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情报学研究进展*

2019-02-20迟玉琢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9年4期

迟玉琢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00058)

1 引言

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发展与创新变化集中体现在学科高频的学术交流活动和以著作、学术论文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成果之中。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情报学界在2018年举办的主要学术会议、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综合整理，系统梳理我国情报学在过去一年中的研究进展。

2 我国情报界的学术交流活动

2018年，我国情报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又呈现出在新形势、新技术背景下的新特点。

3月27日至29日，第十三届中国竞争情报国际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丹麦、以色列、中国等国的世界500强企业竞争情报总监、知名大学教授、科研机构专家围绕“创新发展，情报先行——竞争情报引领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主题，共同展示交流了大数据背景下竞争情报在全球的最新发展趋势、应用技术、工具方法和组织建设。

7月14至15日，第八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在武汉大学顺利召开。论坛主题为“大数据、大思维、大影响——新时代的情报学创新发展”，共收到博士生投稿50余篇，近200位国内外情报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

9月13日至15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模式：竞争情报的挑战与应对”的第二十四届中国竞争情报年会在宁夏银川召开，专家分别从竞争情报理论、实践经验、战略创新、工具运用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代中国竞争情报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成就，深入探讨了中国竞争情报业的未来发展。

9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在北京举办“2018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

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为期两天的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研究”。

9月27至28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协调组主办，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2018战略情报研究学术论坛”在武汉召开，邀请了科技管理、科学计量、知识产权、大数据技术、战略研究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作大会特邀报告。

10月13日至14日，2018年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重点围绕“智能时代的情报学：连接数字世界与现实社会”展开，并就“情报体系与智库研究”“情报分析与决策支持”“信息搜索与用户行为”“文本挖掘与知识发现”“社会媒体与舆情分析”“情报理论与学科建设”“计量分析与评价”“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数字人文与科学数据”“知识管理与共享”10个主题举办分论坛。

10月20日至21日，以“新时代开启中国情报研究新征程”为主题的第五届华山情报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旨在提出“国家安全情报”新概念，翻开中国情报学界开展“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的新篇章。

11月10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8)”在武汉隆重召开。来自全国情报学各个领域三十余位专家代表针对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数据科学对情报学之影响、情报学的协同与融合发展、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统一与分野、情报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2月31日，首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国内34所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39位青年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学科传承与未来展望”主题，就一级学科核心知识与未来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发言并参与研讨，并于会后形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学术共同体倡议书》。

通过对上述会议的梳理发现，大数据、人工智能、国家安全是2018年情报学学术交流活动围绕的关键词，同时学术交流中还强调学科人才的培养以及鼓励青年学者发挥作用，这体现出学界在新技术环境和新国家形势面前对学科传承、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

3 情报学著作出版情况

本研究利用国家图书馆OPAC，以“情报”和“信息”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经人工筛选后得到2018年度出版的情报学相关学术著作如下。

在学科相关理论方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美国情报立法汇编》(潘志高)编译了美国国会通过的所有情报法案，为读者对比研究、深入理解情报法提供了参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梁慧稳)从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内涵、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学科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考察，明确公安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结构。金城出版社的《情报学——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赵冰峰)研究了中国古代与现代情报思想方法的内涵与脉络，系统研究了美国现代军事与安全情报理论的内涵与优劣，构建了侦察、分析、设计与行动的各情报职能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研究文集》(李广建)收录了22篇论文，内容涵盖情报学理论、文献计量学、信息组织与检索、用户行为、情报分析、信息服务、智库研究、新媒体研究、专利分析、情报研究方法等。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吕晓伟主编的信息管理类课程规划教材《企业竞争情报》一书。

情报方法在各个领域探索应用的书籍有所增加。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英国情报主导警务的实践与发展》(艾德里安·詹姆斯)在简述英国警务侦察和情报实践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情报主导侦查及当代情报主导警务的肯特郡模式和国家模式，阐述知识转移是情报主导警务的催化剂，并精选英国都市案例、乡村案例，尽可能全面地对国家模式展开评估。法律出版社的《法务情报》(克利尔，李杰)创新性地提出了法务情报理论，这既是情报在法务活动中的创新应用，也是法务生态的新元素。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情报驱动应急响应》(斯科特·罗伯茨，利百加·布朗)是一本关于威胁情报在网络安全事件响应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实用指南，作者基于情报周期和事件响应周期提出“F3EAD”(查找find，定位fix，消除finish，利用exploit，分析analyze和传播disseminate)流程，将情报团队和事件响应团队的工作有机地贯穿起来，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各阶段工作要点、注意事项。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曾文所著的《基于科技大数据的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研究》，书中论述了科技情报分析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情报驱动应急响应》，书中介绍了情报分析的基础知识，以及将各种技术纳入事件响应流程的最佳方式。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肖明的《国外图书情报知识图谱实证研究》，阐述了科学知识图谱的理论、方法及其在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中的实际应用。金城出版社的《数据与监控：信息安全的隐形之战》(布鲁斯·施奈尔)论述了个人数据被监控的事实、面临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也为有效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提供了技术和实践观点。金城出版社2018年引进翻译了两本情报方法类书籍，《情报分析——结构化分析方法》(小理查兹·J.霍耶尔，伦道夫·弗森)和《情报分析案例——结构化分析方法的应用》(萨拉·毕比)，前者介绍了8大类55种结构化的分析方法的内容、适用场景、具体使用步骤、优势劣势、与其他方法的关系等；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7个经典案例。另外，金城出版社出版了情报与反情报丛书中的一部译著《情报分析案例：结构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书中列举了17个代表性的关于如何运用结构化分析方法处理实践问题的情报分析案例，涵盖外国情报、反情报、恐怖主义、国内安全、执法和决策等多个方面。

在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方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真实的情报圈——CI访谈录》(徐宏宇，陈煦，张左之)一书，选取来自企业一线、情报研究机构决策者以及海外的工作者进行访谈，从而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竞争情报的实践及海外案例。中国经济出版社的《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理论方法与案例)》(曾忠禄)重点对商业情报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构建了企业商业情报管理的完整知识系统；并介绍了具体运作流程和大量运作案例，从而使理论指引能转换为具体操作。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张超所著的《基于竞争情报的战略联盟关系风险管理研究》一书，结构化的回答了竞争情报参与战略联盟关系风险管理的条件、参与方式以及管理建议。

此外，为纪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60周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编了《情报的初心》一书，从编年体、业务现状和情报故事三个维度，回顾总结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60年的发展历程，分析阐述了现有情报研究的主要业务方向和业务板块。东方出版中心和中国出版集团再版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另外还有哈尔滨出版社的《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秘密档案》(杨博鹏)、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琪)。广场出版社出版了译著《大本营参谋的情报战记：无情报国家的悲剧》，记录了二战期间的日本情报史料。时事出版社出版了张光新所著的《日本近代对外战争决策中的情报保障研究》一书，梳理了日本近代四场对外战争决策中情报保障的基本脉络、特点、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成败得失。

4 情报学学术论文

本研究选取了CSSCI来源期刊列表(2019-2020)中情报学领域期刊作为文献来源，包括《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情报杂志》《情报资料工作》《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和《现代情报》9种期刊。本研究利用上述9种期刊的刊名在知网中进行检索，根据知网提供的文献分类进一步将检索结果限定为“情报学、情报工作”，出版时间限定为2018年的文献共618篇论文，从中进一步排除征文、索引、通知、选题指南等内容，从而得到基础文献。本研究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通读和整理，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2018年我国情报学研究进展。

4.1 情报学理论

大数据环境与《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对我国情报学界的深刻影响仍在持续，在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探索学科内核与边界成为2018年我国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追根溯源、寻找初心成为把握学科未来发展走向的一种冷静而客观判断依据，在情报学发展定位问题的讨论中呈现出清晰的回顾历史、认清现在、展望未来的特征。

在对情报学理论发展历程与成果中，包昌火等从情报著作、情报名人、情报理论、情报实践等角度梳理中国情报学发展历程[1]，进而构建了完整的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框架[2]；高金虎对中国情报分析理论进行全面整理，并与西方情报分析理论作对比分析[3]；王琳梳理了近30年情报学研究范式及基础理论的演进[4，5]；赵柯然针对当前情报术语使用乱象分析情报学现存术语争议产生的原因[6]；徐敏整理归纳了情报分析领域模型[7]；刘强强调了图情学科中情报学与安全情报学或军事情报学在本质上的不同[8]。

对情报学未来的展望主要围绕厘清大数据、数据科学、新安全形势对学科发展及情报工作带来的影响并寻求应对措施。马费成等分析大数据对情报学研究问题域、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研究工具和研究人员参与度等方面带来的变化[9]，并针对研究重点、工作重点、人才培养定位问题提出学科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和建议[10]；杨国新指出现代情报学发展的Intelligence导向，将情报学宏观上划分为“安全情报学”与“发展情报学”[11]；巴志超等就数据、数据科学与情报学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分别进行了辨析，提出数据科学对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及情报服务功能的影响[12]；李阳认为，“数据+情境”双驱动的情报体系活化与情报能力实化将成为未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13]。

在情报学理论分支方面的研究包括：社科情报学[14]、实验情报学[15]、认知情报学[16]以及情报治理[17]、情报感知[18-20]、情报事理图谱[21]、数字人文[22]、情报共生[23]、情报失察[24]、情报意义构建[25]、转化模型[26]等理论内容。

4.2 情报方法

情报研究方法研究进展主要集中于对已有方法的改进完善和创新性应用、前沿与技术演进路径分析与识别等方面。

在情报方法改进、完善与创新方面，李辉等人研究了中文科技政策的数据分析方法[27]；王若佳利用关键词的时序特征设计了流感预测模型，并实现了较为精准的提前预测[28]；迟玉琢创建了一套科学数据的引用内容分析框架，用于区分科学数据重要性并据此再进一步判断科学数据及其来源的价值[29]；李长玲等设计并实证开放式非相关知识发现方法[30]；叶光辉等验证了布拉德福定律对社交博客标签的适用性[31]；郭强华等提出了直线距离因子多准则妥协解评价法，用于改进VIKOR评价方法在科技评价中的不足[32]；宋晓晨提出一种基于作者简介的新型期刊评价方法[33]；段宇锋等则通过实证发现期刊规模、期刊扩散力对期刊被引影响较大[34]。

在研究前沿分析、技术演进路径识别方面，黄福等通过对同一组高被引文献的对比发现，采用共被引分析可获得更新、发展潜力更大的研究前沿，而耦合分析则能够获得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前沿[35]；周群等人提出一种基于科技媒体视角的研究前沿识别与探测方法[36]；曲靖野等对比了共词分析与LDA模型分析在对同类和不同类文本主题进行信息挖掘的能力和效果[37]；周文杰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检验了标题、摘要、关键词、全文在研究前沿预测效度[38]；徐路路等提出了一种基金项目科学研究前沿识别方法[39]；武华维等对科技创新演化路径识别研究进行述评[40]；万小萍等通过专利的关联关系设计了用于识别技术演进路径的方法[41]；邓启平等利用研究方向间的关联关系设计了判别重点研究方向的方法[42]；奉国和等提了基于关键词加权排序识别研究热点和趋势的方法[43]。

4.3 情报技术

2018年的情报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数据和智能环境下的情报系统平台建设和情报技术研发。

在情报系统平台建设方面，吴素研等开发了科技大数据情报业务平台，阐述了硬件层、虚拟层、支撑层和业务层主要功能和所需技术，并实现了存储模块[44]；李勇男构建了大数据驱动的反恐情报决策体系[45]，并具体讨论了空间挖掘模式[46]、信息增益决策树[47]和基于雅卡尔系数的聚类方法[48]在该系统中的理论实现；曾文等设计了面向国家科技安全的科技情报研究系统模型，分析了系统实现的技术路线[49]；何涛等证实了使用词嵌入技术可优化检索式精度[50]；刘如等设计了基于情报3.0工作思路的自动简报系统框架[51]。

在情报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曾文等讨论了深度分析技术在科技文献数据表示及科技术语抽取中的可用性[52]；高龙等提出的基于知识图谱与语义计算的智能信息搜索技术，在特定领域中可达85%的准确率[53]；王天宇受美军“算法战”启发，用功能分析方法和系统工程方法构建了智能情报算法体系[54]。

4.4 信息计量

2018年的信息计量研究围绕着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其中学术成果的影响力评估成为研究的热点，Altmetrics功能及优化是研究讨论的焦点，致力于通过引入新的评价指标进一步改善原有指标的局限性，同时延续着将信息计量用于不同主题领域信息演进揭示的特点。

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董岳珂引入数学方法和前置条件、评测背景等因素来校正文献计量在科研评估中的片面性、局限性及不公正[55]；沈兰妮等识别出非正式交流渠道科研成果评价过程中的Altmetrics评价利益相关者功能需求及评价指标[56]；李秀霞等发现STCF值能够有效弥补被引频次、Altmetrics指标的不足[57]。

具体到学术期刊评价，邹晓菁等在期刊学术评价指标基础上增加期刊网络社媒指标和引文网络指标，构建了期刊学术评价综合指标[58]；赵蓉英和王旭构建了包含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两个维度的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59，60]；俞立平提出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来作为评价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新指标[61]，并提出基于聚类分析的多属性评价方法筛选方法，解决学术期刊评价中多属性评价方法评价结果不一致的问题[62]；郭倩影等构建了由外部特征分析和内容特征分析相结合的“学术链”识别框架，用于评价学术论文影响力[63]；王萝娜等构建了在线科学交流中的学术论文影响力评价指标和模型[64]。

学术图书的评价也引起相关学者关注，李明从阅前查询、阅读意向、阅读使用、评价反馈四个层面构建了基于Altmetrics的学术图书评价指标框架[65]；匡登辉综合运用Altmetrics和传统引文评价，利用Bookmetrix工具评价了外文学术图书[66]；姜春林等综合运用传统科学计量指标和补充计量指标构建了人文社科学术图书影响力评价体系[67]。

在学者评价方面，唐璞妮引入作者贡献率，解决合著著者贡献评价问题[68]；王宏鑫等从h-指数的改进、数学建模、类h-指数及其与信息计量学分布规律的关系四个方面梳理了h指数的研究进展[69]。

对于领域主题问题的总结归纳，许海云等综述了科学计量中多数据类型关系的获取与融合实现方法[70]；李宏等总结归纳了补充计量学在实证方面的研究[71]。此外，多位学者继续采用信息计量这一情报学经典方法，用于刻画多个学科或主题领域的结构与发展演化特征，如区块链[72]、数据挖掘[73]、一带一路[74]、智库[75，76]、情感分析[77]、国内网络舆情危机响应[78]、国内知识服务[79]、国内反恐情报分析系统[80]等。

4.5 网络信息行为

陈娟等采用层次聚类方法将“知乎”用户划分为“信息搜寻型用户”“专家型用户”和“自我学习型用户”三类，并分析了每类用户的行为特点[81]；李欣颖等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更适合用于解释O2O模式移动商务消费者的采纳态度，而技术接受模型则更适用于解释其的采纳意向[82]；张帅等采用扎根理论分析了弹幕视频网站用户使用行为的驱动因素[83]；王新华等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个体投资者决策的信息获取行为偏好[84]；甘春梅等探讨了人际互动、社会支持对信任及其社会化商务意愿的影响及程度[85]；易明等分析了在线研讨绩效的影响因素[86]；邓卫华分析了在线口碑信息内容的结构与特征[87]；姬建睿提出基于Aging theory的社交网络用户关注点交互影响演化模型[88]；张敏等研究了在线健康社区中用户主观知识隐藏行为[89]和诊疗信息求助行为[90]。

网络信息行为相关综述研究主要包括：移动商务用户行为[91]、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92]、我国用户画像研究[93]、国内外移动阅读行为研究[94]等。

4.6 竞争情报

2018年的竞争情报研究主题可主要划分为竞争情报系统、竞争情报工作模型和方法。

在竞争情报系统研究方面，陈美华分析了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信息生态因子[95]并且分析了美国竞争情报系统构建的信息生态[96]；唐晓波设计了大数据智能的竞争情报系统模型[97]。

竞争情报工作模型和方法方面，鞠英杰和游雪雯构建了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情报分析模型，并细化完善了产业竞争情报分析流程[98]；王超等以国内基因工程疫苗产业为例提出了基于创新链的产业竞争情报分析框架并探讨其应用机制[99]；亓晖等设计了一个融合焦点企业、目标企业和顾客的多中心视角下的竞争者识别框架，以弥补已有方法的竞争者识别不足和过度识别问题[100]；赵蓉英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及竞争情报工作模型[101]；姚伟等构建了竞争情报协同决策模型[102]；陈峰结合“中兴事件”[103]、“美国301调查”[104]、对华进口技术限制[105]、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106]等案例分析竞争情报产品特点等竞争情报问题；尹士等提出了融合前景理论和VIKOR法的多属性技术竞争情报评选方法[107]；孙琳提出了基于情报元相似度的多源竞争情报片段融合方法[108]。

此外，竞争情报主题下的相关综述包括，高国伟综合评述了我国竞争情报联盟研究情况[109]；支凤稳对我国竞争情报共享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110]；黎小平梳理了我国企业反竞争情报能力研究的发展脉络[111]；郑荣对比了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的异同[112]。

4.7 情报工作

大数据时代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提出增加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扩大了工作覆盖面，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可探索空间。因此，对情报工作目标定位和认知深化是2018年我国情报学研究中的不容忽视的构成。包昌火等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一项超越单一领域，为不同层次的科学决策服务的科学劳动[2]；张家年和马费成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情报工作的“新”内容[113]；王晋等依据情报属性特征的变化重新梳理了科技情报工作的目标定位、核心和工作重点[114]；赵冰峰以认知对抗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家情报体系的基本属性和相关构成[115]，并进一步阐述了其中的情报场理论[116]和情报运筹[117]在国家情报工作中的应用；贺延辉分析了俄罗斯国家情报工作制度[118]；马海群指出“技术”与“制度”是促进国家情报工作动态螺旋上升演进的动力机制[119]。

除了对情报工作的宏观认知外，对情报工作细节或具体某一方面的再认知也是年度研究的显著特点。李荣等人根据自身在科技情报工作经验，提出了面向科技前沿跟踪与预测的协同情报服务体系理论框架[120]；吴晨生等从情报生产力变革的角度分析并预测了情报服务方式的变革[121]；吴琼等反思了情报3.0时代下的科技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122]；陈祖琴面向应急决策提出优化情报流程环节的方法[123]；刘如等构建了情报领域系统辨识框架并探索了实现方法[124]；梁春华归纳了基层科研院所情报研究工作的流程和标准[125]；尹明理等分析了情报简报生产过程[126]；巫孝君讨论了军民融合战略下科技情报协同机制问题[127]。

关注别国情报工作的变革与优势从中获得工作启发是我国情报工作研究从未间断的议题，2018年的相关研究中包括美国不同时期的情报共享发展轨迹[128]、美国反恐情报变革[129]、美国战略情报体系[130]。

在智库服务方面，陈成鑫对比了情报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区别与关联，提出智库研究要吸收情报研究的优势、提升智库情报能力[131]；张日新等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完善了高校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验证了异质性因素对高校智库影响力的显著影响[132]；周霜菊构建了智库学术影响力指数评价公式[133]；张海涛等基于协同理论构建了智库创新服务体系，并提出了该体系运行的保障条件[134]；李品在对智库的情报功能进行定位的基础上，提出情报功能在智库建设中的实现策略[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