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雷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对于新中国来说其意义无需多言，而就文坛而言，也是具有巨大文学史意义的。自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以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这四十年来，我国的文坛发展可谓是朝气蓬勃，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不仅获得了我国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国家级大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一些国际性文学大奖。如此琳琅满目的作家作品，确实需要有心人对其进行记录与阐释，而这种记录评析不是那种停留于文学史当中的文本，而是进行面对面的带有温度与情感的当面交流。的确，这些作家自然多年来已经被无数媒体记者做过采访报道了，但我们通过多年来作家们的口口相传，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采访文本对比后发现，舒晋瑜的采访记录是其中公认的翘楚。特别是自其2014年以来具有“集束手榴弹”式地推出了三本重量级的文学访谈录，所选作家之高端、采访内容之深度、社会反响之热烈、好评度之高等等，甚至达到有现象级的“洛阳纸贵”的效果。

文学访谈录的首要标的自然先要进行作品的交流，众多作家之所以能够接受舒晋瑜的访谈，其原因是多方位的，但首要原因是因为舒晋瑜肯下苦功，做到了对作家作品的充分尊重。作家陈世旭在谈到《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时说：“舒晋瑜新著是她追踪采访三十一位茅奖获得者的访谈录。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没有读遍受访者的全部著作，最起码读过他们的获奖的作品——那也就是三十一部长篇小说。对我来说，仅是这个阅读量，就是一个让我犯晕的数字。在一个娱乐至死、文学式微的时空，仅是这样的阅读，就足以让我肃然起敬。除了小时候在书摊或同学那儿蹭着零零星星读过三国、水浒、西游的片段，我从没有正经读完过一部中国当代的长篇小说。那么沉重的一块砖头抱在手上，不知要抱到什么時候，想想心里都发憷。”那么可以想象，舒晋瑜在几本文学访谈录里采访的作家近百位，而其中诸多长篇小说都是上百万字的史诗篇幅，可以想象，她下的苦功是怎样的。但也正是由于她坐得住冷板凳，她才能够全方位把握作家作品的内核，才能在作品中游刃有余，提出诸多别的记者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提出令作家本人都颇具共鸣或者都忽略了的细节问题，如此尊重，几乎达到了知音的效果，众多作家自然乐于甚至享受于这样的畅谈交流。恰如刘庆邦先生在谈到众位作家对舒晋瑜访谈的推崇时所说：“我想这不仅在于舒晋瑜所供职的媒体平台高一些，专业性强一些，关键还是舒晋瑜以诚恳、尊重、虚心和学习的态度，赢得了作家的好感和信任，作家们才向她敞开了心扉。”[1]毕飞宇在《深度对话茅奖》的序中说得更加实在与清晰明了：“舒晋瑜采访我的时候桌面上通常很干净，就一个笔记本电脑，偶尔也做笔录。然后，她就和我聊起来了。她也不怎么发问，就是聊。她的话题往往是起始于文本内部的某个细节——这其实也是一个提示，你的文本我可是细读了。她老老实实地问，我也就老老实实地说。这样的采访是不是最有效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接受舒晋瑜的采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也用不着正襟危坐，想到了哪里，我就说到哪里，很舒服。”[2]这样轻松自然的交流访谈自然是极其有效的，如此一来，舒晋瑜自然在作家圈中树立了好口碑，她才有机会采访到诸如李国文、魏巍、王火、宗璞等老一辈高龄作家，还有诸如王安忆等几乎拒绝所有媒体访谈的个性作家。也正是因为舒晋瑜的高端访问，我们才有幸读到这些珍贵的访谈文本，对作家们的创作乃至生活等诸多我们很难知道的情状得以全方位了解。

文本的交流是基础性的交流，舒晋瑜通过大量阅读作家作品做足了功课，因而她的采访交流是具有平视效果的，即便对面坐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家，她都做到了谦和与不卑不亢的交流，而且越是秉持这样的交流态度越是利于双方的思维碰撞，带出令人击节赞赏的访谈文本，比如采访阿来，通过舒晋瑜的采访我们知道，阿来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在出版前遭遇多次退稿，阿来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也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舒晋瑜问：“为什么会这么自信？”阿来：“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3]阿来对文学文本的坚持是极其令人感动的，他在等待慧眼识珠的知音，并且这个过程没有让他等多久，“后来稿子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手里，说可以出版，社里答应印一万册，这在当时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脚印认为可以印五万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极力推荐这本书。张福海回家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看得泪流满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五万册。社长问：‘赔了怎么办？他说赔了扣奖金！社长说：‘奖金也不够呢？他说：‘那就扣工资！最后社长答应首印五万册。”[4]无疑，这又是一件堪称文坛佳话的轶事，也在此证明，只要是佳作，迟早会被发现的。

三本文学访谈录开篇是一则采访手记，采访手记可谓是记者对整个采访后对作家作品的冷静思考，里面有阐述、有简评、有纵横对比，是记者对众位作家的速写，是对整篇采访录的精华概述，是走进作家精神世界与作品世界的钥匙。而紧随着的访谈录正文行文清晰流畅，虽说是对话式，但舒晋瑜很有心，在行文过程中，她将每一段交流的重点提纲挈领地以黑体字单列出来，既起到了阅读疲劳的缓冲效果，又告诉读者下一段众位作家们阐释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并且如前所述，正是因为舒晋瑜扎实厚重的阅读功底，才让她的问题别具一格，常常问出令作家们都拍手叫好的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不枯燥不单调，富于情感富于真知灼见，让作家一听，立刻就知道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与细读文本后才提出来的，而通过阅读文学访谈录，我们知道了诸多作家们关于文坛的轶事，比如二月河回答舒晋瑜关于作家分为“硬着陆”与“软着陆”两种。所谓：“‘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上跳进了文学队伍。”[5]通过舒晋瑜的访谈，我们知道二月河本来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有兴趣，在他看来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而通过阅读与写作红学论文，他被红学家冯其庸发现，并吸收为红学会员，冯其庸发现他可以写小说，有写小说的潜质，得到名家肯定的二月河便开始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并收获了巨大成功。

这些作家们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就，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会打动人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作品的精益求精，比如贾平凹，他写稿是众所周知的手写，而他又是极其勤奋的文坛劳模，长篇动则几十万字，而他常常要修改至少三遍，那便是上百万字的手写了，试问，古今中外，又有几人可以做到。再比如迟子建，她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我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6]

舒晋瑜对茅奖评委的采访，让我们了解了诸多關于茅奖前前后后的轶事，包括茅奖是如何评选的、评委会的构成如何等等，因而对于这部分的访谈更是在其他访谈报道中罕见的。首先，选择采访哪位评委就很费思量，恰如舒晋瑜自己所说：“我希望有担当、有责任、仗义直言敢讲真话的评论家站出来说话，因为除了那届获奖作品，每位评论家要选出十部他认为最有生命力的茅奖作品。他们的选择，能见出评论家的胸怀和见识，也是又一次面对人情和作品的重新考量。我想，这九位评委选出的十部作品，定是优中选优的经典之作，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又一次筛选。感谢他们的严谨和勇气，谢永旺先生担任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接受这次采访非常慎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7]通过阅读《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可以发现，随着评奖的深入，评委们对于自己评选出的十部佳作也有变更，新评选出的佳作会被其选进去，但诸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几部却是九位评委们公认的前几名，可谓是目前的当代经典。

舒晋瑜的采访可谓是漫谈，那么她和这些作家评论家们的探讨自然是非常广泛的，有文本的探讨，还有各种文化艺术的交流，关于文人文化多种轶事均有涉猎，诸如作协与文联的定位问题、作家的挂职问题、关于作家体验生活等等，这些内容也是非常精彩，在此不需要笔者再行赘述，但必须强调的是，真是做到了别开生面。

注 释

[1]刘庆邦：《作家的知音——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02月14日.

[2]舒晋瑜：《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页.

[3]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5页.

[4]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7页.

[5]舒晋瑜：《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第45页.

[6]舒晋瑜：《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295—296页.

[7]吴雪：2018年6月6日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