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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华《胭脂扣》浅析

2019-02-17杜欢欢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9年1期

杜欢欢

内容摘要:素有“文妖”之称的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借言情之笔巧妙勾画出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展现旧日香港的塘西风貌。在現代与传统、商业娱乐与严肃写作之间开拓出一方独属于自己的沃土。本文以《胭脂扣》为例浅析文本内浓郁的传统色彩及香港印记。

关键词:胭脂扣 传统因素 香港记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胭脂扣》一经出版便在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尤其在1987年被搬上荧屏后,在一系列商业性的运作下李碧华的创作得到各方关注,其本人也成了香港炙手可热的女作家。王德威先生曾对李碧华的创作有过一段精当的点评:“想象穿梭于古今生死之间,探勘情欲轮回,冤孽消长,每每有扣人心弦之处,而她的故事今判的笔法,也间接写出香江风月的香貌。”李碧华的作品绝非简单的言情叙事,它始终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及香港印记。

一.传统色彩

《胭脂扣》讲述了五十多年前倚红楼红牌阿姑(如花)在阴间苦等爱人(十二少)无果后重返阳间寻觅故人的故事。这段绵延五十年之久的感情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首先,《胭脂扣》文本具有宿命论色彩。五十年前,如花试图打破世俗观念与十二少相守,可终左不过命运的捉弄。五十年后,如花投胎转世约定与十二少相逢,因迟迟未见十二少便舍弃来生阳寿换得七日时间重回阳间找寻,最终不仅未能如愿与十二少同回反而误了期限错失了投胎的机会。

“生死有命,我这样一上来,来生便要减寿。现在还过了回去的期限,一切都超越了本分……”

其次,《胭脂扣》本身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作为爱情信物的“胭脂扣”既是爱情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缩影。情感的变迁、香港的流变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哪一点不是凝聚在这枚胭脂扣上?“摸摸口袋,有件硬物,赫然是那枚胭脂匣子,她不要了!我一想也把它扔在夜路上。车子绝尘而去,永不回头。”三十年代珍贵而流行的定情物,到了八十年代竟成了私人小店内的幻影,甚至最终落得被扔掉的命运。历史亦是如此,所有历史不过都是当下史,过了“当下”似乎早已没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它能呈现给他人的除了时间的变迁再无其他。

另外,作者在人物语言及文本语言的叙述上亦具有某种传统性。例如如花的语言:

我摆房身价奇高,及后台脚旺,还清债项,回复自己身。恃是红牌,等闲客人发花簪,不愿应纸。

这不仅透露其三十年代香港人的身份,同时在与现代香港人的对话中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此外,李碧华在文本书写上也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

1.——但遇三杯酒美,粗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2.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李碧华曾说:“说得玄一点,对于三十年代,我有一种‘来过了的感觉,所以特别熟悉……”也许正是因为李碧华对三十年代的特殊感触,才使得整个文本都具备旧日的气息。同时,作者又借助现代气息浓厚的语言、事物如邵氏影业、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地铁、传呼机甚至是广播中播放的《卡门》音乐等来消解这种传统气息。整个文本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穿梭,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

二.香港记忆

如果单纯地将《胭脂扣》看作是痴男怨女间的爱恨情仇未免太过浅薄。李碧华虽自白爱写“男女”题材,可这些题材大抵都会被置放在相应的历史情境中,带有或多或少的香港记忆,像《青蛇》、《霸王别姬》、《秦俑》等作品皆是如此。李小良先生在《小说的文化认同与性别意识》一文中指出:“李碧华的小说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导向:就是紧扣香港当前和过去的特定历史时空和文化脉络来阅读。……更可以洞见她的作品在特定的文化空间的意义和跟历史政治现实的相关性。”《胭脂扣》中,作者将视线投放在回归前的香港,借如花所说所见重构起半个世纪之久的民间香港史。

(1)香港人的主体意识

学者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一书中说到:“香港原是个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国与中国的国族叙事加以构造,但自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的殖民地身份的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

《胭脂扣》设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如花与十二少的感情纠缠,暗线即永定、阿楚这对情侣助力如花在阳间找寻十二少的过程。小说中,现代香港人即便是亲密的情侣也不过是为“方便”而在一起,彼此之间带有疏离感。在商业化大潮中,整个香港社会早已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无暇考虑自我生活以外的东西,“情感”亦沦为外物。属于三十年代的如花,面对袁永定“——?你是大陆来的吧?”的质疑,如花坚定不移说出“不,我是香港人。”可见,如花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后,“九七”回归成了港人眼中的大限,“一国两制”不仅不会是港人心中的定心丸反而激起了他们内心的恐慌。香港成了英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夹缝人”,是无法做主自己命运的他者。继续着原本的轨道不可以,亦不敢尝试脱离历史奔向中国政府允诺的未来,香港人丢失了自我的身份,也无力找寻这种身份。他们绝不具备如花身为香港人的坚定信念,整个香港变得身份模糊,香港人甚至早已在现代化大潮中忘却了追认身份的重要性。李碧华试图让香港人在自己的历史想象中慢慢构建自己的身份,宣扬主体意识。所以像袁永定这样对一切历史都陌生的升斗小市民,只得在对如花身份追寻的过程中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在对如花往事的了解中逐渐找回属于自己作为香港人的历史之根。

(2)香港历史的找寻

《胭脂扣》借如花的视角再现了香港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在这场变迁中,如花成了历史的见证者,虽然她见证的不是香港正史而是一部风月史,这种对传统历史书写的颠覆式举动恰恰反映李碧华独特的书写视角。小说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来回穿插,如花与永定的对话实则是香港的过去与现在的交接。香港的历史伴随着塘西风月渐渐烟消云散,永定、阿楚帮助如花找寻十二少的过程实则是现代港人在找寻和了解香港的历史。旧日的港人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明确的历史意识,而如今的港人呢?对一切历史都是陌生的,甚至是漠然的:

“如花,我什么也不晓得。我是一个升斗小市民,对一切历史陌生。当年会考,我的历史是H。”

無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现代香港人,需要通过怀旧来完成新一轮的建构。袁永定、凌楚娟在如花的叙述中逐步摆脱历史意识的匮乏和不足,完成了对香港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又在现实情境中逐渐完善这种历史感:比如袁永定不顾他人异样的眼光耐心查阅三十年代的香港资料;不顾女友反对毅然从古董店老板手里买走有关如花事迹的《天游报》;袁永定、阿楚借助一切手段寻找如花口中的旧日石塘咀痕迹……

香港人的历史意识从来就是淡漠的,他们甚至一直处于“失忆”的状态。于是,李碧华希冀以怀旧的方式一步步还原历史。这股怀旧潮流恰好契合了对于即将丧失身份的香港人期待寻找历史黄金时期的心态。对于怀旧和复古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兴起,有学者对此做过分析:“这种集体的怀旧意向,表现出两个层面:一是透过美化和肯定过去的记忆和生活内容,或逃避、或反省、或攻击现实处境的种种缺失,由此,过去的生活片段,无论怎样艰苦都变成了黄金岁月。其次,是透过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追索和寻认,冀求能对混乱的现实理出头绪,并能有所了解,‘九七问题,为香港带来强烈的自我意识。”《胭脂扣》整个故事中的“过去”与“现在”恰好应和了这两点。如花与十二少看似美满的爱情背后实则有太多的“虚伪”与“不堪”,如花的极力粉饰不过是活在美丽的历史泡沫中,在现实(凌楚娟)的逼问下“原形毕现”不堪一击;如花带领无历史意识的现代香港人(凌楚娟,袁永定)一步步追索十二少下落、寻认自己身份最终在现实面前落寞而去,可见怀旧并非港人心中的解药。

五十年的往日历史已随如花而去,可面临几近回归之期的当下香港呢?在中国政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下港人开始对历史命运担忧起来。

“到了一九七七后,就不会那么恐慌了。”我只好这样说。

“一九七七?这是什么暗号?关不关我们三八七七的事?”

“你以为人人都学你拥有一个秘密号码?”阿楚没好气:那是我们的大限。”

“大限?”

“那时我们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车、抽鸦片、认命。理想无法实现,只得寄情于恋爱。一切倒退五十年。你那时来才好呢,比较适应。”

事实上,港人对此是不信任的,甚至是恐慌和无奈的,“浮城”的身份和夹缝的位置使得这座城市早早地丧失了发言权,香港无法自主表达内心的想法,它就像白粉圈里的小寿郎,虽是“当事人”却也是最大的“旁观者”。

李碧华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在小说中融入现代港人内心深处的香港意识,但其港人的身份在加剧这种意识的同时亦使得香港的本土意识在传统与现代两相对照中渐趋含混化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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