界是价值的原初创造者，人类劳动是自然价值的再创造者(参见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倒向了第二种解读方式。

第二种解读方式在国外左翼生态思想界具有代表性。这种解读方式也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但又试图对劳动价值论做修改和补充。它虽然对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地位持肯定态度，但又认为，在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化的时代，必须放弃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原则，而把自然作为价值的另外一个源泉。

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斯基贝克(Skirbekk)是这一解读方式的代表。他认为，“马克思的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只适用于生产的再生产形式。而在生产的抽取性形式中，价值则是由资源转让给利润的，这可以叫做抽取性剩余利润”。(11)Gunnar Skirbekk, Marx and Ecology. 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1994.Vol.5,No.4,December, p.100.斯基贝克在这里区分的生产的再生产形式和生产的抽取性形式，分别指的是人化自然基础上的生产和自然的人化过程意义上的生产。在界定生产的抽取性形式中所抽取的自然的价值时，斯基贝克总是提到两个因素，一是自然财富的减少，二是由此导致的下一代人的受穷，但是，“前者如何独立于后者而得以界定是不清楚的，这样，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属性也就难以成立了”。(12)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9, p.101.因此，斯基贝克所谓的自然的价值，并不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过是相对于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这样，斯基贝克就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合并了。斯基贝克还认为，价值可以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衡量。他认为，从自然剥削来的价值表现于交换价值中，也就是说，可以用与自然物交换的货币收入来衡量，这些货币收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源使用性的行业凭着自然资源的低定价来享受更低的生产成本，这些行业应当付而没有付的货币收入是对自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资源抽取性的行业，当自然资源价格超过由劳动所物化于其中的价值时，自然资源就被抽取了价值，这部分超过劳动价值的货币收入就是对自然的剥削。但斯基贝克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源抽取性行业的自然资源的高定价没有抵消资源使用性行业的自然资源的低定价，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零货币收入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斯基贝克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等同起来了，而无论自然资源如何被交易和转手，都不能遮蔽其总体上被无偿使用的实质。总之，斯基贝克试图赋予自然以价值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合并，另一方面，造成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淆。

最终，斯基贝克把价格归结为决定性的因素。他认为，从自然的价格的高估或低估所界定的自然的剥削问题的角度出发，价格本身就足以代表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就足以正确衡量自然的代价。因此，以斯基贝克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生态学者，最终也只能向新自由主义的供求价值论靠拢，而放弃了左翼理论的批判性维度。

我国经济学界也有学者作了类似的尝试。例如，罗丽艳教授认为，“劳动价值论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自然力是共有的和无偿的。这个前提一旦不复存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命题必须重新考虑”。(13)罗丽艳：《自然资源的代偿价值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第50页。“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也就不能再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商品交换价值的源泉，决定商品经济价值的最终基础是最基本的两个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耗费，替代和补偿这种耗费所必需的物质量和能量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底线，称之为代偿价值。”(14)罗丽艳：《自然资源的代偿价值论》，第51页。但是，如何把代偿价值表现出来呢？实际上，罗丽艳教授也只是诉诸货币收入来衡量所谓的代偿价值，从而滑向了供求价值论。晏智杰教授同样认为，自然的价值来源于劳动和自然，但他最终把价值与使用价值相提并论，从而简单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晏智杰教授在实质上直接走向了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即要素价值论、均衡价格论、供求价值论。(15)参见卫兴华：《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与思维方式——兼与晏智杰教授商榷》，《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3期，第33—38页。

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的辩证意义

要超越简单地从劳动价值论为自然确认价值的路径，摆脱由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偏离而导致的关于自然的供求价值论的束缚，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的辩证意义。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伯克特在这方面的探索特别引人注目。

伯克特运用辩证法(16)辩证法在伯克特从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20世纪后期逐渐成为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之一，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参见：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Ⅷ页，以及Paul Burkett, Review of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Jonathan Hughes,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1,vol.8 issue 1,p.447.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运用的价值分析方法的辩证意义。辩证法是研究事物过程中运用的“整体性的但又同时包含差异性和关系性的方法”，(17)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19.或者说，辩证法是整体性地和关系性地研究事物的方法。(18)Paul Burkett, Review of 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Jonathan Hughes,p.447.这一方法以事物的整体性为前提，以构成事物整体性的部分为出发点，通过抽象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研究和把握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同一、差异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由于事物的变化发展与事物的普遍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在辩证法视域中，对事物的整体性和关系性研究把“任何事物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发展当成它现在是什么所必要的东西”，(19)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第81页。马克思的历史的逆向研究法正是整体性和关系性方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

伯克特认为，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马克思整体性地和关系性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环节构成的一个整体。以这一整体为前提，从这个整体中抽象出价值范畴作为出发点，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价值范畴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价值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掌握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辩证法是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全部意义的前提。

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表现在马克思始终不渝地把劳动确立为价值的实体和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整体性和关系性的角度来看，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载体，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形式抽象。这些价值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其中，交换价值越来越占有支配地位。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由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关系，并不是自然的，更不是永恒的，而不过是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中蕴含的价值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代替资本主义价值关系的未来的人类社会关系，就隐藏在当前价值形式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因此，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对抗性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揭示，是马克思价值分析方法的优越性的表现，是古典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证论完全不可企及的高度。

马克思的上述价值分析还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上做出的抽象。马克思辩证法的抽象力当然不会停留于此。实际上，马克思不时地把价值形式的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直至与广泛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统一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部分拓展到整体，随之，他的价值分析的意义就不断地扩展到整个物质世界，从而，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意蕴便展露无遗了。

劳动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赋予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赋予自然本身，正是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批判逻辑的必然要求。某些生态批评家同时把价值赋予劳动和自然本身，表面上抬高了自然的价值，实际上遮盖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阻断了揭示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历史性路径，削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价值分析方法表明，“内在于商品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也是财富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财富的自然基础和实体之间的矛盾”。(20)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82.这一从价值形式的矛盾上升到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理论运思过程，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破坏性。伯克特把马克思散落在各处的关于这一生态破坏性的论述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和货币的同质化及其无限可分性造成自然的被人为分割和碎片化。马克思指出，“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结果是，价值、货币与资本主义的分工相结合，把自然条件简单化、同质化、碎片化的趋势大大推进了。第二个方面是，货币资本积累的无限数量性造成有限的自然资源被耗竭。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99页。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就是对货币收入的无限追求的过程，它是没有界限、没有止境的，是对自然限制的不断克服和超越的过程。第三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地租无法扭转土地被掠夺的趋势。在一些左翼生态生态学家看来，马克思把地租归结为一种特殊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再分配，归结为一种社会关系，会贬低自然条件的重要性。伯克特则认为，马克思这样认识地租的本质，就能把资本主义地租与土地的矛盾归结为价值与自然矛盾的特殊形式，这正好体现了马克思价值分析的生态学意义。与主流环境理论相比，这一意义尤其突出。主流经济学家很可能会认为价值分析“强调了价值与自然的矛盾而忽视了市场、价格、货币价值在影响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23)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94.因此，他们可能会把市场调节的地租看作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伯克特则认为，马克思虽然承认地租对自然条件的货币估价的积极意义，但是，马克思是在特殊的交换价值的意义上为地租定义的，因此，“地租对于降低整个生产系统的环境影响是一个软弱的手段，因为这个生产系统被资本积累的无限数量的目标所主宰——这个目标驱使竞争性的企业不断地寻找新质的方式来占有和处理自然条件。事实上，竞争性地寻找和抽取资源地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同质化和碎片化的重要表现”。(24)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98.

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相比国内外研究劳动价值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学者的思路的优越性，可谓一目了然。直接从人化自然所包含的活劳动来深化和拓展劳动价值论在生态系统中的应用的学者，显然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的辩证意义，从而无法把握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生态批判维度。由于取消了活劳动的一元论，持有自然的供求价值论立场的学者则走向了劳动价值论的反面，即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这直接表现为，虽然还使用着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些劳动价值论的术语，但由于无法“抓住使用价值(自然总做贡献)、价值(物化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必要雇佣劳动时间)、交换价值(付给一个使用价值的货币价格)这些马克思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25)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82.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批评家在直接把价值赋予自然的时候，“最普通的矛盾是无力定义自然的所谓的独立于交换价值和(或)使用价值的价值，这常常导致三个概念的合并”，(26)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100.“这样的合并导致批评家忽略或低调处理资本主义财富的生态矛盾”。(27)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100.

三、“无偿占有”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问题

在国内学者中，有的学者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劳动价值论对自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环境恶化和特定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28)常庆欣：《市场估价的缺陷：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经济学含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11期，第79页。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国外学者尚未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价值分析方法的辩证意义问题。上文我们说明，这个问题是由伯克特解决的。二是“无偿占有”的理论性质的问题。西方左翼有些批评家对劳动价值论的反生态性质的认定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经常谈论的资本对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有”，就恰恰证明了劳动价值论认为自然条件是无代价的、无限制的。比如，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就以此为根据而批评“马克思的教条，即自然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是免费的”；(29)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卡彭特(Carpenter)则由此而声称马克思把自然看作“一种无限丰富的资源”。(30)Geoffrey Carpenter, Rethinking Scarcity: Marxism and Ecology Reconciled, Democracy ﹠ Nature,Vol.3,No.3,1997,p.147. 转引自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70.因此，伯克特重构了马克思关于“无偿占有”的理论。

伯克特认为，这些批评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无偿占有概念是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辩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无偿占有与价值形式运动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关系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物化人的劳动的自然资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是无偿的。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认定，与马克思对劳动构成价值的实体的界定是一致的。但马克思为什么经常谈论无偿占有这一问题呢？伯克特认为，劳动价值论涉及的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但这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要求两种使用价值即劳动力和自然条件作为天然前提，或者如波兰尼所说的，要求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但被当作商品使用的劳动力和土地的存在。资本必须无偿占有这些条件。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现实过程。

所以，伯克特指出：“当马克思考虑资本主义的无偿占有时，他谈论的是帮助实现资本对绝对使用价值的需求的条件——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和通过物化剩余劳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而使劳动力可被剥削的条件的再生产。”(31)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70.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劳动者的社会结合的特性，“资本主义的无偿占有”可以进一步界定为资本主义对“不是用雇佣劳动生产出来的、充当价值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或社会手段的某种条件”(32)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73.的占有。马克思大体划分了这些被无偿占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这包括：无偿占有的自然生产力，无偿占有的社会生产力，无偿占有的科学知识，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工人的思维能力、劳动保存物化劳动的价值能力，无偿占有的产业后备军等。

伯克特认为，当马克思指认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无偿占有的现实时，马克思是把“无偿占有”看作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的，这是批评家们常常忽略的地方，也就是说，“无偿占有”总是有限度的，“资本只是在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限度内，才无偿地使用自然和社会的条件。”(33)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72.要注意的是，在上述限度内,自然条件的无偿性也是相对的。假如利用这种条件提供出来的产品足以满足需要，这种条件就是无偿的，在价格决定上就不会计算进去，但当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自然条件就变成有偿的了。当然，此时自然条件仍然在本质上是“无偿的”，即没有价值的，发生变化的只是价格。

伯克特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无偿”的意思，与当代社会科学的稀缺性范畴并不矛盾。马克思并不是说被无偿占有的条件，没有机会成本或替换性的用途。比如，卡彭特就错误地把没有价值与无限丰富性等同，而忽略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实际上，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已经系统地阐明了没有价值的自然条件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了。

伯克特认为，现在可以更明确地回应所谓劳动价值论导致自然的价值不能计入商品的价值的指责了。这一指责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偿占有自然条件为前提的，更进一步说，对自然条件的资本化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体系“使直接生产者与现实的财富分离开来的条件和结果”。(35)Paul Burkett, 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Leiden: Brill, 2006, p.37.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绝对没有贬低自然的使用价值，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还考虑到了人的全面发展意义上的自然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对自然本身进行市场化定价的新古典理论所能顾及的。

简言之，无偿占有和劳动创造价值这两个因素是内含生态破坏性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界限

伯克特指出，“那些批判马克思没有赋予自然以价值的人应该把他们的批判指向资本主义本身”。(36)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99.劳动价值论反映了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运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生态矛盾及其变化趋势。但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试图以劳动价值论直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自然价值提供理论基础，从而达到保持自然的独立性、多样性、系统性的目的，就是要求劳动价值论表现一个不以资本积累为根本目标的社会，这是一个悖论。这好比要求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价值不能等同而承担责任一样。与批评家们的要求相反，马克思是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性角度寻找解决自然问题的出路的。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作为财富衡量标准的递增的不合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科学的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劳动价值论的式微及其失去历史地位的趋势。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但是，“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2页。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中，“直接劳动的量在使用价值的贡献中微不足道”，(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2页。“财富较多来自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7页。随着使用价值和直接劳动之间的关系减弱，资本不断地以无偿的形式使用自然和社会条件以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承担者，这是因为“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劳动]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3页。这里的自然力、社会智力、社会协作都不费资本家分文。在社会化生产的这个阶段，“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于是，价值尺度的合格性就越来越衰弱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根据马克思对价值作为财富衡量标准的增长的不合格性的分析，伯克特指出，“价值的历史性界限，恰恰根源于价值不能充分表现自然和社会化的劳动对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的贡献。”(44)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5.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阶段，价值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必然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完全失控状态。因为，在价值还能作为财富标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价值总是关涉自然对财富的贡献的形式上的抽象，因而也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核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消耗的程度。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通过无偿占有自然和社会条件加强了对财富的自然来源的遮蔽，而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私人组织的抽象劳动时间来代表财富的价值，必然使这一遮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崩溃。

因此，在伯克特看来，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背景下，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范畴已经不具备估价自然和劳动对财富创造的贡献的能力。而把价值直接赋予自然的方法，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五、自由时间理论的生态学意蕴

相当多的左翼学者由于不能辩证地理解劳动价值论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产生了悲观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最早是由施密特提出来的，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应该受到使劳动与时间的支出缩减到最少程度的支配，自然作为一切可以思及的消费品的物质基质，完全应该为一切人服务”。(45)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赵鑫珊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8页。这表明，施密特“把自由时间的共产主义扩张纯粹地处理为数量上的一个概念，即把自由时间的增加看作对用于生产‘可以思及的消费品’的劳动与时间的最小化”。(46)Paul Burkett, Nature in Marx Reconsidered: A Silver Anniversary Assessment of Alfred Schmidt’s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Vol. 10 No. 2, June 1997, p.171.这就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推回到劳动价值论视域中的劳动时间的线性意义上去了，从而完全放弃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概念的异质空间。

伯克特认为，在超越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价值论将失去其历史意义，因为劳动时间将不再在资源配置和财富衡量上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虽然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前提下提出自由时间概念的，但只有以共产主义所有制为前提才能完整理解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

表面上看来，施密特似乎是对的，因为马克思确实把自由时间建立在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的基础上的，但施密特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必要劳动时间最小化从而把剩余劳动时间最大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自由时间能否在剩余劳动时间之外存在？伯克特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时间根本上不可能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外的休闲时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就是根本性质转化了的剩余劳动时间。

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分析涉及社会所有制形式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以及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财富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自由时间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这只能建立在“代表个人和集体财产权利的新联盟”(47)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232.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集体性在于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的合作性财产,而不是某些特殊个体的合作性财产。共产主义所有制的个人性，首先在于共产主义所有制关系保护在总产品中获得消费份额的个人权利。更进一步来说，共产主义所有制的个人性在于，“共产主义所有制确保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有权平等使用生产的条件和结果来促成她或他成为个人”，(48)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234.这里的个人是“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1页。因此，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这种集体性和个人性的统一，就阻断了自由时间异化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可能性，因为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即无论是自由时间的增加，还是工作日的缩短，都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机制的角度思考了财富、时间、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所有制下，“财富的尺度绝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因为在那里，“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2页。马克思的这些讨论，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生产方式中的财富、时间、需要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构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的尺度是劳动时间，是物化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作为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与此相应的是，单个的个人的片面的需要成为劳动时间的尺度。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扬弃了自然必要性与奢侈的对立，但“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财富的尺度就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同时，因为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也就是劳动时间的尺度，因此，可以合理推论，自由时间就是社会的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实现的过程，随之，共产主义最大限度地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行动有了崭新的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从马克思特别注意(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谈到过消除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抽象对立的问题，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肯定劳动时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的创造实体，是生产财富所需要费用的尺度的前提下，再一次强调了劳动时间所包含的自由性质。因此，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相关论述，可以推断，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根据社会个人的需要有意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样必要劳动时间中的劳动就由外在的目的和需要支配的劳动变成了由自由时间所形成的内在目的和需要支配的劳动，随之，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抽象对立就被扬弃了。因此，再也不能外在地推测“最大程度地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意义了。

马克思上述复杂的构想，赋予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与施密特的数量型时间完全不同的异质空间，这个构想可谓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的具体化。在这个构想里，由于自由时间成了财富的衡量标准，由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内在统一，因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进而人的全面性与自然的多样性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伯克特在澄清了施密特把自由时间归结为劳动时间最小化这种误解和歪曲之后，还进一步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劳动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财富的生产费用和创造实体的说法，在何种意义上才能与劳动价值论视角中的劳动时间区分开来？另一个是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的空间，是否意味着对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无限要求？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把劳动成本设想为共产主义下资源配置决策的唯一指南”。(53)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255.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要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大幅度地降低，但这里不是说要节省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且这里节省劳动时间的目的也不在于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是在于把运用于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降低，从而有效地减少对物质生产条件的使用和耗费。因此，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实体，具有了与劳动价值论的劳动时间完全不同的意义。

伯克特由此合理地推论出，由于共产主义最大幅度地节省劳动时间、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在于人在自由时间中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而鉴于人的个性与自然的多样性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个把最小的劳动成本置于生态的和其他的使用价值目标之上的社会。伯克特还指出，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会乐意接受必要劳动时间的一些增长来回报一个更生态健康的生产。比如，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时就讽刺杜林不懂共产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相对于经济效益的首要性。

对于自由时间的质疑的另一个方面，是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意义上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伯克特认为，从自由时间是财富的尺度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生产的财富不可能等同于物质和能量的无限产出，因为共产主义的财富包含了自然的物质的使用价值，也包括了自然的审美的和精神的使用价值，还包括了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等多种非物质形态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人在自由时间中创造的，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表现和证实，因此，这里不存在生产主义的空间。伯克特还认为，消费主义的指责显然与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丰富多样性的图景是相矛盾的。马克思虽然认为共产主义必然要推动人的更自由的发展和一些需要的更充分的满足，但这也涉及需要满足方式的重大变化，甚至会彻底消除由资本主义阶段剥削关系所产生的某些需要。

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需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丰裕观念，但这与消费主义的无限丰裕的观念具有本质性的不同，在这个体系里，基本需要必须得到“饱和”意义上的而不是异化意义上的满足，次级需要的满足则要以自由时间的增长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进行的民主控制为前提。在这里，不必要的和奢侈的甚至有害的需要没有生存的空间。

伯克特认为，在上述丰裕观念和需要等级体系的背景下，“自由时间作为共产主义财富的衡量尺度的全部生态重要性就清楚了”。(54)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253.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自由时间的增加会相应地减少物质生产时间，从而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其次，在自由时间里发展和满足的次级需要在物质和能量密度上相对较小，随着这些需要在总需要中权重不断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再生产在自然条件上的压力就不断降低；再次，自由时间可用来发展环境感受性，使得生产者和他们的共同体能越来越感受到作为生产和自由时间本身的永恒条件的自然财富的地位，这样,“替代性的各种生态道德就可以被表达、被并置、被调解、被选择，这与它们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交换价值边缘化和支配形成对立”。(55)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p.250.

总之，伯克特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生态学关系的强有力的论辩，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克拉克(Clark)由此感悟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执着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社会地和生态地理解资本主义运作的关键”，(56)Brett Clark,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1，vol.8 issue 1, p.483.而超越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一就是超越劳动价值论。福斯特2014年在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则指出：“伯克特第一次对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作了完整统一的解读，这一解读把自然物质的或使用价值的因素整合在一个一般价值形式理论中，从而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学维度引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鲜活高度。”(57)http://monthlyreview.org/2014/12/01/paul-burketts-marx-and-nature-fifteen-years-after/由此出发，伯克特促成了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对第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引人注目的是，伯克特在《马克思和自然》建立的基础性观点之上，在与新古典生态经济学和左翼生态经济学的辩论中，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一书，构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开辟了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