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云，朱贺琴

朱贺琴（以下简称“朱”）：郑教授您好！您是中国水历史文化的研究专家，曾任国际水历史学会的主席，可以说水文化一直是您学术研究的主线条，从红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到尼罗河、科罗拉多河、威尼斯运河等，您已走过了三十余个国家进行考察研究。早期您从民族文化入手，研究了红河流域哈尼族梯田灌溉及云南傣族、藏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水文化，接着您对水的研究热情一发不可收，从古代中国水利遗址，活态的昆明水文化遗产，河流文化、水文化与当代水环境保护的关系等到海外的水历史文化等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研究。在看了您的著作和论文之后，我发现您的学术研究有几个大的转向，刚开始您致力于民族文化研究，接着您开始关注民族生态文化，后来您又专注于海外水文化的研究。这里我想问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关注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并转向水文化、水历史、水遗产的研究？

郑晓云（以下简称“郑”）：这个问题得从我刚工作说起。我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云南省有26个民族，其中16个民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因此在云南做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民族，任何学科都要和民族挂上钩。所以我到了社科院工作以后，并没有做历史研究工作，而是被分配搞少数民族研究。当时我们领导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要求每个人要熟悉一个当地的民族状况，我被分到了西双版纳，首先研究基诺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