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南宁530007）

2018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与委员们一起参加联组会，在会上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对新时代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定位。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涵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与目前国外现有政党制度相区别的新型政党制度。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具有新特点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实行政治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各民主党派主动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原则，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在政治上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大政方针能够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之所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为了确保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推行自身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履行执政党职能，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除在政治地位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外，在法律地位上则强调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之间都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有着平等的党际关系，都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组织和开展活动，不允许有超越法律法规的特殊党派和特殊党员存在。在国家政权中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长期执政党和长期参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双方各司其职，广泛开展团结合作，互相进行监督，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均是独立的政党组织，各党派之间互不干涉党内事务，确保各党派自行开展各自的党内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关系和各阶级力量都发生重大改变，有人提出取消设立民主党派的建议。对此建议，毛泽东认为与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党存在相比，不如多党共存更有利于国家建设。他在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采取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首次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将会长期保留，为多党共存打下基础。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会存在多久。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丰富了多党合作的方针，将原来的八个字扩展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 “十六字方针”，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党共存定下基调。1993年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多党合作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载入宪法，使多党共存有了宪法依据。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该文件成为指导新时期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再次重申了 “十六字方针”，明确多党派将长期共存。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提出：“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2］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坚持和重申的多党派合作方针，相信在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密切合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商量”，我们的政府 “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为了落实多党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曾采用过 “最高国务会议”“协商座谈会”“双周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开展协商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新春座谈会上也提出，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2014年的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的越多越深入越好。我国民主党派有三大基本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确保这三大职能的履行，切实实现多党充分和有效合作，我国创造了多种活动形式。如在政治协商方面，通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在民主监督方面，民主党派可通过向中共党委及其职能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在政协大会中提出批评和建议，参加重大问题的调查和专项考察等形式进行民主监督；在参政议政方面，民主党派可通过就重大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向党政机关提出意见，利用调研报告、提案、议案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等形式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二、我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的必然性

我国实行新型政党制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党的领导人主观决定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制度选择既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汲取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营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创新。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的选择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短暂的 “多党制”和 “一党制”，但事实证明都没能很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没有发挥好应有的政治职能。1912年至1913年，孙中山决定效仿西方，在中国实行 “多党制”，一时间全国出现了300多个大小不一的政党，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民情风土习惯不同于西方，“多党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孙中山也对此表示失望。1946年11月，国民党撇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召开了国民大会，除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追随外，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实行的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并 “严加取缔”，事实上造就了中国出现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 “一党制”现象。但 “一党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可见 “多党制”和“一党制”在中国都没有走得通。1948年4月30日，在解放战争局势发生扭转，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陆续发动反攻并取得胜利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发布了 “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内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这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通过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形式，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为成立新中国而奋斗，这标志着中国的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揭开了新篇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662人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共同纲领》，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国情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虽然我国的政党制度遭受过曲折，但从未失去过生命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得到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新型政党制度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能够适应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经济基础。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国家权力必须掌握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所私有。每一个民主党派都代表一定阶层的人民群众，因此他们也都应该参与到国家权力中来，为各自代表的阶层发声。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采用分散的形式来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通过集中的形式，把民主和集中统一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和整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来担任这一领导核心。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决定了政党和政治格局的不平衡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公有制经济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处于领导地位，代表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私有经济的各民主党派处于参政地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一制度设计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有利于我国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文化的积淀

中华民族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史，古人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至今仍有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成为现代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指导着当今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如 《礼记·礼运》中提出的 “天下为公”思想，强调天下是公众的，而不是某个人的，这充分解释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作为领导者的原因。明代方孝孺 《复郑好义书》提出的 “兼容并蓄”思想，强调把不同内容和性质的东西同时保存起来，这充分解释了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把代表部分阶层和劳动者利益的民主党派吸纳进来的原因。出自 《论语·子路》中的 “和而不同”思想，认为君子要与他人保持友善的关系，但具体问题上不必苟同于对方的看法，这充分解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广泛协商，使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想法和观点都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而不是强调在苟同和迎合下产生的 “一致”。出自晋代袁宏 《三国名臣序赞》的 “海纳百川”思想，认为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得下众多河流，说明人应该有包容的胸怀，这充分解释了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包容与互相协商。此外，像“和谐”“和合”“和衷”“共济”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都在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正因为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积淀下来的营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够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才能够被广大中国人所接受。

（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虽然多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始终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这使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的特点。在团结其他政党和巩固壮大同盟军上，1848年诞生的 《共产党宣言》一方面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强调无产阶级内部紧密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强调 “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团结一切中间力量，联合其他中间政党一起行动，使之与无产阶级紧密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政治同盟，为了联盟的共同目标统一行动。这为中国采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对联合力量的领导权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牢牢把握领导权，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联合力量的领导，确保联合力量的行动目标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目的相一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5］这为新型政党制度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一种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既可以从与其他种类政党制度的对比中体现出来，也可以从政党制度本身对该国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中体现出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都展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具体来说，体现在四大方面：

（一）有效地整合了各方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6］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随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及时吸纳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各民主党派成员分别来自教育、医疗、科技、商业等领域，各自代表着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利益，联系着本党派所在领域的劳动者群体。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密切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将能够有效地整合全国各领域、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有效和充分地表达。与此相对，西方轮流执政的政党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分别代表着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事实上高昂的竞选费用也将普通劳动者排除在权力游戏之外。由此可见，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相比，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拥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兼顾了各方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地统筹和协调各方关系，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更好地凝聚了多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6］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基本政治共识，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共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围绕这一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司其职并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合力。与此相对，西方采用的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各政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执政权，在朝党把精力放在如何巩固手里的政权，而在野党把精力放在怎样把在朝党赶下台，双方目标的根本性冲突造成各政党之间互相敌对、互相否定、互相倾轧，使政党之间陷入恶性竞争，这不仅导致国家政策方针在政党之间的无休止争执和内耗中难以落实，还会导致国家建设在政党间的互相拆台中发展缓慢，甚至因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频繁更迭而导致国家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主张以合作代替对立，以协商代替斗争，这就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敌对与矛盾，增强了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在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政党制度中的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团结，凝聚成强大的合作力量。

（三）有效地减少了政治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6］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大力推进协商民主，这是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有效推进了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压缩了政治腐败的空间。各民主党派通过依法享有的民主监督权利，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监督，避免了一党制缺乏监督的弊端，加大了政治腐败的成本。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倾听来自民主党派的不同声音，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八条充分肯定和保障了民主党派监督的权利。通过这种党外监督形式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因长期执政而滋生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现象。与此相对，苏联的一党制，整个国家只有苏联共产党一个政党，国家权力过度强调集中到苏联共产党手中，权力行使过程又缺乏党外组织的有效监督，导致众多苏共党员干部官僚主义膨胀，政治腐败层出不穷，人民群众诉求表达不畅，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因失去民心而丧失政权。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比国外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更加廉洁的政党制度，它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同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有效地保障国家权力的廉洁行使，减少了政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长久地保持了政策持续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依法参政。这一制度使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能够在总揽全局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制定出长远的国家发展规划及与之相配套的方针政策，从而确保了我国国家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比如我国已经连续制定了13个五年规划，描绘了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些成果都是在确保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前提下实现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国家建设能够实现 “一张蓝图绘到底”，朝着人民幸福和国家复兴的方向不断前进。与此相对，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各政党为了维护本集团利益而互相否定，为了获取政权而互相攻击，往往出现一个政党一套政策，“前任建房、后任拆房”的现象。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立马否定了前任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上也采用与奥巴马时期大不相同的态度。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造成政权的频繁更替，每一届政权都很难制定出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即使提出了规划也会因为政党的下台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这一弊端，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地位，有效避免了各政党之间为了自身利益，去否定对方政策而出现的国家政策缺乏持续性的问题。

四、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几点对策

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制度，也是正确处理我国政党关系的政党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下去。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这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做到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作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前提，是新型政党制度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新型政党制度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领导着我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一切事务，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实力所决定的。因此，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自然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目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带领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服从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力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做好新型政党关系的维护者。具体来说：一是在实践行动上，要发挥好中共中央统战部沟通联系各民主党派的作用，研究、贯彻多党合作以及对民主党派的具体方针，落实推进多党合作的具体工作，加强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推进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二是在思想认识上，要发挥好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教育培训作用，把社会主义学院打造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大力推进同心圆教育、共识教育，向民主党派解读和宣传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使各民主党派在思想上自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进而在行动上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三是在政策宣传上，各类中央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也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新型政党制度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方便民主党派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二）尊重各民主党派依法履行职能

新型政党制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权和其政治职能的充分发挥。如果各民主党派的权利被忽视或者不能充分行使，那么新型政党制度也就徒有其名，长期发展下去，容易转变成一党制，各种弊端也会随之显现。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要做到：一是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培养协商意识，牢固树立协商越多越深入越好的正确认识，主动摒弃民主党派力量小在国家建设中作用不大的错误认识，纠正多党协商会降低党政部门工作效率的错误观点，扭转民主党派提意见就是给党政机关找麻烦的错误思想，要充分认识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必要性，在实际决策和行动中为多党合作与协商的执行提供支持。二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重要机构的作用，利用政协内部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将各民主党派的力量整合起来，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重大工作展开充分协商，切实发挥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确保各民主党派能够有效监督国家大政方针和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处理民主党派的提案、议案，确保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有效行使。三是进一步丰富多党合作的形式，除目前较为流行的政治协商会、公共政策听证会、民主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会议形式外，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探索出推进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活动，如尝试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网络平台，方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网络平台上充分展开交流对话，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各民主党派可以通过该网络平台将各自的提案、议案反馈给相应的党政部门等。

（三）关怀各民主党派的成长与发展

目前我国八个民主党派无论在人员数量、综合实力，还是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民主党派都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这使民主党派容易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需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力量更加关心关怀民主党派的成长与发展，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权利，把民主党派建设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具体来说：一是在政治职务的安排中，适当提升民主党派人员的任职比例，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民主党派成员，在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内实职领导岗位的安排上考虑民主党派成员，敢于将合适的民主党派成员安排在机构一把手的位置。此外，党政部门也可以将能力突出的民主党派成员聘任为督导员、政府参事、检察员等职务，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在民主党派成员培养中，充分利用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干部学院、行政学院等政治类院校以及各高校的优质师资力量，定期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学习培训，提升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和基本业务能力，真正培养一批优秀的民主党派成员。三是在日常工作中多关心支持民主党派，如及时了解各民主党派的现实困难和需求，积极协助解决民主党派的活动经费、办公场所等现实问题；党政部门领导定期走访慰问民主党派，对重大问题和决策充分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在不干涉民主党派党内事务的前提下，关心和协助做好各民主党派的定期换届、成立周年纪念等重大活动；定期组织与民主党派的新春座谈会、中秋茶话会等联谊活动等。

（四）各民主党派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各民主党派努力把自身建设好是有效履行政治职能的前提条件，是推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各民主党派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在自身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目前除致公党和台盟外，其他六个民主党派基本上都在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各自的组织。但各民主党派存在的党派之间发展不平衡、部分党派基层组织结构松散、部分党派成员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制约着民主党派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各民主党派应着重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加强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加大对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教育，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将成员认识统一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二是加强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选拔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突出的成员担任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带领党派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交任务、搭舞台、设条件的方式锻炼党派成员，促使成员得到成长；按照保持特色、注重质量、严格流程的方式吸纳新成员，根据时代需求和自身规律发展成员。三是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制定民主党派内部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组织制度、议事决策制度等，及时修改已经脱离现实情况的旧制度，通过党内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来指导各党派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开展。通过以上三大方面的建设，真正把各民主党派建设成拥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强大的组织机构、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突出的参政能力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参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