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

改土归流前，康南大部分地区属于巴塘、理塘土司管辖。土司分布在由雅江到巴塘的康南大道沿线，而在距离大道较远的乡城、稻城、得荣等地，土司的统治力量薄弱。清末康南藏区改土归流后，当地“豪强之头人且代土司而兴起，支配民众，把持地方，威权之大甚于土司。康方当局既无过问之能，亦惟羁縻暂系而已”。［1］目前，随着“藏彝走廊”和康区研究的逐渐深入，近代康南头人势力的演变消长问题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①秦和平．乡城、稻城土头统治的由来及其嬗变［J］．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秦和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塘社会群体构成及演变消长的认识［J］．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王海兵．乱世求存:民国时期乡城地区的土头统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李沛容，王海兵．乱世求存:20世纪50年代前川滇边地的历史与社会［M］．民族出版社，2016年。本文拟对民国时期康南藏区头人类型以及“夹坝”活动进行初步探讨，以加深对康南社会的认知。

一、民国时期康南头人势力的主要类型

乡城地区在改土归流前驻有理塘正副宣抚司选派的协敖1名，另有当地民众推选的麦色2名，一年一换。［2］改土归流后，协敖、麦色均被裁撤。民国时期，乡城地区局势混乱、社会失序，有些民众乘势成为新兴豪强。乡城的第一代头人首领罗松丁真出身贫寒，“少即好斗，斗辄胜人”。在赵尔丰攻打乡城期间，罗松丁真因与清军作战勇敢，“乡人争为延誉，凡有斗争，辄隐听其号令”。［3］罗松丁真的得力干将彭措大杰“为人慷慨不苟，胆识超群，实为乡夷之俊杰者，故乡夷多附和之，邻县来输诚者亦复不少”。［4］彭措大杰曾任乡城土兵营长，“官府多仰仗其力，颇极一时之豪”。［4］扎西充本的财富“冠于全乡，乡、稻贷出之款不下数十万元，贫穷沾其惠者亦多，自以为众所尊爱”［4］。乡城头人虽没有严格的世袭制度，但是相当一部分仍为父子相承。彭措大杰之父冷龙登巴亦系乡城头人中之佼佼者，至1938年时，已年过七旬。［4］彭措大杰之子冷龙大漥因吸食鸦片，“信义不守，懦弱无能”，不能继承其父之威望而称雄乡城。［4］扎西充本之子扎西宜马系为喇嘛，“守财有余，竞争不足，自不及扎西充本之才干多也，家居下乡黒打村，位于降错宜马与戈漥登巴家之间，因宿仇已深，恐被暗害，不得已，独往贡岭之赤土区依其妹夫赤土保正而避居也”。［4］一般来讲，同一派头人势力之间往往具有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其中，扎西宜马与冷龙大漥家族“世谊故厚，姻亲关系尤深，唇齿相依，互为臂助”。［4］对立的两派之间则“互有勾结，互相仇雠”。［5］

乡城民众“自有他们愿意崇拜的英雄，作他们的领袖，他们自有他们决不怀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宗教、文化、礼俗、风尚、意识形态和其他的一切，与我们现在所有的完全两样”。［6］从清末至民国初年，乡城地区军事活动频繁发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由于民众“尚处于酋长部落时代，一集团民众必有其相当组织为之排解纠纷、抗御外侮，以故数百家或千余家、数千家必有其所拥戴以发挥当地之民意者”［7］。因此，乡城头人势力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当地民众的需求。同时，对地权的掌握是乡城头人控制民众的重要基础。稻城的马巫、磨拉、孙波等村毗邻中、下乡城，罗松丁真崛起后，将马巫80余户、磨拉50余户、孙波20余户共计数日路程的土地全部占据，尚未逃走的原有居民被其奴役。［8］乡城头人还通过施放高利贷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剥削。雅江之下渡十村、马岩、中钟堂、理塘的墨漥、得荣的东都、火竹之定波、巴塘之红日贡村和白日贡村等地是乡城、理塘等新兴头人施放高利贷的主要区域。头人将茶、粮借贷给民众，按年收取利息，并长期借贷，不许还本，无力付息者，则收其耕地而另外雇人耕种，形成主佃关系。［8］有时，乡城头人以保护民众为条件，直接取得土地的收获物。在稻城之大桥、协波、理塘之拉波各村，“比及收获，乡匪前往中分，籽种、劳力不问也，如有事，则乡匪为之捍御”。［8］此外，拥有大量枪支是乡城头人势力能在康南藏区独树一帜的重要资本。“乡人以其过去所得教训，深知非武力不能自持，不能掠人，家无贫富，所拥多枪。据前数年之调查，三乡私枪为五千枝，近以暴富者多，稍知饮迹，卖刀买牛以事生产。最近之估计，步枪约一千五六百枝，手枪为六百余枝”。［2］

稻城(包括稻坝与贡噶岭)头人势力主要是在乡城头人的影响下形成的，且往往依附于乡城头人。稻坝四区(即上稻、下稻、木拉、巨龙)在理塘土司统治时代约有400户，①1937年，康南宣抚司令部派人调查，稻坝有571户，男694丁，女1115口，喇嘛606人，快枪72支。据《一周消息·清查户口》，载《戍声周报》第42期，1937年8月23日。有麦色3人主持日常事务，并受理塘土司节制。改土归流后，3名麦色逃往拉萨，后又返回稻坝。民国初年，稻坝“人民而无组织，即有小组团体，亦系少数亲族，势力有限，无势大望重之领袖统驭，全体民众均抱各自称雄之念，偶有统率全部者，登场不久即被推倒”。［9］因无力抵御乡城头人势力的袭扰，“于是弱者有瞻乌爰止之叹，黠者则惟强者是从”。［10］乡城头人义和阳登集众攻劫理塘，提缴驻军武器，并一度统驭稻坝。稻坝民众时常被充作乡城头人的帮手，“出外伙抢，均无本地匪首率领，悉为乡城人民邀约以往，爪牙小卒，分润无多，不似乡匪之抢劫致富也”。［9］时人常“以乡、稻并称，以稻藐法，已类乡矣。不知始有作俑，习俗移人，尚有可矜悯者”。［11］贡噶岭人口约640户，［12］境内之赤土到木里、中甸分别约2日、3日程。由稻坝至贡噶岭，有高岭相隔。贡噶岭境内耕地以赤土、仲都、昂雍、日墨、日东、克古等村面积较大，村民于溪边山麓较为平展之处就地垦殖。蒙自山势急促，耕地不多。由蒙自向东与木里之噶热连界，南经东义至中甸之染冬，由于此路经常塌方，后改由泥热至中甸，此道已成贡、甸往来所必经。［12］改流前，贡噶岭四区(蒙自、赤土、日漥、东义)有麦色4名，并由理塘土司派协敖1名居其地管理差粮。蒙自麦色因所辖土地、民众较多，地位高于其他3麦色，赤土麦色次之。改流后，蒙自、赤土麦色分别兼管东义、日漥差粮。贡噶岭的情形与稻坝类似，亦多附属于乡城头人。赤土麦色阿依多所属之赤土、仲都、阿思、热漥4村，厚结扎西充本，且又与日漥、东义联姻，故能代表东义、左右日漥。日漥麦色罗绒钝登“沉默寡言，其弟为蒙自赘婿，虽去曾遇害，以其子之妻赤土而又惮于扎西也”。其所属4村落相连，“民尚安分，强能维持其土职也”。东义麦色“僻处偏方，去赤土三四日，所属尚和辑，惟与滇边时多仇杀、互劫之案”。［12］稻坝、贡噶岭的麦色普遍与乡城头人势力联姻。至1937年时，稻坝为甲骨倾珍主持，而贡噶岭实由乡城头人扎西宜马支配。［10］

得荣在改流前为巴塘土司所辖。巴塘土司衙内下设古曹(又称后喜)2人，作为正副土司的代理人。另设协敖1人，为派出地的掌权者，其职责是协同古曹管理所属地区的税收、差役和民事。百姓所缴年贡，由本地协敖收齐后，统一交土司。协敖下设协格1人，协助协敖开展各项工作。为了便于管理，巴塘土司将得荣分成四保(卡公、奔都、古学、八日)，卡公地处定水上游;奔都位于定水下游之右岸;古学跨古学溪两岸，东接东阿绒、南接奔子栏;八日在古学、日雨间。［13］每保设甲本(即土百户)1人，由协敖奏请土司委任，并直接归协敖管理。每保设上、中、下3大村(八日分为4大村)，为管理各村事务，每村设老民1人，直接归甲本管理，负责本村的支差纳粮和调解纠纷等工作。麦色由世袭的贵族或本村名望较高者担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塘事件发生后，得荣境内的浪藏寺(又名诺苴寺、龙绒寺等，当时有喇嘛1000余名)逼令得荣百姓不准投诚。宣统三年(1911)，赵尔丰令新军分统凤山率兵平定得荣，设得荣委员，治所在卡公，并征收粮税。同时，将把持庶务的协敖、甲本、马琫等名目革除，选举保正、村长任其事。各保甲本(朱刚夫文作“利本”，集白文作“麦色”)被改委为保正。在得荣四保中，以卡公地面最大。凤山平定得荣时，卡公之日雨头人格松聪在凤山行抵中咱(巴塘六玉15村中的1村)时，率所属民众前来投降。凤山以该头人有功，遂划日雨为一保，与其他四保的地位相当，并委格松聪为日雨保正。保正以下为村长，每大村各设村长1人。［14］民国时期，得荣五保内部尚能相安无事。据朱刚夫于1938年的调查，八日、古学、日雨、奔都四保的保正均系世袭。1926年，卡公保正我莫死后无嗣，我莫外甥女之丈夫春争遂以亲戚关系前往卡公担任保正。春争亦为八日保正丁争之兄。奔都保正彭措之妻系八日代保正许增珍(即保正丁真之弟，许增珍常代丁真办理八日保务)之妹，而古学保正渣西伯君之弟扎噶古学之管家又系奔都保正彭措之兄。再，奔都保正彭措以其次子入赘于卡江保正家，长子入赘于古学保正家。古学保正之妻与八日保正家室系属亲表姊妹。因此，八日、奔都、古学、卡江四保或系兄弟或系至亲，关系密切，声息相通，以当时五保言之，“八日已占其三，而将来又为奔都继其美矣”。［14］至于日雨保正额木都(格松聪之子)因系新升保正，且家境较为贫寒，得荣民众“对其观感较各保为弱，然以其为人老实，尚能与四保团结一致”。［14］总之，得荣五保“以联姻关系，尚属和睦，无党派、无私仇”。［15］五保“如一拳，凡事均可一致，似不如乡、稻之复杂”。［14］

二、民国时期康南头人势力的“夹坝”活动

“夹坝”系藏文“jag－pa”之音译，意为强盗、匪盗、劫掠财物者，在具体的史料中，夹坝有时亦指抢劫行为。民主改革前，康区的劫掠活动非常普遍。“西康人民视当‘甲棒’(即‘夹坝’——引者)为最普通的事，劫人财物可以称曰‘武力借款’，将来决有赔偿赃物的一天，可是赔偿的数目与所劫原数目相差甚远，并无受法律裁判以儆后效的情事”。［16］事实上，康区劫案的频发与当地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民风习俗、社会环境等有密切的关系。据贺觉非称:“西康境内所发生的杀案或抢案，勿论主犯也好，从犯也好，他们绝不隐瞒，简直是直认不讳，私人谈话如此，公堂质讯亦如此，他们似乎不觉得有如何的严重性。这一点，我们认为与事后处理，有密切的关系。那便是，抢人者固无大罪，杀人者亦无抵命之说。凭人赔偿财物，是西康解决命案，或抢案唯一的办法，往往循环报复不已，一旦有人出而作鲁仲连时，可以把过去一切陈案都搬出来，互相抵销。他们不是不能遵守现代的法律，而是社会的进化落伍了，不曾具备新的意识。”［17］民国时期，“夹坝”活动在康南藏区尤为突出。据李培芳调查，康南地区“现在之拥有势力、家财万贯、且现任地方要职的人们，考其过去履历，多是绿林中豪杰，且出身寒贱，困苦不堪，全系抢劫致富，由此足以知其劫案之多了”。1937年，在康南宣抚部“南巡”的过程中，民众所呈的案件也以劫案为多。［18］康南藏区的“夹坝”活动则以乡城最为显著。1914年陈步三事变后，“定乡失治，无县官主宰、无兵力以镇摄，故乡民各聚人枪数十或百余，据地称雄，任意纵横，赴邻县抢劫，中甸、稻城两县受其蹂躏尤深。因之，贫者变而为富，由是‘乡城娃’、‘甲棒’、‘盗贼’之显著”。［19］刘醞泉认为，“乡、稻人民往昔以来，因当‘甲巴’而致富者触目皆是，其未作为非者实鲜”。［20］乡城“今之高楼大厦，一方之仰，无一非过去绿林之雄。一般民俗以剽掠为荣，以盗窃为耻，传家教子，共出是途”［7］。慑于“夹坝”的威力，乡城周边民众“言行服装，悉拟乡俗，以结交乡民为荣”［7］。

康南头人势力“夹坝”活动的重要特点是以邻为壑，实施抢劫。民国初年，乡城头人劫掠的范围遍及得荣、大金寺、木里、稻城、理塘、康定所属木雅乡等地，其中以稻城为甚。［11］乡城位于川滇接合部，介于理塘与滇属中甸之间，乡城南境的上热窝村至中甸所属巫所只需半日程，乡城之栋松所属绒多村至中甸属东阿绒亦半日程。乡城民众“以甸税逊于炉关，交通较便，每岁负贩去甸者几无户无之，在理化一带购买虫草、贝母年约百驮，到甸后换取鸦片、蔗糖、茶货运销康境。资短者，经以现金往贸，故金融流通，乡、甸一致，概用滇币铜洋，而藏洋在乡转不易见，且行使较难”。［21］在商贸流通上，若靠“由炉运乡，而道途过远，又以乌拉困难，计成本及运费，已属不赀，较由滇来者更形昂贵”。［22］乡城“喇嘛之营利者尤多，赴西藏之拉萨、云南之中甸、丽江贸易者为最多”。［19］集白认为，“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通、治安、民俗各方面观察，定乡虽属康土，俨若滇民”。［21］因地缘之关系，云南中甸之东阿绒地区亦时常遭受乡城“夹坝”的劫掠。在乡城“夹坝”活动的影响下，理塘、义敦等地“学步乡酋，独树一帜，行劫起家、拥资数十万者不乏其人”［10］。东阿绒民众则“转以其道，还之其乡，彼劫其牛，则此攘其羊;彼抢其村，则此毁其舍，久之竟能青出于蓝，为其邻所叹服”［23］。“东阿绒在三年以内劫乡属开溪村民计三十五次，乡民劫甸亦时有所闻，以暴易暴，固不足道，惟其所师所法，半出其邻”。［21］东阿绒地区的“夹坝”势力迅速壮大后，其劫掠范围已不限于乡城一隅，与之毗邻的贡噶岭、得荣等地亦深受其害。得荣东连乡城，东南接滇属东阿绒，南、西两面以金沙江为界，北邻巴塘。［24］得荣与滇西北地区有密切的商业联系。得荣通用云南铜洋，铜洋4元合藏洋3元。［14］得荣各区保正、村长及喇嘛时常赴滇西北购买盐、布、烟、茶等物转售境内民众。［14］民国时期，在得荣五保中，八日因与东阿绒“夹坝”势力“谋妥协，未受大祸”。［14］古学与东阿绒仅隔一山，常年派人在各处要隘扼守，日夜巡守，“因设防周密，未遭大劫”。［13］其余三保均深受东阿绒“夹坝”的劫掠。1937年，东阿绒300余人洗劫奔都40余日，奔都保正居所被焚毁，寄居卡公，定水岸旁“颓垣满目、民不聊生”。［13］由于受到东阿绒“夹坝”的连年抢劫，奔都地区“无牛曳耕而代之以人力者，所在皆是，人民穷困于此可见”。［14］同时，东阿绒“夹坝”还唆使得荣民众“逐杀官吏”，“盖得民地僻，愚庸者多，易为风说所惑”。［25］至于康南之雅江、理塘、巴塘等地并未遭到东阿绒“夹坝”的祸害，其原因在于“乡民之自强远在康南各县之上，且因三乡之障蔽也”［7］。

康南头人势力的“夹坝”活动多属团体行为，对社会治安影响较大。此外，还有私人的“夹坝”活动，“私人系属于某一家的仇怨，邀约少数人为之”。［18］“夹坝”活动发生后，“被劫杀人则待机图报，因之仇怨日深，相互寻隙，均不相让。故有乡城娃与东阿绒的相互劫掠，各在三十次以上。稻城加波、母底的报仇劫案亦有数十次，双方死亡的人共约七十余人”。［18］“夹坝”活动所得财物的分配一般以枪、马、人三者为入股之股份，视所劫物的多少，以每股分红。“当‘甲棒’的人贫富均有。富者枪、马齐全，贫者难期兼有。有的有枪无马，有的有马无枪，有的枪、马俱无。若有人邀约某甲夥同，抢劫行商或邻封某富户，而甲某枪、马俱无时，则由某甲向某乙借枪一支，又向某丙借马一匹。若同伴五人所抢货物价值六百元时，则以五股分摊，每股得洋一百廿元。枪、马俱系己有者，则本人全得一股。某甲枪、马均系与人暂借，应得之一百二十元以枪、马、人三股均分，各得四十，某甲以四十付某乙以作借枪酬金，以四十付某丙以作借马酬金。但抢劫之际，难免发生战斗，无论枪、马、人有损失时，除应得股金归家属领取外，公众亦不另提恤金，仍照原例分摊”。［16］事实上，以人、马、枪作为股份分红的办法，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家拥资财者“有枪、有马、有弹，可得三股”，而冒险参与抢劫的贫民“乃仅得一股”，“以至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26］“夹坝”赔赃的方法亦如分赃。“被劫之商或某富户为匪洗劫后，当难甘休，势必纠众报复，虽时间迟早不一，但经调查确实后，必开始报复。如对方甘愿和解，请人从中说官司时，结果所赔数目仅及原数之半，仍由原匪负担。其赔偿方法亦照股数摊派，某乙及某丙曾因借枪、马与分得赃款，此际亦应照原来方法共同担负一股，惟于行劫损失枪、马、人全部或一部时，此时赔赃亦可免该股全部或一部。如某甲当场战死，除分赃时应照例分得一部赃款由家属领取外，此时赔赃即可免去赔偿责任，枪、马损失例亦如是”。［16］在土司时代，被劫民众“多有诉于土司之前，从中调和，赔偿解决的”。［18］此外，“夹坝”案件也可以通过“说官司”的方式调解。譬如，“乙村被甲村团体抢劫后，自知寡不敌众，则待时而动”。当甲村中有人经过乙村境内时，乙村民众则对甲村人实施武力扣留。“被扣的人则通知本村地方首人及亲族等，甲村人民闻讯后，则派人至乙村交涉，此即系说官司。至如何赔偿、如何解决，则视双方之曲直如何耳”。“假如甲村只有二三人行劫，乙村受害之家决不能任意扣留甲村不相干涉之人，必须扣留夥抢中之任何一人，方为有效。倘无机会作扣留手段，而派人与甲村说官司，又不为甲村接受时，则采取还劫手段，以为说官司的着眼点。其法以约同亲友人枪数骑，秘密至该村，夥同行劫，一俟构成袭劫状况，被劫之家仓皇逃避时，则将所掠牛马赶返本村，此家见损失较重，则派人接洽，开说官司，以为解决的办法。闻被团体抢者，亦有采取此种办法的”。［18］

综上所述，康南各地头人势力的不同类型与当地的历史条件、军政统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同时，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状况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土司统治时代，康南各地基层组织严密，民众各安其业。改土归流后，理塘、巴塘正副宣抚司相继被废黜，乡城麦色亦被裁革，桑披寺遭到重创，豪强人士依靠实力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头人，填补了乡城基层社会的权力空缺。稻城、得荣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在清末改流中未被摧毁，麦色改头换面成了保正，因此大体上能在各自辖区内统驭民众，维持地方秩序。一些乡城地区新兴头人组织实施的“夹坝”活动对整个川滇毗邻藏区影响巨大，且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强化了稻城、中甸、理塘等地的头人势力。民国前期，由于康南流官政府施政困顿，被劫民众往往不愿诉诸于官府，转而采取互相报复、互打冤家的手段，由此加剧了康南藏区的社会混乱和贫富分化，并对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