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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翻译在《简·爱》中的解释度

2019-02-17李文慧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9年1期
关键词:简·爱女性主义

李文慧

内容摘要:从翻译兴起到现在,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女性声音,她们公开表示将以女性手段处理原文。女性主义译者提出,女性作者的作品应由女性译者翻译,因为作品中关于女性的一些情感体悟同样身为女性的译者才能感知。本文旨在通过对祝庆英,黄源深两位译者的译作《简·爱》来辩证地探析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 女性作品 解释度

一.前言

针对翻译应关注译者的性别还是能力高低一直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女性主义译者认为女性作者的作品应该由女性译者翻译,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女性的地位一直发生着变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女性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家庭观,事业观等各个方面。而女性译者可以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来深刻体会女性作者写书时的心境,因而翻译出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用词上都更能精准地传达女性作者的写作意图。然而,译者性别是决定译作精准度的最重要因素吗?译者的能力高低是否也是决定因素之一呢?

二.应关注译者的性别差异还是能力高低

“国内知名女性主义译者朱虹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女性意识影响了我对文本的选择……我选择译本有两个标准:作者是女性,主人公是女性。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女性作者和女性译者的感受相同,对情感的體会也就更深。因而,我觉得我能够钻到她们的心里,领会她们所要表达的感觉,跟作者认同。”此种说法,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文学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与作者性别并无直接关系。文学作品中,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出自男性作家笔下,如鲁迅文章中的祥林嫂,老舍小说中的虎妞等。同样,女性作家也可以创作出生动鲜明的男性人物,如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在绝大多数作品中,不可能只存在某一特定性别的人物,因而作者根据需要创作与自身性别相异的人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创作,与阐释者的专业水平有直接关系,而与其性别关系则甚微。女性未必不能读懂男性的心理,男性也许比女性更能深刻体会到女性的感受。西蒙·谢莉(Simon Sherry)在其著名作品《翻译中的性别》中写道,“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不只跟女性有关,跟男性也有关系,男性可以采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规则;女性也可以成功地翻译男性的作品。”因此,如果将翻译对象的选择局限于女性作家或女性主义作家,势必会阻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推广,自我局限,也许最后落得个“孤芳自赏”。

三.《简·爱》两部中译本案例对比

为了考察此观点的可信度,笔者选取了著名女性作者祝庆英,男性译者黄源深的译本《简·爱》作为参照,以实例对比研究,探讨男性译者到底能否与女性感同身受。

实例一: If people were always kind and obedient to those who are cruel and unjust, the wicked people would have it all their own way, they would never feel afraid, and so they would never alter, but would worse and worse.

祝庆英版:要是大伙儿对残暴的人都一味和气,一味顺从,那坏人可就由着性子胡作非为了;他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顾忌,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改好,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坏。

黄源深版:要是你对那些强横霸道的人,总是客客气气,说啥听啥,那坏人就会为所欲为,就会天不怕地不怕,非但永远不会改,而且会越变越坏。

这是简的好友海伦受到不公平责罚却一味顺从时,她义愤填膺地说的一段话,以鼓励海伦不畏强暴,要勇于斗争,体现了简强烈的反抗精神。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选词上有一定的出入。首先,“kind”,“obedient”两个词被分别翻译为了“和气”,“顺从”,和“客客气气”,“说啥听啥”。我们知道十岁的小女孩通常不会使用“和气”、“顺从”这样文雅的书面语,并且这段话的叙述对象是她的同龄好友 ,语气中带有明显的对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人的嘲讽,因此更不会采用第一类感情色彩比较偏褒的词汇。此外,祝庆英把主语“people”处理为“大伙”,黄源深则翻译为“你”,第二种处理成功塑造了一个主体意识鲜明的女性形象。所以,笔者认为,男性译者黄源深的版本在体现简爱人物性格上率胜一筹,对人物内心情感的体验更加细腻。

实例二:Women are supposed t be very calm generally: but women feel just as men feel; they need exercise for their faculties, and 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 as much as their brothers do; they suffer from too rigid a restraint, too absolute a stagnation, precisely as men would suffer; and it is narrow-minded in their more privileged fellow-creatures to say that they ought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make puddings and knitting stockings, to playing on the piano and embroidering bags.

祝庆英版: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想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

黄源深版: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比她们更享有特权的同类们,只有心胸狹窄者才会说,女人们应当只做做布丁,织织长袜,弹弹钢琴,绣绣布包……

这段独白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意识,表现了简爱对传统世俗强加于女性的束缚的反抗。但是两个版本在选词造句上存在一定的出处。例如在对“calm”一词的处理上,祝庆英翻译为“安静的”,而黄源深则为“平平静静”。很明显在表现简爱对社会约束的反对上,第二种方案则更具有讽刺意味。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体现在对“absolute a stagnation”的翻译上。祝庆英采取了增词的策略,加入了“过于”这个原句没有的修饰语,比起黄源深的直译“绝对的停滞”语气上减弱了很多,也在表现人物的不满情绪上逊色一筹。并且第一个译本在语言处理上明显没有第二个自然地道,例如把“a field for their efforts”翻译为“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读起来明显生硬蹩脚。而黄源深版本的“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就很自然流畅。

实例三:“Do you think, because I am poor, obscure, plain and little. 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You think wrong! — I have much soul as you, — and full as much heart!... 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 conventionalities, nor even of mortal flesh; — it is my spirit 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 as we are!”

祝庆英版:“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给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通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黄源深版:“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

这一段对白是《简·爱》中的经典台词,表现了简爱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在“I have much soul as you, and full as much heart”的处理上,黄源深采用了增词的翻译策略。祝庆英版本的“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比起黄源深的“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在感情的冲击力上略显单薄,无法生动地表现人物性格。最重要的是,在人物的语气上,第二个版本的立场和态度更加坚定,强烈。例如对“as we are”的翻译上,黄源深版本的“本来就是如此”明显比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更加铿锵有力,在表现简爱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上效果更明显。此外,在对“mortal flesh”的处理上,祝庆英版本的“凡人的肉体”读起来生硬别扭,不符合人们的日常表达习惯,而黄源深的“血肉之躯”则恰到好处。因此,笔者认为,黄源深的翻译要比祝庆英版本可读性强,文学性意味更浓。

四.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例如译者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甚至性别身份。能否读懂并准确译出作者的“潜台词”和内心感受,更多的还是依赖于译者自身对原作、原作者的了解以及自身的专业技能与世界价值观念。因此,女性主义译者对于男性译者的无法与女性感同身受的“批判”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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