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定义为相互冲突和战争;自由主义更加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侧重于将国家定义为在寻求共同利益下相互合作的行为体;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因素重于物质因素，国家的文化观念决定国家的身份，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据此，建构主义将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而划分为霍布斯文化体系、洛克文化体系和康德文化体系。

关键词：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一.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学理论中最早的理论视角可以说是理想主义，其中以英国的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为代表主张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避免冲突，追求和平的信念。在此之下，世界各国应共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然而，经过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的执政，打破了人类追求和平的理念，理想主义在思想政治界破产。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开始重新分析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哲学。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相互猜忌和利用，[1]国际间各行为体呈分散、孤立的状态而存在，不存在如同国家政府一样的国际性组织，也没有如同国家军队一样的世界性军队的存在，因而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之间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发生相互冲突、战争在所难免，正如西方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认为，“在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增长往往会超过耕地的增长数量，为解决人口增长的压力和扩大土地的占有，国家往往会选择进行扩展性战争”。1500年之后的欧洲，殖民者们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而对外发动了全球性的扩张战争。

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国家要靠实力来确保生存;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2]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规定了国家间的主权原则，同样也标志着主权国家的诞生，主权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国家的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治。在此情况下，国家间相互独立，主权平等，由于缺乏相应的国际机制制约，因而各国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领土扩张，往往会产生强国吞并弱国的现象。然而，在这种以实力为较量标准的时代，各国之间相互警惕对方，一国军事实力的上升往往会引起另一国去提高相应的军事实力，最终形成以军备竞争为核心的恶性循环，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欧洲各国之间利益冲突和军备竞争的结果。

现实主义为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真实的一面，但其更侧重于描述以国家间相互实力的对比为核心的层面，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并非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势，各个国际组织、国际法会对主权国家间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约束和遏制。但现实主义并未对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作出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建立在对现实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将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弥补和梳理。

二.自由主义

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自由主义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非国家行为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作用。国际组织的出现为国家间解决争端提供了现实的平台，实现了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加强了相互联系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同时认为国际社会间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间实力的竞争，但这一竞争并不是完全按照国家中极权主义者的意志而进行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的大量出现。现代国家往往更侧重于考虑国家利益，并以此为基础而进行外交。两次世界大战使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只是国与国之间的零和博弈，人类的和平最终要依赖于国家之间相互的默契、国际组织、国际法来维系，通过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最终使得国家之间的猜疑减少，从而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者基本承认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自然状态中的国家必然会安全困境。[3]但自由主义者同时又强调，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之间并非是一盘散沙，并非完全是利己的个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同时，国家之间会产生相应的合作。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必须从传统的“权力利益”转变成新型的“合作利益”，即从权力争斗为特征的国家利益观过渡到以合作取得共同利益的“合作利益观”。[4]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形成了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国家更主要的是考虑国家利益、相互合作和集體安全，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之间呈现出一种冲突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自然状态。

自由主义者以信奉“理性主义”为基础，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在考虑国家利益时都会作出理性的判断。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者理解的那种单一而理性的行为体，而是国内利益的结合体。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5]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国家决策往往并非完全出自理性的考虑，并不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然而，即使出自于理性的思考而作出的决定也并非完全与国家的利益相符，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例外，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使得美国深陷战争的泥潭，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以世界的救世主自居而实行人权外交的同时，最终也把自己置身于受害民族国家人民的反抗浪潮之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自由主义由英美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并引发了世界性的自由主义改革。[6]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世界各国交往密切，相互合作，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以国际组织为核心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间贸易争端、军事冲突、政治纠纷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国际法限制了国际中潜在化的暴力冲突，国家间的制度被用于国际之中，成为全球化之中协调国际关系的有效机制。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以西方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现象来分析国际关系，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绝对化而忽视了各国文化和认知差异。不同的国家会因其不同的民族观念和时代特点而做出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定，基于这一点，建构主义将从不同国家的行为认知方面来分析国际关系。

三.建构主义

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结束后，为解决国际社会上所存在的一系列复杂现象，以温特为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提出了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出现，构成了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解释国际关系学的三足鼎立学派。[7]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单一而自助的行为体，侧重于强调国家实力间的对比，认为美苏之间将处于无休止的军备竞争和对抗之中;自由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的無政府状态下，各主权国家最终会因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而选择进行合作或构筑国际安全体系，如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在美苏的相互对抗之下，第三世界国家最终走到了一起，1961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将美苏冷战定义为两大体系不断对抗的过程，但最终都为预料到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为解释这一现象，建构主义便产生了。建构主义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外交理念有关，即认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忽视了国家观念、身份、国家利益、国际机制、规范以及国际结构在历史过程中的互动性，对外强调“共同安全”的结果。

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现象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任何国际社会现象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认为决定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是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观念因素（共识）比物质因素（国家实力）更为重要，建立在观念因素之上的文化体系或者说体系文化最终形成了不同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8]而国家利益是在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对利益认同最终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而这种以合作和对抗为形式的国家行为最终又形成了国际结构。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呈现出三种状态：敌对、竞争、和平，过去的国际社会是霍布斯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充满敌意，互为敌人;今天的国际社会是洛克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护为敌手;未来世界将是康德文化占主导地位，国家之间充满友谊，互为朋友。[9]

在霍布斯文化的世界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敌对，充满战争，各国之间都以富国强兵，劫掠别国的土地和人口为主要目的。在共同的文化体系之下，由于各国都采取改革的形式以实现国家的强大，因而首先强大起来的国家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武力对抗，如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诸国之首，以致在秦武王死后，六国陈兵函谷关外。在霍布斯文化下，攻城掠地、屠杀、灭国成为强国对弱国的一贯政策，敌意和恐惧成为国家之间的常态。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势一落千丈，失去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地位，各诸侯之间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以致像秦赵长平之战坑杀降卒40万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manicae）的诸侯割据，特别是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后，各诸侯的割据现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吞并和占领时常在这个“既不神圣，也不罗马，也不帝国”的国度中进行着。

洛克文化下的世界体系相对于霍布斯文化体系较为稳定。当启蒙之光开始闪耀西欧的时候，欧洲国家关系中霍布斯文化色彩开始缓缓消退。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至少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的欧陆国家承诺不再搞种族灭绝式的战争了。[10]在洛克文化下，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国家之间不再是充满敌意，而更多的则是充满相互竞争，既是相互之间发生战争，也不会以灭亡他国，屠杀别国的人民为目的。在洛克文化体系的影响之下，国家之间对于战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战争无非是彼此之间的消耗，最终只能是“杀敌一千而自损八百”的结局。主权国家都获得生存权的主权原则“阻止”了权力的集中化的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从前的帝国一样，靠军事征服和占领建立全球的霸权，[11]竞争成为了人们共同的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主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形成，即使是被称为“大英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的印度，英国也不得不称其为英联邦的一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洛克文化也会倒退至霍布斯文化体系之中，如拿破仑战争冲破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希特勒向人类宣战冲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总体上来讲，随着主权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人类社会已整体性地进入了洛克文化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

在康德文化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下，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康德文化下的朋友国家关系并非意味着国家之间不会再有矛盾和摩擦，而是说国家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他们都不会以武力威慑或使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在康德文化下，国家之间平等相处、友好往来，之间互为朋友，即使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也会得到国际组织、国际法的解决，如现代的中苏关系、欧盟内部也不会被认为再出现战争状态，被认为是康德文化主导下的典型状态。然而，从世界的范围来进行分析，康德文化却似乎存在一定的理想化，美国甚至可以越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限制而对外实行人权外交，对别国发动战争，之后却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在东亚与中国争夺地区权属，世界性恐怖组织（如“东突”恐怖势力），分离主义依然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安全。

通过以上分析，建构主义文化给我们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状态，使我们了解到了现代世界的稳定性，同时也向人类指明了光明的前景，虽然存在一定的主体性，但我依然相信在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会诞生出新的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结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理论便诞生了。它的产生无疑是人类对历史上两次世界性的、规模巨大的、灾难性战争的反思。国际关系学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解读，也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光明的前途，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說：“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12]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义为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现实主义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纯粹性的且为利益而争的社会;自由主义将国家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既对抗又合作的状态;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现象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间的行为。但无论哪种理论视角，都是人类社会所发展的结晶，其对当下经济全球化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

[2]（美）詹姆斯·德·代元《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3]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4]邢悦，詹奕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注 释

[1]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6页.

[2]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73页.

[3]（美）詹姆斯·德·代元《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151页.

[4]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46页.

[5]邢悦，詹奕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38页.

[6]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97页.

[7]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33页.

[8]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95页.

[9]同上，p.195-196.

[10]邢悦，詹奕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84页.

[11]同上p.91.

[12]邢悦，詹奕嘉：《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