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闻 ，姜孟鹏 ，杨国庆

（1.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卷烟厂，江苏 徐州 221000）

一、引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中两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对立与统一始终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在伦理轨道上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数次科学技术革命，逐渐崛起的科学技术令工具理性经常性抬头，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也经常性地被打破。在当代经济社会，一旦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缺乏有效制约，就会令价值理性产生背离，并对经济社会的伦理建构提出挑战，这就使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来完善伦理建构显得尤为重要。

烟草产业是当代经济社会中的特殊产业，在经济贡献和伦理争议两个维度上具有一定的矛盾属性。自烟草这种自然植物被人类发现并利用以来，尤其在经历地理大发现和数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后，人类对烟草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烟草科技水平的不断迭代，不仅导致人类在使用烟草过程中感官享受的不断升级，更致使人类对烟草及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烟草种植和烟草制品生产的总体规模的扩张始终未出现过停滞，烟草为人类作出突出经济贡献的地位也始终未得以有效的撼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公众健康意识的觉醒，“吸烟有害健康”逐渐成为人类共识，人类控烟诉求的高涨和世界各国对烟草企业所能创造的大量财政收入的依赖，也在倒逼着全球烟草企业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平衡发展。

有赖于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极具潜力的国际市场，我国烟草产业以其巨大的体量，在全球烟草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经济组织，我国各大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与否，将影响整个产业的经济行为，继而影响全球烟草产业理性天平的倾向，甚至影响伦理基础的虚实。当代，我国在烟草农业、工业、机械以及投资领域的实力，均是全球烟草产业中不可忽略的一极。同时，全国烟草系统所直接面对的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内烟草消费市场，这也带来了诸如烟草企业的发展是否道德、烟草企业的经济作用与社会责任本身是否道德，以及我国烟草科技的发展与迭代是否道德等一系列伦理问题。但问题终究是表象，表象之下的实质还是我国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来自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烟草企业在理性的平衡上时而出现偏颇，尤其是对价值理性的经常性疏离，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各种产业危机的隐患因素。因此，做好深刻的反思，协调好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让工具理性不再片面地抬头，让价值理性得到真正的回归并实现良好的伦理建构，是当今我国所有烟草企业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于烟草企业的哲学涵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时，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并在其著作《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里详细阐述了两者的界定和差异。

（一）工具理性的涵义

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指“行为者预期外界事物的变化和他人的行为，并利用这种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己当作成就所追求的、经过权衡的理性目的”[1]。由此可见，韦伯的工具理性强调的是目的、条件和手段，条件和手段是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

韦伯所指的预期外界事物的变化和他人的行为，是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新的目的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外界事物变化和他人的行为上，新的目的的实现也将继续促成更新的目的的实现。就烟草企业而言，一家企业若期望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而生产出一种较之过去危害更小的卷烟产品，就必须要有卷烟产品新减害工艺的出现，或者最起码要有对卷烟产品新减害工艺的研发行为，当这种企业所期望的危害更小的卷烟产品出现的时候，企业又可能会期待能生产出危害比之更小的卷烟产品，从而作为一种新的目的，继而就会有更新的减害工艺的出现。因此，世界烟草科技水平之所以有如今的高度，正是因为新目的不断地出现与实现，这是理性中的工具取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当然，理性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空前发展的现实环境下，也会作为一种纯粹的方法而继续指导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再发展。对于我国的烟草企业来说，理性促进了企业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使理性变成了实现实用经济目的的工具，即企业的工具理性不仅是由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产生的，更是由专卖制度的强化、产销规模的扩张、业务范围的拓展、烟草科技水平的进步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促成的。同时，伴随着烟草税利的不断增长，以及企业分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对诸如经济效益与经济地位等工具性对象的满足，也让工具取向悄然破坏着企业理性应有的平衡，改变了企业理性的维度[2]。

（二）价值理性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价值范畴，是揭示外部的客观世界对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韦伯在对价值理性的界定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价值的基本观点在“主体需要”的层面上是趋于一致的。韦伯认为价值理性是指“行为者自觉地和纯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为固有的绝对价值（例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性质的绝对价值），而不能考虑是否取得成就”[1]。韦伯的价值理性的重点在于人类对价值的自觉，“自觉”就是“主体需要”。因此，我国烟草企业的自觉就是自觉地信仰国家与消费者的利益，这是烟草企业得以伦理地存在的需要。

韦伯的工具理性没有否定其为纯粹的行为者利益的导向，它强调实在的效率与效益，更加重视目的本身而不论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或者是否合乎理性。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理性这一概念，用以与工具理性实现互约互补乃至共赢。

于烟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言，韦伯的价值理性就是企业在用烟草及其附属产品创造社会财富时的伦理理性，其不仅要以一种肯定性价值作为基础，更要以一种伦理应然来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这就等于是为企业的工具理性铺设了一条伦理的轨道。

然而在众多烟草企业的现实表现中，以中国烟草行业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价值理性，常常因工具理性的抬头而无法完全展现出它应然的作用，但却也从未离开过时刻进行着的众多烟草企业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不少企业当下虽然因对自我生存意义的困惑而更关注作为成就的经济目的，以及达成它的条件、手段与效率，但也并未完全忘记价值理性，故而企业的行为看起来确实是工具理性行为，这种现象目前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大烟草工业企业的品牌竞争当中。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烟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取得合理的经济利益是为社会创造更多新的财富的必要条件，企业如果只单纯地作出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理性行为，而不考虑工具理性，也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完成国家下达的经济任务，最终造成国家财政的重大损失，这也就背离了价值理性。因此，在烟草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背后，一定有诸如税利贡献、控烟履约、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消费者利益，以及公益事业投入等社会责任的同步履行，这是企业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实在约束与补充，而当工具理性抬头之时，社会需要的只是企业价值理性作用的及时发挥。

三、烟草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应然之态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之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虽然相互区分，但却又存在着极为密切的逻辑联系。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相斥相离的，而应是对立统一的。中国烟草企业的理性问题是一个很值得耐人寻味的伦理问题，它的正面是国家与消费者的切实利益，反面则是对公众健康的现实危害。在控烟履约与国民经济的双重社会需求下，烟草企业始终在夹缝中尴尬求生，扩大产销规模是对公众健康的责任缺位，缩减产销规模又是对国民经济的不作为。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不能平衡，是摆在我国各大烟草企业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这就需要明确这两种理性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以应然之态为表征的逻辑关系。

（一）企业的价值理性要为工具理性的先导

韦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行为界定为：工具理性行为是“行为者以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为指向，并同时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种可能的目的之间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然后据此而采取的行动”。价值理性行为是“行为者可以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而仅仅为了实现自己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崇敬或者任何其他一种‘事物’重要性的信念，而采取的行动”[1]。由此可见，人的行为在工具与价值两种理性的维度上，起码要服从某种目的，或者能体现某种肯定性的价值。这于烟草企业而言，以“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为内容的中国烟草行业核心价值观及由此所主导的行业社会责任为代表的价值理性，要为以实在的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提供行为之时的意义。也就是说，烟草企业在作为工具理性行为以实现最大化的效率时，必须承载有价值理性的切实诉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取得，只有在企业价值理性的有效规范与约束中，才能避免企业的异化，从而使企业的正常生存与伦理发展成为可能。

（二）企业的工具理性要为价值理性的基础

工具与价值这两种理性的对立统一的应然，注定了二者不能独立地实行独裁，缺少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是难以获得真正肯定性后果的。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体现的是企业对增强竞争实力的欲望以及对国内外烟草市场环境的整体把握，我国烟草产业的整体规模之所以能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与国际烟草巨头，正是因为有全体烟草企业自己的工具理性行为的保障，这是烟草企业能够以巨额税利等时代使命的履行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现实基础。各大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断拓展着我国烟草科技与市场疆域的边界，继而推动企业价值理性不断地确立新的企业目标，并确定企业新的存在意义，企业工具理性如此也就使企业价值理性拥有了实在的基础。烟草企业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指导体现了企业的伦理建构[3]。

（三）企业的实践要寓于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之中

人类的实践活动只要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才能够使人在具体的工具上拥有一定的需求。在烟草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中，各个工商企业均是以具体工具式的存在作为条件和手段，从而选择具体的实践对象与实践方法。在现实实践中，企业的价值理性解决的是“企业作出什么行为”的问题，如在精益制造、提税顺价、限产压库、调整种植、品牌发展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企业行为的作为；工具理性解决的是“企业怎么作为”的问题，如精益制造怎么实现、限产压库怎么计划、种植规模怎么调整、企业文化怎么建设、品牌发展战略怎么规划、提税顺价政策怎么制定与执行等。企业工具理性通过对企业具体实践活动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计算，使得企业能够根据国家计划、自我产能、市场形势、科技水平、人力资源以及政策环境等现实基础，逐步达成由价值理性所确立的以为国为民为主流内容的企业愿景。因此，在我国烟草企业的实践活动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种统一始终推动着企业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地进行创新，并探索出新的存在意义[4]。

四、烟草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

工具与价值这两种理性均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并作为独特的因素影响着人类行为的决定。正由于这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其在作出我国烟草企业具体行为的时候，降低了企业脱离伦理轨道的风险。但伴随着税利的持续增长，以及体量的不断膨胀，烟草企业近年来始终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频发诸多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导致的并发症。与此同时，以功利取向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负向精神暗潮，不仅给烟草企业提出了正确地与社会现实环境相处的伦理要求，更为其出了一道如何给工具理性降温并且让价值理性回归的伦理难题。

（一）市场下行小冰期间的理性失衡

自我国于2015年开始施行新的卷烟产品提税顺价政策起，我国烟草行业经历了为期两年之久的行业小冰期，国内各个烟草工商企业在市场形势与国家经济重担这两座大山的重压下，逐渐开始忽视自我存在的意义。在此期间，体量大的企业把赢得市场竞争作为纯粹目的，体量小的企业把被动地完成任务作为纯粹目的，这都是工具理性抬头下的企业行为。虽然全国烟草行业在小冰期保证了上缴税利任务的完成，这看起来是价值取向的胜利，但在卷烟产品产销双降的现实情况中，各大烟草企业依然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上出现了分歧。

我国烟草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野的出现，与两者平衡关系的失调有关，而这种失调不仅有工具理性行为一方壮大的外因，更有价值理性行为缺位的内因。企业工具理性有其专有的作用范围，即描述整个企业的实然状态。但在经历了下行的市场形势后，部分不堪忍受市场下行的烟草企业开始出现工具崇拜的倾向，把现实的经济利益作为纯粹的目的，把手段与目的同伦理割裂开来，将“命保下来”和“日子过好”奉为其行为中扭曲的价值取向。

畸形的价值理性行为最终使不少烟草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令“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中国烟草行业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企业的理性不再完全是有机统一的理性，而是时常被肢解为缺乏生命力的工具与价值两个维度的孤立存在，仅有少数价值理性尚未完全缺位的“家大业大”的烟草企业维持着岌岌可危的企业理性的平衡。

（二）市场回暖后的工具理性固化

在市场形势上，全国烟草市场在2018年已基本走出低谷，正在稳中求进，同时，伴随着行业税利的再创新高，我国的烟草消费浪潮尚未褪去，消费者对各类卷烟产品的实际需求量还在持续增加，尤其是对中高档的一类与二类卷烟产品需求量的增幅更为明显。即使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卷烟产品规格牌号只减不增的政策要求下，全国各大烟草企业仍然在以产品更新迭代的方式，加快对新产品的研发与上市速度，以满足消费者追求感官体验升级与健康危害降级的新型消费需求。在国内烟草品牌与产品的庞大阵容中，消费者钟情经典与求新尝鲜的需求都能有效地得以满足，这也促进了烟草企业在新时代的发展。可市场形势的向好，尽管令起初“喘不过气”的烟草企业恢复了元气，但这其中依然有不少企业把日渐向好的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的存在意义。在饱尝市场回暖的甜头后，其理性思维已经普遍让渡于对经济效益的物质性享受，继而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不断增长的企业财富才是企业根本价值取向”的观念。这种纯粹对经济方面的片面强调，有违烟草企业本真的价值理性。

（三）基层一线的价值理性弱化

生产制造、仓储物流、设备维保、烟叶收购、乡镇营销等环节，是烟草企业基层一线岗位最集中的领域，同时也是企业最能够创造价值以及最需要创新活力的“自觉”实践环节。但在当下，众多烟草企业在基层一线环节上出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企业的行为本身开始逐渐暴露出以基层一线中人的主体地位下降为代表的人文关怀缺位问题。近年来，烟草企业的招聘进入门槛以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为主，这使得烟草企业拥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高学历与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其相对可观的待遇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加入。青年人才下基层一线始终是众多烟草企业的惯例，其初衷是为了让青年人才能够从最根本处成长，进而为企业的发展遴选与储备骨干力量。但随着企业工具理性的抬头，让本是企业宝贵资源的青年人才队伍从主导基层一线工作的主体，变成了基于纯粹经济效益目的而存在的生产经营工具，并有向沦为基层一线环节附属品倾斜的危险。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人本主义明显弱化，处在最基层的青年人才也逐渐有了“以薪水作为纯粹的目的”的负面倾向，这导致了主导基层一线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变成了纯粹的被管理的对象，尤其是青年人才的价值诉求被工具理性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先在关系开始异化为企业基层生产经营活动中人与设备、人与产品、人与经营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对企业价值理性的反讥。

（四）企业文化价值空心的暴露

在企业文化上，工具理性在西方世界因长期独裁了经济领域，便对各种经济组织的自体文化进行干预。在我国，烟草企业虽然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员的自体性质，但也无法孤立于国际烟草市场之外。伴随着国外烟草巨头对我国烟草市场的不断觊觎，工具理性也开始对我国烟草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渗透。工具理性首先质疑中国烟草行业“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的合法性，并以纯粹的工具理性的分析与计算结果，来认定这种行业核心价值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合乎企业作为经济组织而应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范式。于是企业价值理性受到了挑战，并在企业文化中暴露了出来，如将对卷烟产品牌号的广告化宣传内容列入企业文化框架，亦或将没有实际价值理性意义的口号以及纯粹的经济利益导向的内容纳入企业文化体系，造成相当一部分烟草企业文化的价值空心，这是价值理性在企业文化领域上的失责性缺位。

（五）“两个至上”为理性的平衡兜底

价值理性的缺位、工具理性的不断做大，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将必然导致烟草企业走向工具化，令原本极富生命力的企业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并对整个烟草产业伦理的正常存在构成威胁。但我国烟草行业始终拥有以“两个至上”为主体内容的行业核心价值观，即“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同时还有与之相匹配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烟草企业价值理性的基点。而纯粹工具理性的固步自封，最终也只能将其自囿，这也是工具理性本有的自我反作用所决定的[5]。

五、烟草企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合之途

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应然之态在前文已作论述，但现实中两者关系的分野，使企业之现实与其应然之间确有脱离啮合之处。面对整个烟草产业的伦理危机，烟草企业经常性越位的工具理性难辞其咎，可工具理性并未有原罪，只是一味地问责工具理性确为不妥。因此，让企业的价值理性得到应有的回归并实现真正的伦理建构，才是整个烟草产业能够继续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烟草行业经历了数次的体制改革，从最初的地方国营，到后来的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以及集中管理体制的确立，整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的性质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无论是其农业系统、工业系统还是商业系统，任何烟草企业都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而从未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牟取暴利的工具。同时，“两个至上”的行业核心价值观，始终是我国烟草企业的价值圭臬，这是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未施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国家的，也是我国烟草企业价值理性能得以回归并完善企业伦理建构的基础[6]。那么要实现这种回归与建构，起码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企业与社会

中国烟草行业的行为信条是“潜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行业拒绝自我中心主义的公然承诺，是把国家与消费者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意思表示，这首先避免了烟草企业与社会的伦理冲突。但仅仅避免伦理冲突并不能让烟草企业的伦理范式得到很好地建构，企业还需要对烟草的矛盾属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自觉地将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自身的伦理责任中，且始终以对严格控烟履约、完成税利任务、提升科技水平、捍卫专卖制度、升级市场服务、拓展国际市场、维护国家与消费者利益以及加大公益事业投入等众多责任的切实履行，让社会的利益得以先行。如此，烟草企业便突破了其原有的利益局限。

同时，满足社会需要也是烟草企业的正当利益。由于烟草企业的正当利益也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有机构成，社会不能因烟草的矛盾属性就孤立烟草企业的存在，也不能因为烟草产业的伦理争议与其在经济上的义务，便对烟草企业的正当利益进行肆无忌惮地攫取。此外，社会也应让烟草企业在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上拥有合理的自由意志，并为其伦理地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此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赢。当然，如果需要烟草企业为社会的发展，或者其他行业企业要为烟草企业的发展作出合理且必要的牺牲，受益一方则必须要对牺牲一方作出应有的补偿，如此才能有效增强我国经济社会的集体凝聚力。

（二）经济利益与价值实现

纯粹经济利益与人文关怀的背离必然会导致纯粹经济利益的单方做大，并使经济利益的取得缺少人文关怀的正确指引，最终背离经济的价值理性。处理好正当的经济利益与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坚持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如此才能真正令我国烟草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正面的双向互动。烟草企业在取得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务必把以中国烟草行业核心价值体系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作为企业精神的基本导向，由此来对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行和合，并赋予经济利益本身以价值实现的意义。烟草企业对经济利益的正当取得是企业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手段，但任何烟草企业都不能本末倒置，错把手段当目的，否则企业又将继续陷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冲突的泥淖之中。

（三）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

人类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很难做到以小见大或见微知著。人类通常只关注某事物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事物对某个特殊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某事物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继而忽视那些不是那么即时或不太明显的后果[7]。由这种经济短视而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破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历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的出现，人类执着于技术与经济利益的即时反馈和对特殊群体的影响是难辞其咎的。这对我国烟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当前国内烟草市场的回暖与烟草产业经济效益的平稳向好，并不意味着烟草产业危机的解除。向智能化与精益化的新型烟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转变，并居安思危，随时代之进而进，不仅在我国，甚至是在全球烟草产业也已然达成了共识。但对迷恋于紧抓短期盈利与着眼当时税利任务的经济短视，而拖延对以高消耗与低人均产能为代表的传统烟草企业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改造，将制约着烟草企业的长效发展。烟草企业目前真正需要的，是时刻绷紧神经来避免对即时反馈与对特定群体影响的迷恋，甘于长期深入推进对传统模式的改造，进而防止做大的工具理性继续挑战企业伦理的建构。

六、结论

伴随着我国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全面履行，烟草企业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将继续考验着全国50余万烟草系统干部职工的集体智慧。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约有12亿烟民，而其中我国的烟民就约有3.5亿，且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长。中国的烟草企业多年来一直艰难且尴尬地维持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控烟履约上不断地进行着正面作为，并尽一切可能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由烟草所带来的健康危害。

但对烟草的控制，不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烟草在中国与全球依然拥有异常庞大的市场才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市场，我国烟草企业对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保障是责无旁贷的。唯有勤于、勇于与善于承担行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伦理上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正向良性发展，树立企业健康良好的社会形象，打造领跑全球的知名品牌，才能让烟草企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两者关系和谐的状态下助力整个烟草产业在新时代的飞跃，才能让企业的价值理性在新时代实现回归并完成有效的伦理建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