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恒 王让新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不断进行和实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质，是时代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实践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虽已历经两个世纪，却仍能像壮丽的日出，闪烁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照亮人类社会前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何以能闪烁着超时空的真理光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随时间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回答，也是对新时代我们党何以仍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课题的回答。回答的如何，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关乎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永恒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新时代我们党何以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简洁、最准确的概括，同时也为我们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在长期发展创新中所呈现出的四大维度，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显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澄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表现，成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南。

一、“科学性”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特殊内涵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首先是指其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我们党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到底就是为了保障党所领导的事业能够始终按照客观规律的规定来进行。因为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业，只要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就一定会遭到最终的失败。当然，我们党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整个世界即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对某一事或某一物的认识，因而在其实现过程中必然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诚如马克思本人所言，“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P466)。此外，就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更替规律来看，只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才能显现其客观规律性。所有这些，无疑都决定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进行创新的必要性。

纵观当今世界，重视创新强调创新，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不过，我们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发展而创新，绝不是为了赶时髦，更不是为了浅薄的“标新立异”，本质上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最终统一到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上来。列宁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2](P81)。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3](P109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通观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2](P213-214)”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真理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既构成了其最基本的特征，事实上也规定了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特殊内涵，就是要不断深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规律和由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规律的认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就是要不断探索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及人民自由、解放的途径和道路。

二、“人民性”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史表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张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强调理论必须要着眼于、出发于、回归于、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实现创新的根本动力。

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是对时代问题的自觉把握和直接解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原初理论形态。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他们揭示社会历史本质及其一般规律，进而创立唯物史观的起点。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壮大。[5](P287)”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对时代问题的变化有着直接的体验和感受，其实践创造的过程即是对社会实践变化自觉把握和解决的过程。因而，集中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就构成了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构成了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同中国人民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对中国人民实践创新智慧和经验的不断总结，就是对中国人民所提供的原初理论形态的进一步加工和不断升华。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他的许多理论创新都直接发端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很多事都是由群众发明的，他只不过是进行了集中概括，并提出了最终的方针政策[6](P382)。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讲，“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7](P138)，道理也在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中不断实现着创新。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P11)。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生命力和感召力，根本上就在于它是一种彻底的理论，是一种能够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彻底的理论，一方面在于它科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指导；另一方面则在于它能够始终植根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之中，能够不断通过自身的创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此即“理论抓住事物根本”的本质规定之所在。通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站起来”的迫切需要为目标，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人民群众对“富起来”的期盼和需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一条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人民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宏伟蓝图。新时代，人民群众有了新的需求，这就是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就是实现国家由“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需求。毋庸置疑，我们党必然会继续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中不断通过理论创新为人民群众揭示中国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并在理论创新中不断通过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实践性”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8]。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理论家们，由于都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因而都把客观的社会实践排除在了理论之外，他们也由此往往致力于寻求宇宙的全部奥秘，常常企图获得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而由这些理论家们所建构的各种“绝对真理体系”本身则因对实践内容进行绝对的封闭而呈现出“客观知识”的面貌，启示也仅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则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他们始终致力于将一切物质的和意识的生成与发展都置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此就从根本上粉碎了以往理论家们获求终极真理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但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是仅仅作为“客观知识”面向世界，而是要最终回归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理论要通过实践改造外部世界，但是外部世界显然并不会完全被动地接受理论的改造。这样，被理论指导的实践在指向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再次指向理论自身，进而对理论本身产生一定的压力。有研究者把这种理论作用于实践时所产生的压力感称之为理论的“内在紧张”，并认为，所谓“内在紧张”即是理论的“被改造感”，就是理论“力图实现自身时被迫打破、撕裂自身的主观状态”[9]。显然，产生理论“内在紧张”的必要前提正在于理论本身能够面向实践把握实践。

理论“内在紧张”的存在看似是逻辑体系自身发生的“断裂”，实质上却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实践的理论的独特品质。诚如恩格斯所言，即使是自然科学中的通用概念也绝不会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因为如果“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10](P695)。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此，社会科学的发展亦是如此。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理论家们获得永恒不变终极真理的企图，不仅对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说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都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指向的通常是理论或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完成形态，而其内在的逻辑表达则是，无论是理论自身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将失去向上的空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实践的理论，则始终坚持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坚持为实践内容的进入“预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面向实践把握实践实现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学说。同其他任何民族化、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着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其不断实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前提，使其同样具备了化解因“盛不下”实践内容而遭解体的能力。

四、“开放性”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表现

诚如上言，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理论家们，由于都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因而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往往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完美而封闭的体系。其结果，一方面是只能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像黑格尔理论体系那样或早或晚遭到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则早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时，就对黑格尔主义者及当时一些年轻大学生盲目崇拜体系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体系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内容本身更为重要，内容和方法创新更为重要。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放弃了对“完美”体系的追求，反而使得他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能够与现实外界不断进行思想信息交流，进而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性和创新性，同时也不断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特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8]”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其发展的历史同样呈现为我们党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对其进行创新的历史，同样呈现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指导理论的生动历史。

一方面，我们党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之中，总是力图从发展着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阐发出新的理论。通观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我们党自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并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与特定时代主题和我国历史条件相联系，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和范畴，形成了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极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新，不断深化着中国人民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创新已经并正以铁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远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进行接触并发生作用，能够始终关注、研究并解决自己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而也不断向人们彰显着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开放性和时代性特征。

另一方面，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党用开放的视野对世界文明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十分明显。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指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P601-602)列宁强调，“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11](P284-285)。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且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同样具有开阔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同样善于对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2](P706-707)。正是以此为理念，毛泽东在其《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考察分析了苏联东欧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观点。邓小平也同样非常重视对其它形态的文明成果进行学习，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P373)”邓小平的相关论述既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开放性、联系性的认识，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极大丰富。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借鉴，反复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8]，用“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3]。所有这些，无不向世人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故步自封的宗派主义体系，而是一种极具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既是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就根本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显著特点，也是其自身在长期发展创新中所呈现出的四个互为统一的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的逻辑前提，赋予了它极为丰富的内涵，进而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从根本上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理论学说的发展逻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