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兵良

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文革”时期随父母由广丰的大镇五都下放到沙田碧石这个小村庄，住的是三舅父的两间低矮小瓦房。我是老大，后面紧随的5个弟妹相继来到身边，那两间本就狭窄的小瓦房也就只能勉强各摆得了一张旧式老床。

我是老大，母亲就让我先是去隔壁的贵阳舅舅那里搭铺。贵阳舅舅是我叫三外婆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比我大五六岁的样子，人比较矮小，额头上有三四道很深的水平皱纹，家穷又没念过书，平时就在生产队出工挣五六个工分，一天一毛钱也不到。他的哥哥个头儿高，十八岁就被八景煤矿招工了。他家有二直陈旧的瓦屋，他自己有一个还算整洁的房间，但他平时也不是一个人睡，常有其他亲戚邻居来搭铺。那年月，家家户户孩子多，房屋少，免不了东搭铺西搭铺的。有个秋天，我与贵阳舅舅睡到快半夜了，又有三个人来敲门搭铺。这些人都以为他一个人在家，家里做好事来客多，实在安排不了，就都找来了。五个人挤一张床，说我人小，睡中间，我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夹在中间，左边一个背，右边一个背，肩挨肩，背靠背，翻身不了，动弹不得。双脚竖起来，顶了另一头的被子，那头人使劲儿拉回被子，双脚伸直，又夹在那头大人的屁股之间，暖烘烘的屁股，不一会儿就焐得我双脚出奇的难受，脚心湿漉漉，黏糊糊。更要命的，你还不能左伸右动，4个大人不是你说就是他怨，数落我乱伸乱动，他们怎么睡得着？那一夜，也许是太困了，鸡叫一遍后也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后来，四舅父从外地做工回来，他当时单身，母亲又让我与四舅父搭铺，也就告别了好几个人一起睡的糗事。

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我工作后二十多年，我们一家还是借住舅舅家，其间，母亲也曾张罗着在自家的责任田上安下了三架屋（中间一直厅堂，左右两边厢房）的屋基。事不凑巧，上世纪80年代初，按政策我们一家户口收回了五都镇。五都也没住处，我们还是住在碧石。生产队有些人就反对我家继续在原地基上建房，大队干部拗不过外号为毛仔的“社员头”的穷追不舍，只好让我们停止建房。毛仔有一身横肉，比我大不了几岁，仗着自己有过人的力气，耍横撒泼，目中无人，村里的大人小孩儿都怕着他。为这事，母亲时常责怪父亲不会赚钱，不会顾家，说自己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弟妹们都没能像我一样幸运地考取包分配工作的学校，他们或外出打工，或嫁人，个个远走高飞了。工作后，三四十元的工资收入，没有父母的支持，要想建房子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一年结婚，我们的婚房是妻子家的破旧老屋，从单位收集了些报纸，把泥巴垒的墙壁糊起来，买了些年画张贴起来，也就有了喜庆样子。

老房子正面瓦檐口大概离地面有三米多高，而拉开屋后吱吱呀呀的小木门，一不小心就要撞下瓦片。老房子也不是岳父自己建的，是岳父的父親留传下来的，少说也有百年之久，柱子黑中带黄，有几根底下已经裂开，用筷子敲敲，传出空空旷旷的声音，岳父说，那是白蚁蛀空了。有天晚上刮大风，呼呼的风声掀开了瓦片，雨水“滴答、滴答”地击打在楼板上、桌子上和床头上。我在瞎灯熄火中跌跌撞撞地找来洗脸盆，承接一串洒落床上的水滴。就在这叮叮咚咚的响声中，妻子更加坚定了建房的决心！

如何筹措够建房资金呢？我们想到了养猪，养一头猪出栏后，有上百元的收入，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呢！我们家第一年养的是两头黑猪，我下班回来，一走近猪栏，它们就晃着耳朵，嘴巴对着你，呼哧呼哧地叫不停。你想让它们长肉，就少不了灌饱它们的肚皮。起早拔猪草，自配猪饲料，我是忙得不亦乐乎。供销社的饲料价格高，算算不划算，就试着五都饲料加工厂的配方，自己街上买来玉米粉、鱼粉，按比例与谷糠搅拌均匀煮熟后喂猪。猪随人意，那两年，我们养过四头猪，有一头猪不到六个月，就有“头等格”151斤重出栏。有了四头出栏肉猪垫底，外加工资收入，我的第一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

1984年左右，还没有兴起红砖砌墙，也是为了节约，我是自己拉着我岳父的平车（两个橡胶轮子可以装载东西的手拉车），到丰溪河上游河滩摸捡合适的石头拉回垒墙。杉木桁条也是与岳父一起去福建浦城山区买来扎成木排水路运回的。岳父撑一个木排（他是收来贩卖的），帮我扎好自己要用的杉木排，让我自己撑。丰溪河源头的溪东有个渡口，小时候过河拔草，小伙伴们撑船玩乐过，但真要拿起竹篙独自一人从湍急的河流中撑木排，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好在二十多里水路，有惊无险，顺利到家。

安的是三直地基，最终只完成了二直房子，另一直做到半墙高就弃下了，除了开源节流，亲戚东挪西借，再也没办法把那一直也同时建成。熟知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这户人家家贫缺钱呢。东头做卧室的一直浇筑了水泥，用了6袋水泥，中间用作厨房和饭厅兼客厅的一直，就去山上挑了黄土压实。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6袋水泥，能省就将就了。同时，这一直的墙壁就保持垒墙后的原生态，任凭石头凹凹凸凸裸露着。还有件看似有趣、实则饱含辛酸的事。那年夏天，在桐畈深坑的水库顶着烈日钓到了两只小甲鱼。野生甲鱼滋补，但我们舍不得自己吃，妻子提着甲鱼步行七八里山路，来到五都的墟市里卖了26元，又花13元买回一只十来斤重的白银鹅，招待石、木匠，两个年幼的小孩儿也吃得满头大汗，外公外婆乐呵呵笑个不停。看着石灰粉刷的墙壁，闻着杉木的清香，抚摸着新做的一张高低床，一切苦和累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两直所谓的新房子一直住到1994年年底，其间，工资虽有增加，但后来儿子又出生，开销大了，除了还债缴超生罚款，就所剩无几。那年，我调到了县城教育局，单位在家属区分给了两个房间，就算安下了家。当时能在广丰城区有个立足之地，已是让乡下亲戚朋友羡慕了。两个房间，一个要作厨房又兼作卧室，儿女渐长，四个人一张床有了诸多不便了。

先我之前的同事享受了单位福利分房或合作建房，1994年开始调入的人，就只能自己张罗住房了。那些年，广丰城市建设刚有起步，四十米大街、三十六米大街两边的楼房次第建成。城北裕花园小区也初具雏形，小区内规划了教师村，城区教师按学校自愿筹资兴建集资房，教育局工作人员未参与教育局合作房的，也可以在某所学校申报集资房。集资房地皮政府有优惠，相比其他商品房，会便宜一些。我没赶上时间，自然就申报不了。后来打听到南屏小学有个老师退出申报，就补报了教师村南屏小学的集资房，也算是搭上了享受政府优惠的末班车。“车”上了，三万左右的“车费”（集资款）却又让我们皱眉蹙额了。虽然，经过1993年的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每月增加到了三百多元，妻子也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工资也有200元左右，但没有了田地的收入，更没有养猪补偿，一早起来上菜市场就得付出，用捉襟见肘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好在乡下还有二直房子，经与妻子的哥哥商量，我们的房子作价近二万元转给了他。又与一些亲戚朋友借了些，勉强凑齐了集资款。1997年初，集资房交付后，我们也是尽可能省去装修的费用，一切因陋就简，墙壁白净即可，地面普通地砖就成，旧家具能用继续用。有了简易的厨房壁柜，原先的菜厨被我改造成书厨，有个书厨心里踏实，即兴创作的《家有书厨》还让《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的郑云云主编相中发表了呢！之后，一家四口，就欢天喜地地搬进了三室两厅的五楼新房。

2001年暑假期间，我家又搬进了二直三层半的新楼房。楼上楼下，不但儿女有了宽敞的房间，爸妈也有了单独的房间。我妈回到乡下，头也似乎抬起来了，她一生的建房梦在儿子身上圆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