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树杰 马爱萍

（山西大学法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伴随家事审判改革，近三年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土问题探讨、域外经验介绍和改革成效总结均有涉及，试点法院的改革举措亦不乏创新之举，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设计。理论研究成果集中于家事审判宏观层面的分析，如家事审判改革的理念、路径等，微观层面具体机制、制度构建的成果阙如。面对改革实践的不足与理论研究的缺位，从微观层面对具体制度展开理性分析对程序设计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作为构建家事审判工作机制，旨在把法官诉讼调解的权力转介给其他调解组织或人员，其理论基础是委托调解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法发〔2018〕12 号，以下简称《深改意见》）第10 条明确“对适宜调解的纠纷，登记立案后，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调解，也可以委托给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但委托调解在操作层面如何进行并没有相应制度安排，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即对该问题的初步探索，因而从制度的视角研究该机制是为本文的中心。

一、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必要性的语境分析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委托调解未作规定，但早在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作了规定，只不过实践中作用有限。《深改意见》重提委托调解，其必要性应在新的语境下展开分析。

（一）时代语境：家庭文明建设对司法的较高期待和法院能力不足的冲突

家庭文明建设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