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蓝希

内容摘要：婚姻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演变过程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生命的呐喊》作为张雅文女士的自传，在写作过程中采取了独特的女性视角，以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对恋爱、婚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加以考察，通过对人性与情感的刻画，揭露并批判时代文明的弊病，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婚姻 恋爱 时代文明 人文关怀

恩格斯认为，婚姻主要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相适应，比如群婚制与蒙昧时代、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与文明时代都互相适应。[1]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人类的进步往往会体现到婚姻形式的改变中来。

一.传统旧道德下的无奈妥协

《礼记·婚义》有言：“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一事，首先是为了告慰先祖，其次是为了延续血脉，情爱反倒不被列为参考因素。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长即权威”的话语体系下，本为主角的男女双方意愿受到忽视，往往成为传统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更残酷的是，在这样几近于强制性的结合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又要求人们对家庭负责。于是本为爱情之温床的婚姻反而沦落为自由之坟墓。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正是如此旧道德婚姻形态下的一个缩影，带有十分浓烈的悲剧色彩。人类作为一种情感动物，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会急剧上升。然而，父亲与母亲却不曾相爱。两人在物质上或许相互扶持，在精神上却是无法互相慰藉。就好像母亲知道父亲的罗曼史，却始终没有尝试去解开他的心结。在双方的精神世界里，本应最亲密的枕边人反而是局外人。

比母亲足足小了六岁的父亲，“本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整天跟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却有着满脑子文人墨客的情调”。他在军中受到长官赏识、佳人青睐，却最终回归乡土。正如母亲说的：“你爸没丧良心。”面对人生的岔道口，父亲始终缺乏一丝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胆魄。他既是一名斗士，又是一個懦夫。

同样的，从富家小姐到苍老农妇，对大山外世界的隐秘渴望一直深埋在母亲心底，但是作者并没有赋予母亲这一形象与父亲相同的浓烈斗争色彩。母亲是一名典型的受到传统道德压迫的旧女性。自古以来，《女诫》、《内训》等对女性言行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规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观念深深麻痹了女性的思想。可以看到，母亲“只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从不外露而已”，不正是“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的真实写照吗？当然，不可否认，受到旧道德压迫的同时，母亲的身上也不无叛逆色彩，就像她在县衙门的大堂上发出一声惊天呐喊，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一角色的悲剧性恰恰体现于此。在拥有叛逆色彩和同时，母亲仍然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在“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甚至无从得知自己的命运究竟为何至此，只能徒劳地守着内心的一点不甘与渴望，糊里糊涂地过完一生。

二.社会转型期的无力挣扎

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阵痛，处于这一时期的人们会因此感到彷徨且痛苦。在新社会呼吁“婚姻自主”的风潮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逐这一价值目标。然而，目标与手段脱节的问题也愈发严峻。张雅文对其兄弟姊妹们婚恋状况状似无意的介绍，事实上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虽然“我”的兄弟姊妹们各有其不幸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恰恰在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教育之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比如“我”的大姐，她“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作者十分诗意地描绘了大姐的结局：“可惜（大姐夫）在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漫漫人生”。一个不识字的只会在街头卖冰棍的女人，要同时养活自己、因青光眼丢了书店工作的丈夫乃至于孩子们，生活想必不会好过。

再比如二姐，她有着自己的浪漫情怀，“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含情脉脉地等待着自己的情郎。最后等来的却是母亲对她的婚姻指派。

当然，最具典型性的还属三姐。只念了小学一年级的三姐辍学做了学徒工，她的丈夫是名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三十岁就去世。三姐在文中不止一次对“我”哭诉道：“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实际上，这也是张雅文女士于该书中所要传达的主旨之一。

恋爱、婚姻与家庭，本是两性幸福的根源。可惜的是，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转型期间，人们没有意识到“婚姻自主”与“婚姻幸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总结来说，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没有意识到知识之于人的重要性。像大姐、三姐，她们在“婚姻自主”的新背景下，仍然受到“无才是德”的束缚，不知道要通过学习知识来提高自身素养，故在经济上完全处于附属地位。特别是三姐，仅仅因为拉不下面子和小孩子一起念书，便选择了辍学打工。那么当丈夫无法再负担经济重压时，这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女人被生活压垮的结局似乎就成了必然;

第二，消极接受，不具备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意愿。二姐明白自己的爱情渴望，也对传统婚姻形态表现出明确的抗拒，但她从未想过走出大山、接收新世界的信息，哪怕这可能会改变她的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现代人公认的真理。可惜的是，在懵懂的转型时期，经受着阵痛的人们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在此情况下，他们既无法与伴侣进行良好的沟通，更难以摆脱贫困潦倒的生存现实。因为不明就里，即便有偶而的挣脱，也显得苍白无力。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叛逆”爱情

随着新时代、新文明的到来，个性化得到解放，人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与需求，同时也具备了达到目标的相应能力。不过，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群体的变革总要通过个人的先锋行为来实现。而这将对个体的发展造成一定困难。在《生命的呐喊》一文中，作者以真挚的笔触和浓烈的情感刻画了自己和丈夫周贺玉的动人爱情故事。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我”的爱情之路十分坎坷。在相对保守的大环境下旗帜鲜明地追求自身所爱，致使“我”的形象带有十分浓厚的叛逆色彩。

这种“叛逆”的特质首先体现在“我”对读书的坚持上，这一点是与兄弟姊妹们的形象直接形成对比的。面对强硬而冷淡的父亲，“我”并不退缩，反而出言顶撞：“你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幼时对父亲权威的“叛逆”，为“我”争来了可贵的教育启蒙，也让“我”明白了坚定自我的必要性。事实上，“我”与贺玉的相识同样源于“叛逆”之举——如果没有离家出走，“我”就不会在与贺玉相知相爱。

而在决心与贺玉厮守终身后，“我”更是多次“叛逆”，只为捍卫自己的爱情。小至领导的逼迫、父亲的命令，大至“文革”的压迫，无论上层官僚、家庭权威、社会舆论乃至于政治环境，“我”选择“叛逆”所有传统的话语体系，对各种权威都大胆提出质疑，最终得偿所愿，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

事实上，作者对自身事迹的书写，首先是对人们坚持追求幸福的有力呼吁，其次也是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易卜生的“娜拉”后，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娜拉”在中国出现，这才推翻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同样的，也是因为千千万万个像“我”一般大胆追求幸福的新女性之存在，这才推动近代婚恋观念彻底向现代化方向蜕变。可以断言，张雅文女士所要写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体幸福，更是时代的幸福。

四.现代化模式下的阴暗一隅

就像涓生与子君的婚恋悲剧所警告我们的那样，人们不应该得意于新道德的先进，而要不断观察新道德在社会运行中产生了哪些新的社会问题，并予以反思和改进。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性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礼教中得到了解放，“人权”作为至理名言被推上神坛;人们意识到感性可能存在的漏洞，便尊崇理性和秩序，制定了无数法律以维护社会公平。这的确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可是，它们并非十全十美，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它们同样会造成个体的不幸。

在《玩命俄罗斯》中，雅文女士描写过几起案例，思来令人心惊。其中有位中年医生，常跟已成为法官的周贺玉磨叨离婚的事情。原来他的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根据法律，如若精神病患者没有其他监护人，其配偶不准离婚，避免给社会造成麻烦。他无法与妻子离婚，只能在担负经济压力的同时无从寻觅精神伴侣。我看到这位先生“讲到伤心处竟然抱头痛哭”，并道“我这辈子活活会在一个疯子身上，太痛苦了。”

法理与道德究竟孰重孰轻？这里“我”做了深刻的思考——“我知道作家是靠感情亲近世界，而法官确实靠准绳去衡量世界，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我却想：一个好端端的人一辈子活活摽在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身上，这就符合道德、符合人性吗？”

人类的历史是一步漫长的进步史，好不容易从晦暗的传统旧道德中摆脱出来，人们迫不及待地与过去划清界限，认为一切新的就是好的。却不曾想过，如果不保持谨慎，无法正确把握新兴事物的本质，当下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同样可能转化为“吃人”的文明。作者寫中年医生一事的目的也大抵在此。

法制建设的完善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这其间凝聚了无数精英的心血。毫无疑问，法律条文的诞生与进步有利于社会行为的进一步规范。但是，人们不应该因此就忽略了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之处，那是人们必须警惕的。对于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人而言，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成为盲目推崇的对象，各行各业都不应以不以故步自封为结果，而要以修正进步为目的。

五.结语

风花雪月的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婚姻作为人生大事，更是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受到关注。《生命的呐喊》一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进行观察，从老一辈的悲剧性婚姻写到新现代社会婚姻形态存在的弊病，追踪现实，秉持着报告文学最可贵的批判品质，不断否定过去、反思当下、审视未来。其笔尖所向，不仅是个人的悲欢离合，更是通过对社会群像的细腻描写，不断以个体命运的偶然反映不同社会时代的必然。此文十分成功地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忧患传统，呈现出诚挚的主体救赎愿景，参与社会，变革现实，超越苦难、传统与小我，进而谋求更高的和谐及合规律、合目的的创作境界，是为难得。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