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化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研究上海研究基地，上海200083）

基督教 “三自”是指基督教由本国人自治、自养、自传。在新中国，自治，指由中国人按自己的意愿治理教会；自养，指教会所需经费由中国人筹措和支配；自传，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传播 “福音”。细究，“三自”是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场运动和一个组织的简称。早在19世纪40年代，差会①已提出三自口号，经在华传教士的演绎、推进，中国基督徒的努力，特别是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兴起后，一度风起云涌，颇成声势。但直到1949年，中国基督教仍由外国势力掌控，三自目标仍未实现。1950年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清除了教内的外国势力，基督教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初步实现了三自目标。本文在介绍三自口号由来、1949年前不同性质教会践行三自情形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欲自立而未成，1949年后三自运动得到新政权支持而成功的正反案例，阐明差会教会②提倡三自，最终推进的是本色化运动；本色化运动与三自运动的性质截然不同，不可能真正实现三自；新中国的成立、完整的国家主权才是实现三自的保证。

一、三自口号的提出和差会教会的本色化

三自口号由差会首先提出，并应用于全球。最初，只有零星的探讨和实践。19世纪中叶，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会总干事鲁福斯·安德森③和英国圣公会差传协会干事享利·樊④，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分别正式提出三自口号，并作为传教运动的方针，加以推动。安德森在1841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应该通过按立当地信徒为牧师长老，使教会较快根植于当地土壤，使福音机构实现自养和自传，以最大限度减少文化隔阂。他强调，传教的目的不仅是劝化人皈依基督，更要引导教会达致独立自主和自传的目的［1］165-166。 樊在 1851年发表题为《本地教牧与本土教会组织》的政策声明，指出：“宣教的根本目的，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说，是在当地牧者带领下，在支持自养体系的基础上的本地教会的建立［1］166。他比喻说，一旦本地教会这所建筑物建成，宣教机构这些脚手架就应当被拆除。1869年，安德森出版其代表作 《海外差传：其关系和主张》，把本土教会的自养、自治、自传作为 “现代传教的原则和方法”。这两个人中，樊更强调自养，安德森更强调按立当地教牧人员。安德森在1832至1866年间担任总干事，樊在1841到1873年间担任干事。他们的职务决定了这些原则和方法直接影响了差会的传教方针。而美国公理会和英国圣公会都是在华传教的重要宗派，其对华影响不可忽视。但是，他们均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教会实际状况缺乏了解，其推动也就限于原则性提倡。

在华传教士们对三自的讨论和实践则更具现场感。19世纪，英国势力在中国占优势，樊的主张更多地传导到中国。英国传教士千方百计引导中国教会自养，逐步影响各国传教士。作出有效努力的首推英国长老会的宾维廉⑤。他于1847年来华，在厦门、汕头一带传教，提倡中国教会自立自养。1856年在厦门的新街、竹树两堂选立华人长老、执事，建立本地教会。随着各堂会的组设，他的继任者于1862年让华人职员与传教士共同组成了厦门长老区会，并规定：必须有堂会的经济支持，华人才能按立牧师，而凡欲成立新堂会，非备聘牧师不可，使自治和自养同时并进⑥。这种带强制性的、以自养换自治的方法后来被在宁波、山东、汕头、台湾北部、香港、广州、福州、上海、苏州等地的差会仿效，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基督教于1807年传入中国后，受限于禁教政策，不能合法生存。1840年后，清政府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逐步允许列强传教，实际是暗禁明防。中国士绅更不接受基督教。因此，信徒极少，且大多极为贫困，绝大多数教会不可能养活传道人。自养不能实现，当然无法 “换”得自治。差会教会特别强调自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建议差会教会推行本色化。1913年，在美国传教士穆德⑦主持下，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⑧，落实大会精神；要“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极为重大，仅恃少数西宣教师之力为不足。职责所在，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2］。1922年召开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以 “中国教会”为主题发表的 《教会的宣言》中有一节专论 “本色教会”，标志着本色化理论框架的建立。在教会领导权和管理权问题上，采用 “中西信徒共管”⑨的方针。在大会上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重要职责就是 “注意并研究中国教会之自养自治自传之进步”⑩。1924年，协进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成立本色教会委员会，发起并推动本色化运动，标志着本色教会理论已经成型，进入实践阶段。在此前后成立的 “中华教会”有：1912年中华圣公会、1917年中华信义会、1918年中国基督教长老会全国临时总会、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1929年中国基督教宣道会、1932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1941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1948年基督教中华浸信会联会。本色教会一般由差会教会翻牌或联合组成，由中西人士共组教会领导机构，差会向这个机构交权。虽不少主要职务由华人担任，但直到1949年，经济、人事实权仍由差会掌控。本色教会实际上是一种差会无需交出教权，又让中国教会 “三自”的模式。

本色教会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基督教会。1949年，该会拥有17.7万信徒，占全国教徒数的18.7%［3］，组织体系完备，附属事业众多。该会典章称：要以 “自治自助自传之精神，宣传基督教义”［4］。该会第一任会长为中国人，总干事为美国人，1933年后总干事也由华人担任；该会向中国政府立案，以示尊重中国主权。该会似乎是中国人自已办的教会了。其实不然。创办之初，中国牧师仅50人，传教士却有220人，一切事工当然由差会掌控，中国人没有参与权，“支配经济、更动人员，更非华人所能过问”［5］。创办过程中的1926年10月，正值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波高潮，长老会差会作出重要调整：“在差会尚未将一切事权移交中华基督教会以前，长老会差会、总部差会、支差会、并差会支差会之紧要委员会，开会讨论教会事工时，应有相当中国代表出席参与。”［5］这一仅让中国代表参与讨论的调整也来之不易：讨论了3天，大多数传教士仍不赞成。美国总差会来华代表不得不改变方式，先开委办会议通过，再交全体传教士讨论，最后才勉强通过。该会典章还规定：所属教会的合一只是名称的、组织的、精神的、某些事工的，而人事和经济均仍归各级议会自理，原本与各差会的关系不变。经济上主要还是靠各差会津贴。在自养能力最强的上海，1950年，美国北长老会总差会通过在沪机构 “美国北长老会上海支部”资助中华基督教会中国长老会、上海清心中学及清心女校、基督教普益社125万美元。

由前述可见，差会教会提倡的三自虽然字面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相同或相似，历经变迁，最终本质是本色教会。但不管怎么说，本色教会在推进三自方面还是有贡献的。华人跻身教会领导层，比纯粹由西人决定中国教会大小事务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亦非一帆风顺，凝聚了不少中国基督徒的努力，涌现了一批华人教会领袖。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的领袖。本色教会中的中国人希望差会逐渐向中国人移交财权和治权，中国人逐渐承担起全部责任，由差会教会渐变为中国教会。可惜，从本色教会理论提出到1949年，只有20多年，这种理论的可行性尚未得到检验。本色教会在自传方面的贡献比较突出，尤其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方面作过不少有价值的探索。刘廷芳任编委会主任的 《普天颂赞》中的不少诗歌，至今仍被教会广泛使用。再者，三自作为一种口号已被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不同国籍、不同教派传教士的认同。在中国基督徒的三自实践中，传教士大多不再公开反对，1920年之前，有的还给予支持。

二、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欲自立而未成

19世纪80年代起，广东、山西等地的中国基督徒有零星的三自实践，但未成声势。1906年，差会教会中的长老会牧师俞国桢，在沪创办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该会 “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6］第二部分93以 “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全国家体面为目的”［6］第二部分93。“意图调和民教，挽回主权地步。”［7］该会的核心诉求是挽回教权，即自治。他们离西人而去， 自然 “大遭西教会之仇视”［6］第二部分94， 必须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但清政府规定：“华民设教传徒，有干例禁。”［8］自立会侥幸地在松江府立了案，在上海地区获得合法身份。作为全国性团体，应该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但清政府政权岌岌可危，正千方百计 “辑睦友邦”，怎敢核准自立会？！自立会屡经努力，未得核准［9］。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和结社自由［10］，从法理上解除了束缚自立会的枷锁。自立会快速发展，天津、上海、广州、浙江、香港、山东、北京、福建等地纷纷创办名目各异的自立教会，史称自立运动。1920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上海闸北堂召开全国联合大会，俞国桢当选全国总会会长。1921年，自立会总会事务所移至闸北堂俞国桢住宅。到1924年，自立会已发展到20多个省份及南洋，有310多个教堂；领圣餐信徒2.2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信徒的5.7%⑪；慕道友2800多人，受薪宣教师150多名，义务宣教师270名；两等小学80余所；医馆、诊室40所［11］。而且，发展势头迅猛。1920年，自立会只有教堂189个，信徒万余人［12］。这4年的平均递增率：教堂为13.17%、信徒21.79%；而同期全国信徒年递增率仅为2.51%⑫。

自立会挽回教权的宗旨，与差会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本色教会的设立和发展，使自立运动似乎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自立会甚至成为本色教会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中华基督教会初由16个宗派联合组成［13］，其中，长老会起步最早，始终是主力。1922年4月，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全国总会，将组织统一教会的提议 “发给各部分通过承认”［14］，“若得有区会三分之二赞成者，即可实行合一”［15］51。这时长老会内部分三派，一是纯长老会，二是长老会与自立会联合的会派，三是纯自立会派。三派都希望联合别的教会成为一个大教会。长老会差会认为这是 “意气用事，各执一见，致有害于目前可成之大事”。至1924年，长老会有5个大会，31个区会。由于广东、闽南8个区会已经合一，剩下的23个区会中，15个已赞同［15］51，苏州区会一票至为关键，赞同则超过2/3，不赞同则不到2/3［16］3。而苏州区会是纯自立会派。俞国桢所在的闸北堂堂会是苏州区会中成立较早、最彻底实现自立的大堂会，其态度直接影响苏州区会这一票。因此，长老会决定对此 “异常之情形，必用异常之方法”加以解决。1923～1924年间，他们掀起一场风波，将俞国桢赶出闸北堂。之后，“苏州区会从前本处反对地位……居然一变而为一致赞成通过。”［16］3达到2/3赞成票后，长老会马上召开会议，通过了组建中华基督教会的提议。因战事连年，拖至1927年正式成立。

闸北堂由俞国桢一手创建。该堂原来租房设堂。1903年，俞国桢用偶得的赠款购买了海宁路地基，请差会资助建堂经费，未得批准［17］。他转向夏瑞芳等支持自立的10名基督徒集资，建成海宁路教堂，堂额 “长老会堂”，又称中国自立长老会堂。至此，差会司库来函宣告与该堂断绝经济关系［18］17。1915年， 因信徒增加， 海宁路堂容纳不下，俞国桢出售地价已涨的海宁路堂，在宝通路购地，建教堂和牧师住宅，称闸北长老会堂，又称宝通路长老会堂、闸北自立长老会堂。此后，该堂 “牧师之束修、公会之开销、会友之矜恤、团体之公益、堂宇之岁修，以及种种慈善、赈灾等常年度支，平均一千六百元之谱，纯系华信徒完全担负。”［19］在1920年代初，闸北堂是上海第二大堂。

在风波过程中，长老会差会使用了教会权威、金钱、神权、法律、舆论、社会力量等办法对付自立会和俞国桢，软硬兼施，步步紧逼。第一步，准备不动声色把闸北堂归长老会。拟由闸北堂领袖长老陈芷谷⑬等人暗中将闸北堂交给长老会苏州区会掌管。俞国桢公开驳斥区会，警告大会，准备带闸北堂退出长老会，彻底自立，改堂名为 “上海自立长老会堂”，并向区会提出辞职。第二步，区会以金钱引诱加人事安排，准备在长老会体制内排除障碍。他们既不准俞国桢辞职，也不准其自立，而是用发给退休金和归还建堂垫款为条件，让他退休。俞国桢毅然带闸北堂脱离区会，自选堂董，并向所在地宝山县的县公署呈请备案、申请财产保护。第三步，由区会、大会 “领导”出面，用教会权威来压俞国桢。长老会差会多次召开各种会议压俞国桢。俞国桢历来反对西人把持教权，当然不服。第四步，以俞国桢宣布脱离区会后 “擅自”加薪为由，开除俞国桢的牧职，剥夺他的神权。俞国桢因早就得到社会公众和信徒的广泛认同，准备声明不再使用长老会牧师身份。第五步，诉诸法庭，告俞国桢霸占堂产，私立教会，申请扣押查封闸北堂［20］。法庭将堂产判归自立会。宝山县知事发布 《自立堂保护文告》，明确：宝通路堂由俞宗周⑭一手落成，已载明县志，“该堂系自立自养、宣布福音为宗旨。自示之后，毋得藉端滋事，有碍进行”［18］17。第六步，请上海工商界基督徒中的实力派人物出面斡旋。这一招比较灵验。自立必须自养，自养离不开实力派的支撑，俞国桢不得不顾及他们的态度，一度同意在长老会公开道歉后退休。第七步，在俞国桢主持闸北堂宗教活动时，上台逼俞国桢退休。然而，竟被主张自立的信徒轰出教堂。第八步，登报损毁自立会和俞国桢的名誉。这一招很具杀伤力。支持自立会和俞国桢的力量主要来自社会各界［21］，俞国桢不能失去社会信誉。最终，长老会当众道歉，俞国桢忍痛放弃闸北堂［22］。在自立运动中，闸北堂风波是一个转折点。风波前，自立会发展势头迅猛，达到顶峰；风波之后，自立会和自立运动逐渐衰弱，本色教会却稳步发展。至1950年，仅协进会旗下就有信徒约55.9万人，占中国基督徒的58.96%⑮，成为主流教会。

尽管自立会以失败告终，但在1949年前，从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由中国人自己办教会的主张和教会实践角度看，奏出了三自的最强音，客观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声。

三、三自运动得到新政权的支持而初步实现三自

1949年，基督教界有5人参加新政协会议。会后，他们与教会领袖组成访问团，到各地宣传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了解情况。发现不少地方教会存在教堂被占等问题。他们到北京，准备向中央政府“告状”，并请发布保护令。1950年5月，周恩来与基督教代表长谈了3次，指出基督教的历史角色和解放后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反省自身，寻找不为人民所容的原因。谈话中，崔宪详⑯回忆起自立运动以及自治、自养、自传的口号，得到周恩来肯定。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人团结各教派40名领袖在沪联名发表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宣言指出了基督教同帝国主义 “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⑰，表明了基督教的政治立场：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后征求全国基督徒对三自宣言的响应签名。同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的党政机关领导和支持基督教爱国人士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23］。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并配以社论，大力支持。

外国势力并未轻易放弃对中国教会的掌控，传教士巨头还在中国。一些教会领袖对原来并不居教会最高层的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成为教会发言人不安或不服；对三自宣言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描述教会任务，以及和西方教会的关系表示不满，持观望态度。1950年10月18～25日，基督教协进会将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传教士准备另拟宣言，后又拟阻止讨论三自宣言。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为应对第十四届年会，在百老汇大厦⑱16楼召开基督教界人士座谈会，决定外籍委员不应出席会议，年会应该贯彻三自宣言精神。按新政权的有关政策，传教士无资格出席会议。年会最终决定号召信徒签名拥护三自宣言，吴耀宗当选第三副会长。年会闭幕那天，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抗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第526次会议所作中国问题演讲的行动，从教会学校很快发展到教会，掀起反美高潮。之后，绝大多数传教士离华。同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汇款到中国大陆成为非法。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也管制和清查并冻结美国在华财产。差会津贴随之断绝。教会上层对美国津贴的依赖顿消。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领导，推进三自运动，明确 “任何宗教的管理权应一律确实归中国人掌握，不容任何外人操纵”［24］。根据这一指示，同年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为支持教会自养，宣布对教会自用的房屋免征房地产税。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在反美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讨论中有人开始批评美国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运动领导人受到启发，6月10日，在上海召开万人控诉大会；1951年，全国133个城市举行228次控诉会；形成控诉运动，从思想上消除对美崇拜和恐惧。同年11月，全国三自筹委会举办第一届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培养骨干，推动各地开展运动。会后，各地一个个教派、一批批信徒参加三自。1953年9月，签名拥护三自者达40多万，占基督徒总数60%以上。1954年8月，成立全国三自，吴耀宗为主席。少数自称为属灵派的人以没有帝国主义关系、早已三自了等理由，反对和破坏三自运动，有的甚至破坏国家建设。肃反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破获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上海市政府破获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布他们出卖情报、破坏土改、奸淫妇女等罪证，信徒受到教育，1956年4月，聚会处信徒参加三自。8月，全国三自增选属灵派领袖贾玉铭为副主席，标志着属灵派也参加了三自。三自目标初步实现。

四、余论

综上所述，得出两点结论。

（一）差会和传教士的三自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内涵不同、性质不同

1949年前，各国、各教派、各时期的传教士对三自内涵的理解千差万别，其中的主流形成本色化运动。其着眼点在于提升传教效果，是一种宗教行为。三自爱国运动 “是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24］。是中国基督徒为摆脱差会的控制，改变教会的洋教形象，真正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爱教运动。当时，“爱国”的主要内涵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一种社会力量，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及其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团结基督徒参加国家建设。这对原来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外国津贴并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基督教来说，是一场改变政治面貌的大变革。

（二）真正实现三自，争得治理教会之权，必须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撑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辛亥前得不到发展，主要是清政府不予备案，没有合法身份。辛亥革命后获得合法身份，即突飞猛进发展，成为差会建立本色教会的障碍。闸北堂风波发生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上海的影响极大。这直接影响了风波的结局。按常理，上海法庭明确了该堂的权属；地方政府已接受自立会对闸北堂的备案，且公示保护，该堂已有完整合法性，不应再有权属争议。但是，当时中国和上海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掌控力均极弱，政局不稳。1924年，上海县换了3任知事。全国范围内，军阀割据、混战，上海郊区及附近正在进行江浙齐卢之战。近代以来，闸北历来是战场。战争时期，政府更显无力。于是出现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保护不了国民、法院判决无效的怪事。在非战争时期，在弱政府环境中，工商界特别强势。上海广为流传的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⑲一封信。”因此，长老会差会可以无视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权威，成功地用工商界的力量，压垮自立会和俞国桢。再者，风波的调停人中，有买办、工部局华人董事、差会教会的牧师，他们离开外国势力将无法生存。即使是自立会依靠的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民族企业，与外国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商务起家靠的是教会⑳，风波发生时，商务与教会也有互相依托的关系。他们绝不会因为自立会而得罪外国势力。总之，在政府保护不力的历史背景下，以自立会和俞国桢为一方，以差会和外国势力为另一方的力量对比显然不对称，自立会和俞国桢与差会争教权，注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建国后，在三自运动的发起、征求签名赞同、双方较量、成立组织等关键时刻，都能看到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一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初步实现三自目标。

注释：

①差会系西方各国基督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对华传教差会均有驻华机构，在中文语境中，差会往往又指其驻华机构。

②即mission church。

③即 Rufus Anderson，（1796～1880）。

④即 Henry Venm，（1796～1873）。

⑤即 Burns，William Chalmers。

⑥参见：（1）许声炎《闽南中华基督教会推进自养的概况》，见《中国基督教年鉴》第十二期，1934 年，第 79-83 页；（2）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647-660页。

⑦穆德（Mott，John Raleigh，1865～1955）美国人，世界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美国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第一任主席，来华传教士中有大量受其影响立志传教的学生；国际宣教协会主席，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关键人物。到中国7次，对中国基督教发展方向极具影响力。

⑧即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Missionary Conference。

⑨易文思：《西宣教士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会应取的态度—1922.5.4在全国大会演讲》，《生命》第2卷第9期，1922年6月，文内第4页；上海档案馆档案：U120—0—438—636，第21页。

⑩《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宪章》，《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一届年会纪录》，第1页。

⑪1924年全国正式教徒数不详，1922年，有386524人。参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页。

⑫全国正式基督徒数1918年为35万。见姚民权、罗伟虹着：《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1922年信徒数见注16。

⑬陈芷谷名安汝、学名书绅、字芷谷 （1853年7月11日～1942年8月29日），浙江慈溪人，1872年与俞国桢同时毕业于杭州育英义塾。1882年到沪，任教中西书院20年，任英华书馆掌教30多年。1884年任沪北堂长老，1890年起任虹口堂长老。系上海第一位长老。

⑭俞国桢，字宗周。

⑮这一数字和比例根据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0年编印出版的《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该调查录记载协进会有14个教会团体，其中11个团体有信徒人数；友爱会、两广浸信会、礼贤会无信徒人数，未加统计，但此3教派较小；该调查录记载中国有25个教会团体，除了协进会团体，还有中国基督教来复会、救世军、耶稣家庭无信徒人数，前2个教派人数较少，未加统计，耶稣家庭据其他资料加了1.2万人；总数为948021人。

⑯时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

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93年版，第1～2页。

⑱今上海大厦。

⑲朱葆三（1848～1926），原名佩珍，浙江定海人。 初到沪学商，后为洋行买办，投资银行、保险、轮运、水电、电车、煤矿、水泥、造纸、榨油、面粉、呢绒、绢丝、纱厂、铁厂等；曾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

⑳鲍咸亨之父鲍哲才是长老会清心堂牧师，一度与传教士费启鸿共同主持长老会在沪出版机构美华书馆。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均毕业于清心实业学校，专学印刷，数人曾在美华书馆学习工作；他们敢于创办商务印书馆，就是因为有英美圣经书会、广学会为基本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