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欣 段宗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文学自觉说”，最先见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评价，此后经鲁迅、李泽厚、郭绍虞等人发展，形成了“魏晋文学自觉说”，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学者们重新审视“魏晋文学自觉说”这一理论命题，发现了其诸多不合理性。而最先对“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并进行立论的，是“汉代文学自觉说”。这一观点，以龚克昌、张少康、詹福海、赵敏俐几位先生为代表。龚克昌先生率先对“魏晋文学自觉说”进行质疑，并将其时间定在了汉武帝司马相如时期，以文学艺术中对形式的大力追求，如浪漫主义表现的应用、辞藻的华丽趋向,及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提出的丰富的文艺理论为依据，试图从汉赋的创作与发展中，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批评几方面来论证汉代为“文学自觉”的起点。[1]张少康先生则是以文学观念的独立为前提，论述了文学与历史、哲学相分离，文学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将汉代专业的文人创作与队伍的形成，作为佐证汉代文学自觉意识的重要标志，论述汉代文学创作实现了由个体性向群体性的转变；列举汉代除去赋之外如诗歌、颂、赞、铭等多种文体的发展与繁荣；除此之外，汉代士人们自觉地对《诗经》、《离骚》汉赋等作品进行批评，实现了对文学外部与内部规律的自觉探索。[2]詹福海先生则认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3]，并用汉代以来士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展现汉代“文章”观念的形成、知人论世的运用以及文学批评中对艺术特色、表现方式的关注，来论述汉代文学观念、批评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