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珂

按照惯例，我每年都要写一篇关于年度短篇小说述评类的文章。如此以来，不觉间已是第八个年头了。八年不间断地阅读，佳作难觅之慨都已成为常态了。有时在写年度述评时，话说得尖锐一些，也无丝毫指导“江山”之意。更何况，我自己都迷糊着呢，不过是表达一点个人微不足道的认知与感慨罢了。但愿望是好的，总期待那些富有思想性、阅读冲击力或艺术独创性的文本多多出现。

尊重作家们的劳动成果，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故文本细读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因此，这些年来我很少写那种宏论式的华而不实的年度述评文章。当然，这样做也问题多多，没有思想做支撑的批评范式与实践，即使读再多的文本，也无法面对与解决当下出现的文学问题、时代问题。做有出息的批评家，做有用的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当前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进入文本，是为走出文本，是想寻找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为寻找消解困惑的方式、方法。愿景虽好，但效果未必佳。时间一久，我倒也有些执拗，所谓“确信”似乎又与西西佛斯的做法有点类似。不管那么多了，还是阅读吧。以下提到的十个短篇小说，是我印象中的2018年度短篇小说十佳，可以看作一个人的短篇小说排行榜。

1.朱山坡《深山来客》，载《芙蓉》第5期。

2.莫言《等待摩西》，载《十月》第1期。

3.晓苏《吃苦桃子的人》，载《人民文学》第3期。

4.东紫《月村的斯芬克斯》，载《中国作家》第8期。

5.双雪涛《女儿》，载《作家》第3期。

6.王威廉《幽蓝》，载《大家》第5期。

7.武歆《去圣地亚哥讲故事》，载《西部》第5期。

8.蒋一谈《发生》，载《山花》第4期。

9.弋舟《如在水底，如在空中》，载《人民文学》第3期。

10.蔡东《照夜白》，载《十月》第1期。

下面是我关于这十篇小说的细读笔记。

1.关于朱山坡《深山来客》

《深山来客》是朱山坡“蛋镇电影系列”中的一篇，講述了一个中年男人和身患重病的女人的爱情故事。男人撑船来蛋镇看电影，一月一次，风雨无阻。“鹿山人的妻子来到蛋镇只为看一场电影”，但不要小看这样一场电影，电影是治疗女人疾病的一剂良药。因为没看一次电影，“她就觉得病好了一半”，因此，看电影成了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事。围绕这一事件，作者将之写得情切切，意绵绵，足够感人。陪伴即是男女间最长情的告白。小说中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男人对他不离不弃。不过一场台风后，再也未见这对男女的影子。这不禁让人担心：他俩是不是未躲过这场台风而死于非命？当然这只是叙述者与读者的猜测，小说并未直言。如此以来，便会让我们想起《边城》那个经典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鹿山人和她妻子命运结局到底如何，只好留待读者去想像了。这或许是作者和叙述者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因为他也不想这对男女遭遇什么非命，干脆一股脑儿将难题推给了读者！小说以事显，以情胜，特别是字里行间蕴满人间温情，男女间的相濡更沫的情怀尤让人动容。小说也以细节描写和对话描写见长，话语朴实，富有韵味，亦颇显描写之功力。

2.关于莫言《等待摩西》

莫言的《等待摩西》，在结构、立意和风格方面都是值得反复说道和深入探讨的短篇小说。小说在结构上采用“离乡——回乡”模式。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乡土小说时所最常用的、成绩卓著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结构方式。《等待摩西》以“我”的三次回乡，以“我”为视点，并以截取生活横断面方式，讲述了曾经的故乡同伴柳卫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遭际和精神风貌。两相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莫言对鲁迅式小说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再造。所不同在于：“我”的离乡（一九七五年当兵离开家乡）是以奔着也必然能够获得光明的目的出走的，与鲁迅笔下那些离乡者无路可走的绝望境地有着天壤之别;“我”的回乡（当兵第二年、一九八三年春天回乡探亲、二零一七年）虽最终也以无乡可回作结，但“我”不再是鲁迅笔下那个熟悉的启蒙者，而几乎成为被启蒙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化早已超出“我”的认知视野，不仅乡村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彩色电视机、四喇叭收录机、邓丽君、费翔）让“我”倍感不适，而且身份与认识上也来个大换位（比如：“我”称柳卫东为“柳总”，而不是鲁迅笔下闰土一声“老爷”那样，让我感到悲哀;“我”我法解答柳卫东媳妇的疑问，而只能用“也许，他在外边做上了大买卖……也许，他很快就回来……”做模棱两可的回应）。这些巨变让“我”怅然若失、无所适从。文学中的“故乡”只有在“离去”后才能生成意义，莫言长时期的“离乡”显然已赋予“高密东北乡”以无穷无尽的意义。他在这里安放了记忆与魂灵，抒发爱恨与情仇，他在这里介入现实，审视历史，思考生死，寄托理想。在这个短篇中，有关“我”小时候扔砖头误打摩西他娘这一场景的描写，虽在文本中显得有些突兀并游离于主题之外，但无可置疑的是，这又确实是作者对早年记忆与潜意识情感做了一次代尝式投射与表达;有关“我”对摩西失踪之谜颇感好奇（特意回乡与之相见）情节的描述，以及发出“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的感慨，虽未充分展开或寥寥数语，但都足以表征此时莫言对“故乡”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故乡并非文学想象中的那种样貌，它的存在是自足的，对莫言或小说中的“我”来说，身与故乡挨得愈近，心反而与故乡离得愈远，身之近与心之远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比关系。这是一种悖论，一种现代性的大悖论！它让莫言困惑，也让现实中的你我困惑，且永远无解。

3.关于晓苏《吃苦桃子的人》

油菜坡与老垭镇是晓苏的精神故乡，作为当代文学的地理坐标之一，作者围绕它所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其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而对底层小人物特别是更为边缘的鳏寡孤独者生活样态、情感故事和精神世界的观察、描述与展现，构成了其短篇创作最富特色也最值得关注的部分。这个短篇中的憨宝（“吃苦桃子的人”）即为这个人物系列中的一员。作为边缘小人物，他的生活世界并非多么地不堪：他有基本的道义坚守、清醒的自我认知和人格底线;他有独立的也不乏幸福的生活世界（比如和“老白菜”的来往）;更为重要的是，他有自发而朴素的甚为珍贵的互助情怀与意识。小说细致地展现了憨宝身上的这些本能意识和珍贵品质，是对优美人性与人情的礼赞，因而小说整体格调是积极向上的。小说中的另一个被称作“车花”的人物也被塑造得有神有色，个性鲜明。她和憨宝之间由隔膜到熟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她先是“觉得这个人很怪”，到身心被彻底感动，乃至欲以奉献身体以报答憨宝的举动，将小人物间互帮互助、相濡以沫、带有野生性的理想图景展现得淋漓尽致。晓苏的短篇小说有故事，有人物，好读，也耐读。好读，是指故事有趣，有生活实感，而故事与故事串联成情节，任何初具阅读能力的人皆可轻松进入，故他在语言形式上似乎并无多大的野心;耐读，是指他的小说并非简单讲述一个有意味的故事，一个有趣的人物，而总是在意味或有趣的前提下，不动声色地呈现或揭示某种普适的、温暖的或发人深省的主题，故求真，趋善，向美，且意蕴隽永，作为一个美学风格，一直就贯穿于其创作始终。《吃苦桃子的人》以对人物（车花、憨宝）的塑造和故事的讲述而引人关注。车花的善良、朴野和处事的达观，憨宝的本分、欲望的适可而止和对生活的自我满足，都让人过目难忘;小说故事与情节被讲述得丝丝入扣：卡车突然趴窝→车花受困途中→看车与过夜成为难题→雇来憨宝→如何相处又成为问题→车花感冒，憨宝相助→车花因此而对之感激涕零→车花欲以身相许，被憨宝回绝→憨宝的生活世界和品质进一步呈现。这种以人带事、以事显人的修辞策略显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讲述模式。这个短篇以人为中心，以事为经纬，以对温暖人性与人情的营构为旨归，从而在2018年年度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4.关于东紫《月村的斯芬克斯》

在古埃及神话中，斯芬克斯是一种怪物，通常为雄性，长有翅膀。朝霞就是月村的“斯芬克斯”，巨型单乳，精神智障，在外人看来，实乃“怪物”。不过，朝霞并非完全智障，她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在家庭生活中，她和常人一样懂得深爱自己的丈夫（虽然她并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她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怀孕后，其母性情怀一点也不亚于常人。小说对边缘智障小人物爱与母性的书写也撼人心魄。只可惜，这样一种朴素的愿望终因不合常人眼光而被硬性剥夺。这种剥夺是残酷的，无道理可言的，对朝霞而言，就是剥夺了她的一切，对外人而言，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干预而已。朝霞死于“气臌病”，她终究没有摆脱掉生理与心理的致命创伤。小说讲述了她在月村的日常，展现了她的言行和精神风貌，揭示了她内心深处永恒的创伤，作者为朝霞这样一位智障女性立传，不仅是对众生平等、弱者关怀等生命理念坚守，也是对新文学传统的致敬。小说中的人物绰号（大包袱、偏沉、晃悠、搬不动、嫩嫩）颇富山东地域特色，气息浓郁;朝霞的墓志铭（“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耐人寻味，若深究下去，并移之于芸芸众生，都能读出一种人生哲理意味;生活场景的描写、人物细节的经营，以及围绕朝霞所展开的人物关系的建构，也都颇显作家的写作功力。

5.关于双雪涛《女儿》

小说设置了几种有意味的对话，交叉存在着几种声音：“我”的独白，主要涉及“我”对文学与写作的认识，“我”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我”与武松的关系等内容;“我”与男孩之间的对话，主要围绕男孩创作的作品展开探讨与交锋，主要涉及对某些经典作家的评价和文学问题（比如细节问题、小说精神问题），以及男孩所创作的小说情节如何展开、结尾如何作结等具体问题;男孩所创作的作品内部的“声音”，主要涉及杀手和男人的交锋、男人和女儿以及未直接讲述的杀手与男人女儿的关系;男孩与所创作作品的对话。这些对话和声音使得这个文本具有多重解读的意蕴。“我”独白是外指的，指向现实和生活，是小说意蕴生成和展开的背景;“我”与男孩的对话是内指的，指向文本，是小说意蕴深入展开的主体;男孩创作的作品内置于文本中，作为第二层次文本，它的存在既是独立的，也是向外关联的，并与整个文本构成一个整体。通过这种多对话、多视角、多声音的艺术营构，使得作者（叙述者）与文本、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消弭，这就营造出了一种亦真亦幻、视点互融、生活互涉、人物互视的奇特文本互文景观。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着力于文体探索与实践的文本。

6.关于王威廉《幽蓝》

这个短篇的侧重于形而上主题的探索与表达，现代意味非常浓郁。生活与想象的交织，现实与虚幻的交融，此在与彼在的贯通，则赋予这个文本以解读的多种可能性。首先，对生命与成长环境关系的思考显示了十足的现代意味。“他”是一名无线电耳机销售员，听力超级敏感，对“世界”或“宇宙”的感知与把握能力非同寻常。这能感应能力的养成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对“他”而言，经年累月地处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广告牌外的世界以及对幽蓝光影的捕捉与深度体验，成为镜鉴生命主体的巨大背景;潜意识或梦境中对时空的经常穿越以及对微观与宏观世界的神秘体验，又使“他”的生活时常陷入现实与超现实、梦境与超梦境的混沌状态。在当代八零后小说家群体中，这种对非常规生命境遇的想像与表达可谓高标独异。其次，以科幻形式展开对人类生存、宇宙文明等更为宏大主题的探索与表达。“他”的这次很难说仅在梦中或现实中的空中飞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对幽蓝之光的深度感应、与宇宙中新诞生的生命体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生命被置于“不设终点，一直飞翔”的永动状态，都使得这个短篇在文体实践展现出了十足的科幻色彩，但单纯的科幻主题和科幻风格似乎不是作者所侧重追求的书写向度，而是在科幻的外衣下寄托了作家对生命体（人类、智能体生命）、时空体（世界、宇宙）及其关联域的超现实想像、思考与表达。总之，从整体风格和表达倾向来看，这个短篇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气质和荒诞意味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而思考与探索的领域超出“小我”范畴，从而展现出了較为宏阔的人类学意识。作为当代小说艺术与思想实践之一种，其价值和意义当予以充分肯定。

7.关于武歆《去圣地亚哥讲故事》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而如何讲，讲什么则关系着小说创作的格局与艺术风貌。这篇小说有关故事背景的交代是相当明晰的：老宋、老何、老窦三位大学老师一同到智利大学访问，在途中，他们各自讲了各自感兴趣的故事。但故事本身以及它们在文本中的演进逻辑是不合常规常理的：诸如“南蛮子憋宝”、“哥哥吊唁烧纸”这类故事被整合进文本中，作为民间奇闻异事的故事本身就不免具有魔幻色彩，而诸如老窦在座位上突然消失这类情节的描述则就更为离奇、诡异。运死人的担架车两次自动滑到老窦岳父病床门口，而且“上面没人时，推它特别费劲，后来岳父尸体放在上面，却推得特别顺利，轱辘异常灵活。”这一细节酷似灵异事件，异常诡异，神秘而无解。在一个封闭的机舱内，老窦去哪了？而老窦对这一切全然不知情。老宋、老何眼中的老窦与真实的老窦发生了戏剧性悖离。可见，对神秘氛围与魔幻效果的营构是作者刻意追求的。作者与小说中人物都在讲故事，在小说中谈小说，在故事中讲故事，在小说中引用经典小说中的微文本，因而这是一个侧重于语式实践与文体探索的先锋文本。

8.关于蒋一谈《发生》

时代前进的步伐是不可抗拒的，比如，大规模城镇化运动中旧城、旧村改造。谈及这一话题，当代小说家善以写实的、控诉的，或伤感的，怀旧的调子展开有关“拆迁”的叙述。而且，无论在内容、主题，还是在风格方面，延续这一脉的创作在表达上往往都趋于“实”与“重”。《发生》的背景和拆迁有关，但有别于当下流行写法，其想象与表达的确很新颖别致，极富创造力。首先，夏天给每位胡同居民送出的红砖和照片，固然出于留存记忆、见证历史、涵养生命之设想，但小说设置这一情节，其更大意义还在于，这也是有关时间与空间、艺术与生活的形而上思考与探寻。其次，在小说中，老人最初想到的在豆瓣胡同派发豆瓣的设想，以及装扮成和尚、引发邻里笑议的场景，仅存在六小时的感应液体的灯光装置，以及众人踏入后的各异反映，此种构想和描写可谓异常新颖，创造力非凡。上述两点可表明，《发生》在主题与风格上的追求是逆主流的：它显得有点轻，有点柔，有点飘，这倒也与南京作家韩东的写法有一比：都是偏于智的表达，无中生有，由实入虚，从不可能中发掘可能，但处处可显营构之真、艺术之美。

9.关于弋舟《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蒲唯丧妻，其痛苦自不待言。岳母来信意在劝诫他“走出丧妻的痛苦”，但这封署以“大暑”的写信时间却让他突然记起了“一个遥远的承诺”。这承诺也与程小玮息息相关。于是蒲、程二人遂重回故地，等待并接收十八年前由汪泉发来的信件。故地重游，生发一种物是人非之慨倒也合情合理，但对汪信的痴等和毫无希望的找寻显然是有悖常理的。然而，小说就是从这些有悖常理处出发，不断发现和开拓新领域，变不可能为可能，从而重构崭新的艺术世界。这个短篇所着力展现的显然不在实在界，而在精神界或曰彼岸世界，是竭力把握并呈现某种既实在又神秘的内在性生命图景的艺术实践。其实，汪信能否准时寄到预定地点，或者能否被蒲、程二人按时接收到，都已不重要且在文本中不具有实际的指涉意义。事实上，对蒲、程二人特别是前者而言，故地重游自然隐含着逃离现实之困和心灵之痛这双重困境之企图，而“寻找真空般的与世隔绝的存在感”也是其此行之重要旨归，应当说，小说对这两层意旨的反映是显而易见的。但考虑到他俩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比如，程对“凉造新泉”近于玄学意味的反复玩味，他俩对“写信的人就在写信的地方”理念的坚信，以及先后钻入水底，一厢情愿地找寻“有希望的东西”的企图，特别是蒲“有幸目睹到一道圣光”的神奇经历，那么，我觉得，这个短篇所侧重展现的似乎又远不止于上述两点了。至少，人对时空体的神秘感应，特别是人与时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有关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考量，也是这个文本所侧重表现的主题向度。只不过，它也“如在水底，如在空中”，读者能否从中读出这种意味，全赖读者与文本之间展开对话的程度如何了。因此，《如在水中，如在空中》是一个追求深度和难度写作的带有一定精神探索性的文本。

10.关于蔡东《照夜白》

照夜白，即唐宗李隆基的坐骑，后韩干以此为题材作画，定名《照夜白》。谢梦锦的布包上即印有这幅古画。画中的照夜白虽被栓于木桩，被禁锢了自由，但它双目圆睁，昂首嘶鸣，渴望自由。历史中的照夜白以及韩干画中的照夜白，与小说中埋没于繁杂而程式化日常境遇中的谢梦锦，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隐喻关系。对谢而言，“六年时间，上了四千一百二十八节课”的经历，其中日复一日程式化的教学活动，以及督导活动中那些带有表演性的课堂教学，已让她萌生出一种规避程式化生活与秩序的强烈意愿。由此延伸，日常生活中那些冠冕堂皇的社交活动，或者那些被予以人为修饰和包装过的任何生活形式与内容，也一并让众多谢梦锦们心生厌烦。当然，这种规避与抵触并非有意识的主动为之的行为，而是一种潜移默化发生的非激烈、非极端精神与言行状态。这是当代人职业生涯中绝大部分人都遭遇到或体会到的但又无法说清楚的且无以摆脱的普遍遭际。这也不是那种极端焦虑乃至走向绝望的精神体验，而是介于惬意与痛苦、极端与平和之间的无可具体描述的中间态。作者充分体验、把握并以小说方式呈现了这样一种当代人的情绪状态，可视作是对当代生活与当代人精神状态之一种的慧心发现、智性表达或介入型文学实践。小说语言也颇具特色。句子长短结合，错落有致，节奏感好;风格纤细，雅致，近于婉约;表达精准，细致，有效，特别是对气味、声音等感官意识所做的通感式深描，以及对生活细节、细部的精准把握，在80后女作家群體中，都颇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