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熊 畅

“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①《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98页。对风险的讨论总是与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永恒恐惧有关，也代表了人类对自然与世界应然模样的想象。在当代社会，风险斩获了极大的流行度，从自然灾害到金融风暴，从环境污染到医疗事故，有关风险的新闻不断见诸报道，成为社会庞大焦虑情绪的注脚。

与此同时，风险也吸引了来自社会科学领域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无疑是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与安东尼·吉登斯倡导的“风险社会”理论。②[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 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该理论将现代社会视为“风险社会”，意即在全球化和大规模工业生产背景下，风险以突发性、全局性、复杂性等为特征，超越地域与阶级的界限，拥有了变革社会类型的力量。这种理论对社会发展具有预言般的意义，启发了身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众多研究者。

相比拥有赫赫声名的贝克，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汉语学术界关于风险的讨论中就沉寂了许多。即便是在人类学界，她为人所知的研究也集中于宗教与仪式方面，尤其是其早期作品《洁净与危险》（1966年）和《自然象征》（1972年）。事实上，道格拉斯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有不少对欧美自身文化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和评论，例如The World of Goods，Constructive Drinking，Food in the Social Order等作品。此外，道格拉斯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风险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