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雷

一、导言：社会主义与转型危机

社会主义学说是欧洲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降的欧洲社会，历经数百年商业复兴与海外殖民的量变积累，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爆发了产业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与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传统的封建—教会体制，资本扩张、政治权威衰落与道德价值紊乱等“集体疾病”接踵而至，新旧社会体系的焦灼呈现了一副极具时代特点的转型乱象。其中，资本扩张对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的侵蚀尤为严重，用涂尔干的话说，“两个世纪以来，经济生活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膨胀。它从一种次要的、受人鄙视的、委诸下等人的社会功能，一跃成为首要功能……吸纳整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人都进入了工商业领域”。①Durkheim, Emil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7, p.12.问题在于，当经济功能成为社会结构体的支配维度时，它本身却缺乏有效的组织与明确的规范，这使得“身处其中的人对道德只有微乎其微的印象，他们大部分的存在状态都远离了道德的影响”，生活在道德真空（moral vacuum）之中，倾轧无度，形成了强侵弱、富暴寡的极端悲惨景象。①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71-275页。

社会紊乱的时代通常也是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正因为不稳定的集体组织不再能依据其天生的权威行使功能，才促使我们对社会事务进行反思。②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