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兵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1 顾櫰三其人

顾櫰三(后或作顾槐三)，字秋碧，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咸丰三年(1853)之前，室名然松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代乾嘉汉学后期著名的诗人、史学家。顾氏传承钱大昕、姚鼐等大家之学，《清朝艺苑·顾秋碧先生》载：“江宁顾秋碧先生怀笠，为钱竹汀先生弟子，学问该博，著作甚多。”[1]69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载其“治经通训诂，尤擅长于史学”[2]231。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称其“少年时曾从姚鼐、钱大昕问业。幼著才名，工诗赋。中年以后转向经史考订之学，对目录学颇有研究”[3]。

顾櫰三《然松阁诗钞》中有《警志诗》22首，顾氏自序云：“爰作《警志诗》若干首，追叙家世之盛，与其所以衰，而先府君行谊之精纯，母氏教养之劬瘁，并櫰幼年读书之苦，历历在目，俾后之人有所考焉。”[4]365通过这组诗，大略可考见顾櫰三的家世生平。顾櫰三祖上乃金粟山人之后，明代中叶迁至浙江。曾祖父顾问山官至归德知府，辞官之后，便择居到了金陵。祖父顾天颜仕至广东运副。叔祖父顾午田精通医术，曾经创立了普济育婴堂，为当权者所倚重。顾午田去世后，家道中落。顾櫰三之父，虽苦心治理学问，科举却不得中。顾櫰三祖母冯氏去世，顾父悲伤过度，竟一病不起。由于父亲早逝，顾櫰三的成长环境十分艰苦。支伟成称其“少孤贫，母以十指课之读，弗给，或丐食于邻焉，用是读益苦”[2]231。

母亲在顾櫰三的成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顾母尤其看重他的学业，甚至让他立下誓愿，“读书不成，不许展先府君墓”[4]366。顾母还亲授顾櫰三学问，其年少所学的四书和《毛诗》，皆其母口授，可以说是他的启蒙老师。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内阁大学士莫宝斋到江宁查考，顾櫰三始补博士，是年22岁。尽管如此，顾氏一生却颇不得志，大半辈子都漂泊在外，可谓颠沛流离。朱珔《然松阁赋诗合钞序》曰：“盖君本孤露，寻背萱闱。资业既空，遂游京师，游津门，游任城，游大梁，迄弗获遇，仍返故居。中年哀乐，并藉抒写，故发诸词者如此。”[4]293鲁一同也称其“中岁颠踣”[4]290，并作《不得顾秋碧消息》诗云：“闻道北游向燕赵，令人却忆邯郸倡。”[5]晚年为避战乱，顾氏转徙至淮安，身心憔悴，终客死异乡。蒋国榜所作顾氏《小传》云：“晚年客授淮上，卒。”[4]292《清朝艺苑·顾秋碧先生》曰：“后卒客死清河之海神庙中，甚奇。”[1]69孙静庵《顾秋碧之迂癖》亦曰：“怀奇不遇，卒客死于清河之海神庙中。”[6]顾氏虽命途多舛，但却著述颇丰，著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①、《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辑有《风俗通义佚文》一卷、《补辑风俗通义佚文》一卷、《通俗文》一卷并撰《补音》一卷；撰有《然松阁赋钞》《诗钞》《存稿》等。

2 顾櫰三两部史志目录的影响

清代补撰史志大兴，擅长史学的顾櫰三，补撰了两部史志目录《补后汉书艺文志》和《补五代史艺文志》。这两部史志目录不仅为我们考察后汉和五代的典籍著述，梳理当时的学术脉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对后世史志目录的补撰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2.1 对当时学术发展状况予以直接关照

先看顾氏《补后汉书艺文志》，顾《志》共收书1047种②，其中经部362种、史部308种、子部266种、集部86种，后附谶纬类25种，辑录材料十分丰富，是现存五种补后汉艺文志中篇幅最大的③，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后汉著述的总体面貌。以经部为例，顾《志》经部收书数量是四部当中最多的；再结合经学师承一类，顾《志》此类共列举了治诸经者422家，可直观反映出后汉研习经学人数众多、成果丰硕这一特点。而图谶(谶纬类)虽附于经学师承卷末，但此类不仅列举了治图谶者88家，还收录谶纬类书25种，从数量上来看足以单独设类，也展现出后汉谶纬之学蓬勃发展的面貌。具体到每一小类，则又可反映出诸经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差异。诸经当中，治春秋经的学者和成果数量最多，有115家，春秋三传类收书85种；往下依次为治尚书80家、治诗经78家、治易经59家、治礼经50家、治论语21家；治孝经的学者和成果数量则相对较少，只有19家，孝经类收书仅16种。再结合今、古文经学的发展来看，虽然后汉初仍设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列于学官，但由顾《志》经学师承一类可知，后汉出现了一批治古文经的学者，如治《费氏易》12家、治《古文尚书》21家、治《周官》18家、治《左氏春秋》49家、治《古文孝经》3家等，其中包括郑玄、马融等名儒，可见后汉今文经学逐渐走向衰落，古文经学逐步兴起。此外，郑玄、马融、贾逵等兼治多种今、古文经的学者的出现，也表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淡化，而五经类的设立也说明了后汉学者开始关注经学的综合研究。

再来看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此《志》将石经和雕版九经列于经部之首，不难看出二者在五代时期经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五代冯道主持对九经进行雕版印刷，不仅在经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也是雕版印刷史上的创举。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五代出现了蜀石经和雕版九经这样经学史上的大事，不过经学整体上却十分衰微。如将顾《志》所收之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来看④，其中经部收书数量为四部中最少。五代十国战争频发，说经之书在当时不符合时代需要，故而学者转向研习实用性较强的学问，如具有资治功用的史学和实践性更强的子学，因而史部和子部的著述相对较多。此外，集部以诗文集类著述居多，亦可展现五代文学发展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顾《志》收入了大量僧人著述，几乎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如经部有显德年间日本国僧奝然所进《孝经雌图》一卷、《皇灵孝经》一卷、《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一卷；小学类有僧昙域撰《补说文解字》三十卷；道家类有僧文傥注《道德经义疏》十卷，又有僧延寿撰《心赋注》一卷、《抱一子注》一卷；杂家类有僧赞宁撰《物类相感志》一卷；舆地类有僧应物撰《九华山记》二卷、《九华山旧录》一卷；小说类有僧赞宁撰《笋谱》十卷。诸如此类。据笔者统计，顾《志》收录五代僧人著述多达33种565卷。由此可见，五代时期，僧人广泛参与到学术研究当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也体现了五代学术兼容并包的特征。

2.2 为后世补撰和研究史志目录提供了参考

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约成书于道光年间⑤，光绪十九年(1893)由王锡祺首次印行，收入《小方壶斋丛书》。现存五种补后汉艺文志中，较顾《志》晚出的，明确有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和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两种。不过由于顾《志》刊行较晚，姚、曾二人在撰写补志时极有可能均未见过顾《志》。不过姚振宗撰写《隋书经籍志考证》时，明确说见过顾《志》稿本⑥，并引用了其中内容。此外，清佚名《新唐书艺文志注》史部杂史类有《吴越记》六卷，注曰：“顾櫰三《后汉艺文志》云……”[7]需要说明的是，此书成书时间较姚氏《考证》晚，其中多处引用了姚氏《考证》中的内容，此条也是从姚氏《考证》所引顾《志》内容中摘取，因而此人不一定见过顾《志》。不过姚振宗和《新唐书艺文志注》的作者能够引用顾《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肯定了顾《志》的价值。

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刊行较其《补后汉书艺文志》早，流传也更为广泛，乃至《清史稿·艺文志》史部正史类只著录了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而未见其《补后汉书艺文志》。光绪二十一年(1895)，吴士鉴在《补晋书经籍志序》中列举了各代补志的代表人物，“东汉三家”[8]359未见顾氏，而在“后梁、五代”[8]359中提及了顾氏。可见吴士鉴当时知道顾氏有《补五代史艺文志》，而不知其亦有《补后汉书艺文志》。1930年，李肇偁为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作序云：“洎乎清代，私家著述步武前贤，故《后汉书》《三国志》艺文志，则侯氏康所撰也。……《五代史》艺文志，则顾氏櫰三所撰也。”[9]此处亦只提及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一种。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引用了顾《志》的内容，其地理类有《契丹地图》一卷，注曰：“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曰：‘长兴三年，契丹东丹王突欲进。’”[10]汪之昌撰《补南唐艺文志》时，还直接以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为蓝本。汪氏自序曰：“近见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一书，搜辑颇广……间就顾氏所志艺文，确系南唐者别出之，未著录者补入之，分别部居，仍顾氏仿前史经、史、子、集例……”[11]147书后又曰：“右南唐艺文，都若干种，分类第次，悉依顾《志》，顾《志》所未著录，则据书别补之，而注明所由来。”[11]158虽然顾《志》存在着较多的疏漏，但其在清人诸家补五代艺文志中影响是最大的。2003年，张兴武先生《五代艺文考》由巴蜀书社出版，其中“《五代艺文考》”部分，以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为底本，对顾《志》条目逐一进行考订，“各条排列的次序完全保持顾《志》原貌”[12]1。在“《五代艺文志补遗》”部分，仍以顾《志》为底本，“编排体例一依顾《志》”[12]271最后的“《新编五代艺文志》”部分，在分类上大体还是依照顾《志》。2016年，张先生在《五代艺文考》一书基础上修订出版《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订正了部分讹误，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最后“《新编补五代史艺文志》”[13]部分，虽然分类上不再效仿顾《志》，而是按照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不过顾《志》仍是此书考证与论述的基础，对其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3 顾櫰三的目录学思想

3.1 以四分法为基础的分类思想

四部分类始于荀勖《中经新簿》，确立于《隋书·经籍志》，此后为大多数书目所沿用。纵观顾氏两部史志目录的分类，表面看来，顾氏《补后汉书艺文志》无经、史、子、集之名，《补五代史艺文志》有经、史而无子、集之名，但它们的类目实际上大体都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来排列，尤其是《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氏在《补五代史艺文志》的序中还直接指出：“今仅据五代人所自为书，广为搜辑，仿前史经、史、子、集例，分类而条列之。”[14]可见在四分法盛行之时，顾氏补撰的两部史志目录都是以四分法为基础的。

类目设置上遵循“依书立类”的原则。以顾氏《补后汉书艺文志》为例，在参考《隋书·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进行了改造，也就是蒋国榜所说的“通今”[15]491和“纪实”[15]492。如设立杂史霸史类、诸子类、阴阳杂家类等，是顾氏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类目合并；又设立经学师承，虽然可能是受到《经义考》的启发(顾《志》经学师承也多处涉及《经义考》的内容)，但与《经义考》相比，顾《志》搜罗更广，著录也更加全面、准确。这在五种补后汉艺文志当中也极具特色，正如支伟成所言：“末附‘经学师承’及‘明习谶纬’两门，较《儒林传》所载尤多倍蓰，迥非钱、侯、姚等补《志》所能望其项背。”[2]232

3.2 充分运用辑佚的考证方式

顾櫰三所撰的两部补史艺文志，由于距离所补时代久远，其中的许多书已经亡佚。为了能更好地诠释出这类书的信息，顾氏在考证时充分运用了辑佚的方式，其中尤以《补后汉书艺文志》为甚，也就是所谓的辑录体提要，这也成为了顾氏此《志》的一大特色。如三礼类有郑众《婚礼谒文》，亡佚已久，现存赞文也多残缺，顾氏从《通典》《山堂考索》《初学记》《白帖》《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佚文，由此可“知东京时士大夫家昏礼仪节如此”[15]61。又如马融《丧服经传》一卷，宋代已亡佚，顾氏根据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辑，参以注疏，一并辑录，以求有助于治经者。[15]71又如五经类有郑玄《六艺论》，顾氏在《汉魏遗书》所辑《六艺论》十九条的基础上，又增补二条。[15]113又如杂史霸史类有《伏侯注》八卷，亡佚已久，顾氏从刘昭《续汉书》注及李贤《后汉书》注、《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抄》《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玉海》等书中辑录佚文近七千字，并且“略为条次，以类相从”[15]178。再如时令类崔寔《四民月令》、舆地类圈称《陈留耆旧传》、圈称《陈留风俗传》、赵岐《三辅决录》，仪注类胡广《汉官解诂》、蔡质《汉官典仪》等等，都极尽所能辑录佚文。顾氏的辑佚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运用辑佚的考证方式是由补史艺文志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书目考证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补史艺文志来说，是否以辑录佚文越详细、越全面为上呢？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指出：

夫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而考证尤必得其体要。近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缉佚文为事，余皆不甚措意，不知佚文特考证中之一端；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又辑书自有别行之本，无俟辗转传写。以佚文杂于目录之中，累牍连篇，或至数版、数十版，使目录亦变而为辑本矣。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果何为者耶？[16]

很显然，姚振宗认为，辑录佚文只能作为书目考证的一部分，而将一书的佚文全部罗列的方式是很不可取的，这样势必会造成考证不得其“体要”。如果在书目中包纳过多佚文，则容易造成书目和佚书辑本的混杂和重复。如此一来，无论是书目，还是佚文辑本，都不是最好的呈现方式。正如姚氏所言，二者“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1916年，张钧衡在《三国艺文志跋》中也指出：“补《后汉》者……江宁顾櫰三秋碧十二卷，又与辑书不分。”[17]这是在做书目考证中需要注意的。当然，适当的辑佚不仅能丰富书目的内容，给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材料，还有搜集、保存文献之功，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3.3 史学正统观影响其收书断限标准

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正史中著录书目的先河，而后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记一代之藏书，自《明史·艺文志》起，专记一代之著述。到了清代，补史艺文志盛行，在所补朝代本无正史艺文(经籍)志的情况下，补史艺文志一般收录的仅为所补朝代的著述⑦，这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收书断限标准不仅能直接体现补志的质量，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的史学观。《后汉书》本无艺文志，那么补后汉艺文志则应收录后汉一代著述。后汉始于公元25年，即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年，一般没有异议，但对于下限则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后汉的下限为公元220年，即汉献帝逊位之年，并以此作为三国的起始年，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即以此为断。顾氏在《补后汉书艺文志》中则参照南宋萧常《续后汉书》和郝经《续后汉书》的做法，以蜀汉为正统，将收书下限定为公元263年，即蜀汉后主刘禅退位之年，并将吴、魏之人著述作为附录，附在了每一类最后(春秋三传类稍有例外)，断自公元265年，即司马炎受禅之年。如此一来，顾氏《补后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收录了后汉和三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著述。可见，在顾氏心目中，后汉应当包括蜀汉，体现了顾氏的史学正统观，也就是蒋国榜所说的“正名”[15]491。顾氏在《补后汉书艺文志》中为了体现这种史学正统观念，主要采取了将吴、魏著述附于每一类之末且于正文低一格的方式来与加以区别。

3.4 践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

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古典目录学的功用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后，这便成为了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张尔田在《汉书艺文志举例序》中指出，三家(官家、藏家、史家)目录“惟史家目录其体最尊”[18]1697，究其原因，“盖所重在学术”[18]1697。著名目录学家杨家骆先生曾感叹道：“故以为最客观完整之学术史，唯详尽之书目可以当之。”[19]自序王承略、刘心明教授在编纂《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时也曾指出：

因为艺文、经籍志附史书而行，而中国的史书体系较为完备，所以艺文、经籍志详尽系统地记录了数千年来的典籍和学术，成为考察文化思想渊源与流变、古代典籍类别与存亡的最重要的依据，成为原生态学术史、典籍史的直接呈现，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大宗参考资料。[20]

也就是说，史志目录的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就是能够体现其所记载时代的学术发展源流，这也是史家目录其体最尊的根本原因。而补史艺文志作为史志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是为了著录一代之著述，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这些著述来考辨一代之学术。顾氏深谙此道，其《补后汉书艺文志》设立“经学师承”一类，虽有上而无下，然而列述经师传记，尤为详备，其意在梳理后汉学术源流，更好地发挥古典目录学的功用。

注释

①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现存版本有山东师范大学藏稿本不分卷(半页12行21字，小字双行同，行间、书眉夹注，四周双边，蓝格，前有佚名题识)、温州市图书馆藏清抄本二十九卷(清何澄跋)、国家图书馆藏缪氏艺风堂抄本二十九卷(存一至四、六、十二、十四至二十九卷)、《小方壶斋丛书》本三十一卷、《金陵丛书》本十卷。

②本文数据均为笔者据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012年出版)所收诸《志》统计。

③现存五种补后汉艺文志分别是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其中钱《志》收书518种，侯《志》收书405种，姚《志》收书1106种，曾《志》收书588种，需要说明的是，姚《志》虽收书数量略多于顾《志》，但辑录材料不如顾《志》详细，篇幅小于顾《志》。

④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共分十九类，分类杂乱无章，与顾氏在自序中所言“仿前史经、史、子、集例，分类而条列之”不符，故研究者多以为此书尚未定稿。

⑤据韩李良《清代史志目录专题研究》(山东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8页)，顾《志》所收时间最晚的清人辑本是道光四年(1824)蔡云辑“蔡邕《月令章句》”，由此可知顾《志》此时尚未完成。再结合顾氏生平，可知此《志》约成书于道光年间。

⑥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杂史类《吴越记》六卷下有按语“今考江宁顾櫰三所作《后汉艺文志》稿本”云云，但是姚氏《考证》最终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只能说明姚氏在撰《考证》时见过顾《志》稿本，而不能说明姚氏在撰《后汉艺文志》时见过顾《志》。

⑦如果所补朝代已有正史目录，则一般从原《志》例，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收录有先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