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蒙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济南 250100)

程朱理学发端于宋代，确立其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却是在元代。朱熹的学说在元代定为国是，仁宗皇庆二年(1313)订定科举制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统一标准和根据，朱学成了仕途唯一的途径。元代的教育体系中，不仅官学和科举，就是书院的传授也以理学为主，元代书院一改宋季空想废读之风，重视讲学读书。宋元之交出现了一批崇尚朱熹之学的名儒，其中程端礼最有代表性，他尊崇朱学，强调读书，是学术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后简称为《读书日程》)的制定是对元代书院教育的一大贡献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1 宋末元初学风之变

南宋偏安以来，东南地区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学术思想活跃之地，浙东四明山一带，甬水流域聚集了一大批学者，被称为“四明学风”，四明学风直接影响着宋末元初的整个社会学风，程端礼的教育活动主要即在这一地区。宋末元初的四明学者普遍是传陆九渊一派的，而朱熹之学在南宋末曾遭禁止，列为伪学。

陆九渊和朱熹本都是讲心性之学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否定人的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本心所固有，用不着在客观事物中去寻找知识、认识真理,只要发明本心，认识自己即可认识大千世界和终极真理。而朱熹则主张格物穷理，先做下学工夫，从读书入手，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豁然贯通，归之于对原则和真理的直接把握。这与陆九渊的为学路径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鹅湖之会”的主要分歧。南宋末年，四明学者皆传授陆学，所谓“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1]直指本心，因而不以读书为务成为他们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而元初四明学风以朱变陆主要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

陆学在浙东盛极一时，它因甬上的陆学传人的宣扬而兴盛，也因他们的荒弊而衰落。其直接原因就是，在陆九渊是以发明本心为入门，并不废弃读书，《东发日钞》说:“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2]只是要人以心读书，以经注我，而浙东陆学传人则走向极端，以发明本心为究竟，直至废书不读，除“悟”以外无他事，使为学之道走进了“空虚寂寞”的死胡同。到了元初，朱学得到提倡开始盛行，四明学风以朱变陆就自然成为学术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强调读书，强调对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强调从经典出发来体会和把握人生。在四明学风以朱变陆的过程中，程端礼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其先祖由鄱阳迁至鄞县(今浙江宁波)，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平江做过地方官。据《元史程端礼传》和《元儒考略》记载，程端礼自幼聪颖，十五岁时就熟读《六经》且明晰义理。程氏年轻时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入过太学、国子学之类官学，入仕以前师从史蒙卿学习。科举后由人推荐在广德之建平、池州之建德两县做过儒学教谕，据说他很注重为人师表、启发诱导。《宋元学案》说他“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3]

在建平时程端礼做过信州稼轩书院和建康江东书院的山长，时间较长也是他一生教育活动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著有《江东书院讲义》一篇，详细阐述书院读书的原理原则，是一篇关于书院教育的专论。《读书日程》也主要作于这一时期。书前存有延祐二年自序，但那时却“藏之经阁”，直到后来主讲江东书院时，才受人请求而施之书院教学，以训迪诸生。《送王季方序》中也有他在江东书院按“读书日程”施教的记载。他还有一篇《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议及书院的一些问题，也是他书院教育活动的结晶。晚年程端礼设教乡里，讲学不辍，教化一方。

2 《读书日程》成书背景

程端礼尊崇朱学，强调读书，《读书日程》的制定是元代书院教育的一大贡献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从理论渊源上讲，陆学末流放弃读书，空悟人生导致的流弊是程朱理学受到重视的学术原因，而从现实来看，南宋以后，官学教育式微，学校教学制度不完善，当元代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必然要求学校教育走上有序、稳定、规范的运行轨道，是读书之风形成的客观历史原因。

南宋以降的官学腐败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学官不良，师道不立。二是教学制度不备，学校失教。清代吴尚友在《回澜书院记》中出“儒学诸生与司铎往来颇疏。或有因试事而两月一见者矣，或路远而终岁不得一见者矣。”[4]这实质上是无教学可言。元代书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而产生和发展的。所谓庠序之教不修，则立精舍以为讲习之所，往往官学兴则书院不盛，官学不立则书院大昌。吴尚友《回澜书院记》批评官学的腐败后，极力赞以书院的讲学读书之风：“萃生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订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5]书院以学术大师直接教授生徒，学生都是慕大师的道德学问，不避千里，拜门入墙，不存在师道不立的问题。而且书院教学严谨，以传授学术为主，读书讲学的空气十分浓厚，与只管考课的官学很不相同。所以，程端礼认为，相对于官学来说，书院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也应该是讲学读书，书院就是因为官学失教、唯考课是务而由“前代志道之士”讲学读书而产生的。

正是在这一书院与读书的认识基础上，他在主持江东书院时，制定了旨在指导一般学生读书自学的《读书日程》。这可以说是他《读书日程》产生的直接的现实原因。从理论来源上讲，《读书日程》是以朱子的读书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了“朱子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学规》、史蒙卿的读书“训语”和《程董二先生学则》等前代书院讲习的基本传统和成果,融合了程端礼书院讲学的宗旨和原理、原则等而制定的一个详细的读书教学课程的计划。

《读书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朱子的“为学之道”:“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而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6]《读书日程》既说明了读书的基本原理和本质，又讲明了读书的途径和方法。朱子后学辅汉卿根据朱子的“为学之道”的精神所辑的“朱子读书六法”及先儒的读书论对《读书日程》又有着纲领和原则的意义。《白鹿洞书院教条》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对于《读书日程》的制定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程端礼认为对《读书日程》来说，《白鹿洞书院教条》是“宏纲大目”的范型，提供了“人知所用力”的途径；而《程董二先生学则》则是日用常仪训练的规范，“使人有所持循”。这两个学则正好贯通了朱子的大小学之教，合而施之，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此外，《真西山教子斋规》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程端礼老师史蒙卿的《果斋训语》对“尚志”“居敬”“穷理”“反身”四个读书的基本理论范畴，引孔孟朱子之语详加论证，对于深刻理解朱子读书法，以及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对于课程和教材的选定都对“读书工程”的制订定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的作用。

3 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程端礼在书院及学校教学实践中，正是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在综合运用前人的读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系统、全面完整的《读书日程》。作为一个实施的教学课程计划，从教育目标、学习年限；到课程书目，读书顺序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它集中地体现了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3.1 “读书穷理”与“成人达性”相统一

把读书与做人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陆学末流最大的弊端。程端礼重视读书，把读书放在人的生命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他力主将人生的修为和实践贯彻在读书明理的基础上，贯彻在对社会和人生的经验把握和理性知解上，以读书来指导人生。在他看来，读书与人生是同一过程，读书本身即是人生。人生既书的起点和根据，又是读书的目的和最终归宿。

首先，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准备是读书的根本保证“居敬持志”是读书的依据，也是为人的起点。它的基本理论来源是朱子的“为学之道”最后落实在“居敬而持志”。朱熹说:“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7]他所强调的正是读书应心思专一，境界高远，不受外界物欲的扰乱。程端礼认为“居敬持志”即是“立志”他说，“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8]程端礼对“立志”作了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认为读书的根本宗旨在发明义理，而不在谋求功利，读书的目的在做好人，而不在当贵人等。经程端礼这一解释，“居敬持志”便成了读书的宗旨和目的。

其次，读书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生的根本价值。程端礼在《读书日程》的“纲领”中，一方面引用朱熹《记稽古阁》的话说，人的价值都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以为体，侧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为用”[9]，都是人皆有之的价值基础，但由于“气禀物欲之私”的蔽障，这种内在本质“不能以自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在天地万物的运行中所具有的价值真谛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形式，那就是圣人之书。他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因此，读书是“博文”的“大而急”者。他认为，由于书中都是圣贤道理、嘉言懿行。日夜专心读书，长期对越古人，就能培养人的“大本”。培养和激发出人终身受用，取之不尽的价值源泉。

3.2 读书贵在“循序而致精”

程端礼制定《读书日程》的最大目标，就是力图把教育目的和内容、途径和方法、课程安排与教材选择等，纳入一个有序的操作系统之中。这个“序”主要有相互照应的两条线：一是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依此，他把人的读书生活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学前——小学——大学；二是书的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依此，他把要读的书分为三个层次：性理基础、四书五经正文和注说，文史与写作应试。并与读书的阶段紧密配合起来。

八岁入学之前是学前教育阶段，主要读《性理字训》，一方面进行识字教育，一方面进行性理基础知识教育。他说这一方法主要用诗歌和口授的形式进行教育。同时，在这一时期，还要进行基本的行为培养，以朱子的《童子须知》来规范儿童的早期行为。主要学习内容是“四书”“五经”的正文。其读书的顺序是：《小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中庸》正文——《孝经》刊误——《易》正文——《书》正文——《诗》正文——《仪礼》《礼记》正文——《周礼》正文——《春秋》经《三传》正文。这个读书次序完全是朱熹读书思想的体现。同时，他在经学教育上，与一般经、注同时进行的办法也有一些不同。程端礼重视早读经正文，趁儿童这一时期记忆力极强的条件，使其熟悉经典原文，为下阶段的深入理解经典义理打下基础。在这个阶段，他还特别提出要切戒作诗演文“虚费时日”。他认为，在这个阶段作诗演文，不仅会延误儿童熟记经典原文的时机，造成终身的失误，而且最易夺志，使学者着意功名，目光短浅。

自十五岁起，是志学之年，进入“成人”教育阶段。由此开始，“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10]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抄读“四书”“五经”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其顺序是《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合于《论语集注》者抄读)——《孟子或间》(合于《孟子集注》者抄读)——《周易》(抄读)——《尚书》(抄读)——《诗》(抄读)——《礼记》(抄读)——《春秋》(抄读)。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明了圣道所以然之理，并且在这个寻理的过程中，培养起人生的“大本”。有了这个“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看史读文学作文。在学完作文以后，还要求立即再明一经，并且要“手自抄读”，深入体会，加以贯通。

程端礼认为，他所安排的这个读书次序，是有根有据，行之有效的，“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11]按照这个次序，到二十四、五岁，最长也不过三十岁，便可学业修成。

3.3 朱子之学与科举考试“毕贯于一”

元代统治者对朱子理学的提倡，教育政策上程朱子学与举业的统一，可以说是《读书日程》产生的一个现实原因，在程端礼看来，朱子理学与举业的统一，不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科举来说，都是最完满的，教人读书就是要贯彻这一精神。在《读书日程》序言中，他也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说:“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土，……尚不自知而忍紊耶!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固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12]

从《读书日程》所开列的教科书来看，几乎全都直接来自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朱熹没有提到的，也都是后来的程宋一派人物的作品。在学前教育阶段，程端礼要求用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取代传统的千字文之类。程端蒙《性理字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朱熹的意愿，以简短的文字，整齐的韵语、对仗的形式，溶铸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使儿童易于记诵，幼小的心灵即受到理学的熏陶。初、中等教育的教材实际上主要是《四书集注》，是朱熹用毕生精力把“四书”纳入理学轨道的书，它以洗炼的文字阐述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精华，在所有阐述朱熹思想的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因而程端礼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教材。

理学与举业的“毕贯于一”在实施上直接表现为“理”与“文”的关系问题，表现为“理”与“文”的“毕贯于一”。在程端礼看来，历来文之所以有价值，即在于它能集中地表达圣贤所体会出来的天地万物的真理。程端礼在作为《读书日程》附录刊行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谓深戒。”[13]

科举程文引入书院教学是元代书院的一大特色。程端礼的讲学与当时一些程朱学者主讲的书院不同之处就是公开提出要学习科举程文。本来文章之事是为朱子后学不啻之事，但史蒙卿却很注重文章的写作。从读书求理与读书作文的关系来讲，史蒙卿提出要“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程端礼在“读书工程”中，不仅设计在二十岁之前读书，不令作科举文，而且在“作科举文字之法”下也规定“读看策九日作一日”。程端礼认为“理”与“文”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所谓为学失序，本质上即理、文之间本末体用的失序。

在作文的有关立论根据和程式上，程端礼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如作“经问”，必须以《四书集注》为准则，严守所谓“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贯通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已意”的家法，不能有所发挥，更不能离经叛道。作文要“以主意为将军”，意必先立，再以平日所记经籍史料充填等等，其根本的要求即是在程朱理学精神的强化下来作文，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

4 《读书日程》对后世书院的影响

程端礼到江东书院以后即以《读书日程》施教。从他元统三年所写的后记来看，在元统三年之前，《读书日程》即广泛传播。在他身后《读书日程》曾被国子监取法并颁于郡县学校“以为学者法”。相对于对地方官学的影响来说，读书日程对书院教学的影响在元代远没有在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影响那么显著。这是因为，元代书院多由南方入元不仕的学术大师主持，不令习应举之业；而北方书院虽重应举，却又不重如程端礼那样广博艰苦的读书。明初大行科举，永乐时又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读书的范围和科考的内容都集中在程朱性理之学，再加上书院的完全官学化，“读书工程”得到书院的广泛采用。清代初年，朱学代替了王学，程朱理学与举业毕归于一，《读书工程》在书院教学中被普遍采用。雍正时已认为书院也应教人读书应举，以供朝庭使任。乾隆在上谕中明白指出书院教学要遵朱熹的学规和程端礼的“日程”。到了清乾嘉之际，朴学大盛，虽然反对程朱理学，却提倡扎实读书，程端礼的课程计划形式被吸收并加以发挥。清代末期的几所著名近代书院所制订的课程计划也明显地受到程端礼《读书日程》读书日程的影响。

程端礼《读书日程》在近代课程论输入以前，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形成了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实施的中国自己的课程计划。程端礼的读书理论并不仅仅是书院教学的成果，《读书日程》也并不仅仅是书院的课程计划，但却受到书院教学的普遍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读书理论和课程安排,根本上体现了元代及元以后的中国书院特征,适应了书院官学化的过程，也对之后的书院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

一是强调了书院教学内容的理学化。朱子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重要内容，元代统治者推崇朱子理学，定为人材培养和选拔的法定教材和统一标准。因此，对于书院的掌握和控制，必然要求树立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绝对地位，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宏观调整来控制学校和人才的途径。因此，元代讲学书院的大师，多是讲求朱子理学的。最早的是杨惟中和姚枢讲学太极书院，其他书院也争相仿效，于是，理学便成了元代书院唯一的教学内容。《读书日程》根源朱子理学，并使朱子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从教学内容到教材使用都完全依从朱子理学体系，至此之后的所有书院均以此为圭臬。

二是加重了书院性质的官学化。随着元代书院的普遍设置和官学化过程的推进，地方书院与地方官学在性质和职能上趋向一致。适用于官学的教学措施，自然也适用于书院的教学。这就是《读书日程》为一般书院所接受的又一原因。再者，随着官学和书院在性质和职能上的趋向一致，书院不仅要进行成人高等教育，而且还要从事初等教育和教养；书院的培养目标，不仅要研习义理，而且要应试举业。虽然，这一切并不是每个书院都必须做到的，但作为书院的整体职能却是共同承认的。这就要求书院在教学实施上能将这一过程完整地统一起来。《读书日程》的贯穿学前、初等、高等教育，纳教学与科考为一途的教学计划，正是适合这一需要，或者说正反映了这一需要,所以能被书院广泛地采纳。

三是促进了书院教学方式上的模式化。书院官学化过程本质上是政治上的集权化过程，在新建立的集权形式下，过去书院教学中那种教师随意地自由地讲学，学生随性所至，自由读书，甚至废书不读的状况是不能允许的了，它必然要求教师在教学实施上的统一化、定型化和严格化。《读书日程》的课程计划，正是以一种“工程”的意识适应了书院官学化过程的这一对教学的严格、规范的要求而产生的。它开出书目、分出阶段、厘定出各书先读后读的次序，举出各阶段读书的目的要求，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对保证书院肄业生徒能顺利地掌握必须要读的课程，是很有好处的。黄百家很称赞这种读书计划“工程”性质，说它本末不遗,工夫有序,有功于挽救陆学末流以不读书为学的流弊。他说:“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子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余观畏斋读书日程,本末不遗,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谓陆子之功臣也。”[14]这种规范的、定式的教学方式与现代教育理念也有某些接榫之处，使得教育得以大规模的普及，无论在何处、何教育机构，士生的读书内容、课程计划并无差别，也可称为受教育权的平等了，堪是《读书日程》最大的贡献。

5 启示

程端礼的读书法根源于朱熹理学，一改宋末废书不读的治学之道，将朱熹读书方法发扬广步的同时，在其丰富的书院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完整的具有极强操作性的读书为学计划，并且列出了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材书目，在当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普及实践中也具有借鉴意义。《读书日程》将启蒙、小学、成人教育贯穿于一体，把人一生的为学之路贯通起来。程端礼重视幼儿理学教育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极具有开创性，他把理学思想融入到学前教育中，并针对低年龄阶段儿童的特点编写了专门教材，制定了阅读计划，使儿童在学前就对理学的基本情况有所感触，自然衔接了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他还总结了小学阶段儿童的生理特点，提出了多读经典，少读释文，重视原典的观点，要求学生在小学期间大量背诵儒家经典，利用宝贵的记忆力强的阶段掌握尽可能多的原典原文，这对目前我们在少儿阅读和经典推广方面深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