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民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引 言

狄宇宙认为，“在北部边疆的确定上，至少有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进程起着重要作用。一种是生态和经济进程，另一种是文化进程，最后是政治进程”[1](P58)，这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因素并不是平行起作用的因素。“生态及经济进程”指基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整合，而“文化进程”与“政治进程”则指相应的文化整合与政治整合。从清帝国边疆治理的历史实践来看，边疆整合进程可能并不表现为先经济社会而后文化，进而政治的整合逻辑。实际上，在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的整合过程中，帝国中央政府基于军事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政治整合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是基于帝国建构需要的区域功能重塑，化边地为腹里，推进内地化进程，在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推行内地化的州县制，将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塑造成帝国西北边防体系的军政重心和战略枢纽，使其成为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依托，提高帝国边疆治理能力与效率，巩固清廷在西北边疆的统治。其次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建立与科举制度的推行为主的文化整合，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向心力。最后是以绿营移驻与移民屯垦为主的社会整合，通过定居化农业城镇建设和经济地理格局重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西走廊—东天山地带的经济格局与地理景观，两地的内地化及同质化水平大幅提高，清帝国对于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能力与治理效率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