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艾 邓淑华

（1.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2.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59）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1)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是深入学习与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的逻辑起点。因为“新时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是“新矛盾”的时空背景，是“新梦想”的现实起点，是“新理论”的实践来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指导，从纵向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性、横向的时代共通性与民族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入解析“新时代”的丰富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综述与“新时代”重大判断的方法论基础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时代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从不同的方法论出发，会形成不同的时代观。要正确认识时代，就必然需要一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科学的时代观。“时代观”即指人们对时代的总的看法，是观察和分析时代的立场和方法。时代观反映了人们对时代及其变化的认知和判断，包括对时代范畴和特性、时代变化规律等概括和分析。”[2]在不同的时代观中，最为核心的是划分时代的标准及由此带来的对时代性质、时代主题的判断。因为判定和划分时代的标准折射着不同时代观中的不同立场和方法。而对一定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的判断则成为了时代观的核心内容，并据此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国内学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列宁的时代观，毛泽东、邓小平的时代观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研究，有以下理论贡献：首先，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3]出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划分的标准有生产力（生产工具）标准、生产方式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形态标准、社会主体形态标准、社会交往形态标准[3]，并据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性质是“是资产阶级时代或资本主义时代”[3]；认为列宁是时代划分标准是：以处于时代中心的阶级为主要划分依据[4](P114-123)、以经济、历史发展的事实为根据、以世界格局的眼光为参照，并据此分析，列宁所处的时代性质是“帝国主义时代”[5]；在列宁时代观的基础上，毛泽东判定其所处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6]；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世界发展的整合格局与发展趋势出发，做出其所处时代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6]大判断。其次，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P202)“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和一切其他旧时代观的最根本的区别”[8](P369)。再次，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有着很强的阶级性内涵、实践性特点、革命进取精神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性特征[9]。最后，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深刻体现历史辩证法的时代观。王林聪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还强调以动态发展的态度认识和判断时代，强调对时代判断进行多层次分析，仔细区分同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差异等，从而形成了历史的“大时代”与“小时代”、“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等辩证统一关系[2]。陶文昭认为：时代不是单线的，观察时代可以而且应该有多重视野。列宁有关把握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统一、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的统一、现时代与未来时代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意义。[10]

综上所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论基础、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不同历史时代的时代观，包括其时代划分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时代性质、时代问题与主题、时代特征等问题都有所研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学界相关问题论述的综述可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形成逻辑如下：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一定时代的主要性质，而一定时代的主要性质又体现为一定时代的主要矛盾，时代的主要矛盾表征一定时代特征中的主要性质。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着该时代的主题、时代使命与时代文明。本文就依据此逻辑，深入剖析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基础、时代性质（主要是时代主要矛盾）及由此决定的时代主题、时代使命与时代文明。

二、“新时代”的时代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阶段性质变阶段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P32-33)马克思划分大时代的标准是以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为依据的，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的时候，通过革命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后的“两个绝不会”的论断则意味着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小时代”。因为两个“绝不会”呈现出来的思想就是生产力的变革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着很多阶段性的局部质变，最后才会有总体性的质变，即“社会革命的时代”才能到来。由此可见，“大时代”是由若干相互联系而又继承与发展的“小时代”来构成的，在“小时代”阶段性质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大时代”的革命性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方法论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正是在对当代中国“历史性变化”“历史性变革”的深刻而准确的把握中，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之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向发展联系性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中的“小时代”——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阶段性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时代”范围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时代”的时代基础仍然是在落后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所建立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及由此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也是习近平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1](P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小时代”。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时代”的基础背景，“五位一体”的发展成果为基础，而进入到阶段性的质变阶段：经济上建设进入到以富强为目标，以创新发展为手段的发展新时代；政治建设上进入到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上进入到以文化自信为标志，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提升中国文化在国家的话语权与软实力的发展新时代；社会建设上进入构建安定有序又生动活泼的和谐社会的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全球经济交往中由引进来到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逐渐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从而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的时代基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时代”中的阶段性质变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时代”的时代基础体现为以坚定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为基础背景，在新时代中，不断地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与文化。阶段性质变的“小时代”的时代基础则体现为五位一体建设中的新发展、新阶段。而新时代的新发展、新阶段则集中体现为新时代的时代性质，尤其是主要性质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新发展。

三、“新时代”的时代性质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时代的性质是由时代的基础决定的。在不同的经济生产结构中，形成不同的时代性质。时代性质表征一个时代本质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以此方法论为指导可见观察一定时代的根本性质或本质特征，主要是观察该时代的主要矛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定历史时代的性质表征，也是决定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7](P252)故此，决定一个历史时代性质的是经济生产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即发展的纵向历史定位。在同一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及社会生产基础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同一历史时代呈现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而形成“大时代”历史方位判定的前提下，又在发展的纵向历史定位中形成不同的“小时代”的判断。而“小时代”的判断则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在大的历史时代中，会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判定不同发展阶段主要性质的根本依据，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不同发展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

“新时代”的时代性质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表征着“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已经有所发展，总体实现小康的基础之上的又一新阶段。这一新阶段表现为在生产力水平，尤其是工业化水平有所发展的基础之上，人民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与生产力发展的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尤其是“从生产到发展”意味着“新时代”的时代性质体现为：在已有社会生产总量的基础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结构的优化要更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此来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与不深入的问题。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时代性质体现在社会生产层面（包括生产力结构的优化、生产关系的调适）更协调、更均衡、更深入、更优化。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新诠释、新发展，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生产层面的新性质。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发展意味着“新时代”的时代性质体现为：人民的全面发展与解放进入到更高层次。从单一的温饱文化需要发展到多元化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更高需求。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时代内涵，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新诠释。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在扩大、层次在提升、结构在优化。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发展是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新时代的时代性质必然会带来时代主题与时代使命的变迁与发展。

四、“新时代”的时代主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时代的性质即社会经济生产的纵向历史定位与国际综合性质即横向的时空定位是决定一个历史时代的主题的主要因素。如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等关于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都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性质，尤其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的纵向变化及横向国际综合性质的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一个国家历史纵向联系发展维度中的历史定位，尤其是经济生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既决定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代性质，又决定时代的主题。而时代的主题则是由历史时代的性质与国际综合格局共同决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逻辑结论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时代性质与横向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两者共同决定的。第一，从纵向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大时代”的时代主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到阶段性质变的阶段，“小时代”的主要性质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时代性质的变化，才使得时代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论断中呈现更明确、更精细、更符合新时代时代性质的主题。由此可见，“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一大的时代主题的精细化目标，其背后对应的是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主题深刻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性质变的时代基础之上，在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时代性质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合乎逻辑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从横向来看，“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基于横向对国际综合性质的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下，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化、精确化、时代化的认识，也是对“和平”的具体化、精细化、时代化的认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习近平对新时代国际综合局势的科学判断，也是对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继承与发展。国际总体和平的大趋势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前提。而以“四个自信”为表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是对“和平发展”的最好诠释，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文明打下了基础。

五、“新时代”的时代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新时代”的时代使命是由“新时代”的时代基础、时代性质与时代主题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质变的时代基础之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时代性质的基础，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也是民族的梦与个人的梦，更是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智慧共享，即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走向更均衡、更协调、更深入的发展，从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阶段。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的时代主题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当下的目标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在当下新的发展阶段中的具体化、精细化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使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使命既体现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的生机，呈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真理的力量，更体现为为解决全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使命就是中共党人在“新时代”的时代使命，为此中共党人要开展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共党人自成立开始，其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三个“深刻认识到”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一以贯之，而使命则呈现时代发展的阶段性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终目标的整体性的辩证统一。在不同的时代，中共党人的时代使命具有具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人的时代使命在于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目标，以“新两步走”发展战略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使命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有加强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主线，提升党在新时代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使命打下坚强的领导核心。

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共党人“初心”与“使命”与“新时代”的时代使命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的在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层面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则是实现“新时代”时代使命的核心与保障。

六、“新时代”的时代文明是以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

古今中外对于“文明”的定义，可谓纷繁复杂，因为对于“文明”的定义实质是对人类根本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探索，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关系的探索与反思。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解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也为探讨人类“文明”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可知文明是“人化自然”“人类社会”产生的积极成果，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主体性理论客体化的成果。“文明”一方面既是人类作为主体认知客体世界的真理性成果，也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对于客体满足其需要的价值性导向成果，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文明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范畴，其绝对性体现为文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是客观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的，内含于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这种实践创造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从而达到人类价值的自我确证。这个‘对象化’的成果即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因此文明是人类本质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类价值的自我确证和实现”。[11]“文明、社会与人可以说是直接同一性的存在，文明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性生活。”[11]文明的相对性体现在其时空性，即文明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文明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性与内涵。文明的相对性意味着文明的具体的相对的概念，没有超时空存在的绝对的抽象的文明。

在不同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的变革，最终沉淀为一定时代的文明。时代文明是一定时代的精华，是人类在该时代中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不仅仅基于时代基础、时代性质、时代主题、时代使命的发展，更是体现为一种新型时代文明的构建。时代文明是时代观的精华，体现着人类在不同时代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反思与升华。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新时代”时代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升华。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将生态文明建设束之于价值观建设和割裂主客体关系的方法论不一样，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并将生态文明的实现落脚于生产方式的调整与发展，从而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将之定义为人类文明在工业化文明基础之上的扬弃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引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型文明理念，体现了“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是“新时代”时代文明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反思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