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伟

(太原工业学院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08)

女性气质是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的概述。对它的研究由来已久，定义虽不统一，但内涵基本一致：性格上，要求女性贤淑、柔顺、谦卑、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等；角色分工上，女性属于家庭私人领域，职责是持家；地位上，女性从属于男性，要绝对听命、服从于男性。所以，女性在家中没有地位，社会地位更无从谈起。Harris 列举了三个历史时期男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要求：殖民地时期的贤妻、十九世纪的真正的女人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完整的女人[1]P25。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男性对女性的期望有所不同，但总体要求在不断地提高。女性气质规约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是男性对女性气质的理想期许。长久以来，女性受男权文化的影响、规训和教导，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意无意地接受男性至上的思想，逐渐形成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使得男性的男权地位得以巩固，男性气质得以张扬推崇。与此同时，女性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女性气质被诋毁贬斥。正如米利特所说：“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2]P39这说明男权文化存在范围非常大，而且广受接纳和认可。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依然跨越历史、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广泛地存在着，很多女性仍然一味地承袭传统规约和社会习俗，无法认识到自身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长期生活在痛苦煎熬之中。

美国作家安妮·泰勒在她的代表作《思家饭店的晚餐》中，构建了多样化的男女两性气质模式，展现了传统气质模式的弊端，表达了建构现代双性气质模式的主张。同时，她探索了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不同出路，以及男性气质危机解决的途径。本文从性别研究的视角出发，参照女性气质理论，阐释小说中露丝、波尔和珍妮所具有的三种女性气质，呼吁现代女性在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更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理想女性气质的虚假本质及其危害性；唤醒她们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识，号召她们摆脱传统规约和文化习俗的束缚，勇敢地追求人格、思想和精神的独立自主，以促进性别平等和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

一 传统型女性气质

Welter认为：“传统理想型女性气质具有一脉相承的本质，女性应以家庭为主要活动领域，在相夫教子的同时要具备虔诚、贞洁、居家和柔顺等基本规范。”[3]Welter肯定了传统理想型女性气质规范具有历史性和通用性。他认为传统女性的性情要虔诚、温和、贤淑等；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而非社会公共领域；主要职责是忠于家庭、照顾丈夫、教育孩子。也就是说，女性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女性的活动范围、职责和性情，决定了她们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领域之外，其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式是以家庭为中心，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小说《思家饭店的晚餐》中，露丝盲目地认同并遵从了传统理想型的女性气质规范，以夫为天，以妻职为核心，结果使自己陷入不幸的婚姻生活，成为传统女性气质规约的牺牲品。婚前，露丝习惯于一身休闲装扮，乐于在厨房中琢磨各色菜品，时刻享受着烹饪和各种美味带给她的快感。可以说，她的价值在轻松愉悦的工作中、在融洽的人际关系中、在与前男友艾兹拉的甜蜜爱情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婚后，她为夫命是从，卑微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放弃了自己非常喜爱的厨师工作，穿上了“别扭”的裙子和高跟鞋；每天做拿手的菜品，以博得丈夫考迪的欢心，可是他视而不见。夫妻二人每日敷衍了事的拥抱和问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异常的尴尬。考迪无端猜疑露丝与弟弟艾兹拉有染，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禁止两人任何形式的交流。他怀疑儿子路加是弟弟的儿子，甚至当着孩子的面问露丝：“艾兹拉是不是路加的生身父亲？是不是？真的，告诉我！”[4]P225露丝一直默默忍受着考迪肆无忌惮的猜忌和羞辱, 从不抱怨，更没想过离婚，还试图为考迪向儿子辩解，认为是自己配不上考迪，她说：

“我是个土里土气的黄毛丫头，而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风度那么好……如果我们有过什么周折的话，那么，路加我只要你明白，那不是他的错。你看我! 我只不过是偏僻的加勒特县的一个农村丫头，几乎没进过学校的门。我还不怎么随和，不太好相处。你决不能怪他。”[4]P216

露丝的隐忍一方面是源于自身在样貌、家庭背景和教育学识等方面的欠缺而产生的自卑；另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固有的文化意识。考迪的男性气质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是主流文化所极力推崇的。他英俊潇洒、年轻有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掌控毋庸置疑地彰显了他的男性气质。身份卑微的露丝对他顶礼膜拜，不仅是因为一个成功的英俊男士眷顾了她，更是因为她深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束缚，认为女性价值的实现是通过依附男性、服从男性、无条件地听命于男性，成为具有女性气质的“他者”。李慧英认为“某种文化建构的时间越久，对日常风俗习惯影响越大，人们也越意识不到文化干预的力量，反而产生本来如此的错觉。”[5]这种柔性的控制通过文化习俗的沿袭，使女性在心理和精神层面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传统女性气质规约，并不遗余力地遵从它、守护它，心甘情愿地固守家庭空间。

作为妻子和母亲，露丝完全遵从传统女性气质规范，在经济、心理和精神上完全依赖丈夫，尽其所能地修饰自己、相夫教子、打理家务、忍受丈夫的猜忌和折磨，宽容地接纳一切不公的对待。学者隋红升在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女性气质的定义后，指出“这些定义不仅涉及到女性的人格、气质、情感等心理特性，还涉及到女性的性别角色和生存空间等因素。女性被认为具有情感本位，柔弱，以家庭为中心，对男人有依赖性和被动等特征”[6]。可见，露丝的言行完全切合上述的观点。然而，她竭力塑造的家庭天使形象没能得到丈夫的垂怜，她无条件地让步与自我牺牲也没能换取家庭的温馨和睦，只能在丈夫日复一日的冷暴力中煎熬苟且。显然，遵循传统理想女性气质的露丝没能得到丈夫对她应有的尊重与呵护，固守家园不是她自我价值实现的正确选择。可悲的是，缺少主体意识和丧失独立人格的露丝根本无法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二 女性气质男性化

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们的性别身份貌似稳固，实则不然，是不断重复性别的操演行为，形成‘稳固性别’的误解和误读”[7]P43。即个体的性别并非表面所呈现的生理性别，它因不断重复性别的操演行为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个体具有异性特征是非常合理的。波伏娃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是男人或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8]P23。这就是说男女两性作为不同的社会性别不是由人类自身的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受社会文化的浸染或社会期待心理的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每个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熏染下，都会或多或少地具备些许异性特征，即男性具有女性气质，女性具有男性气质。但是，慑于文化习俗和社会环境，个体通常将与自己性别不符的特质隐藏起来，尤其在男权社会中，敢于暴露异性特征的个体更是少之又少。

小说中，年轻时的波尔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她体态娇小、身材丰腴，憧憬浪漫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鲜花和巧克力令她开心，情话令她娇羞。可以说，正是她的这些女性气质吸引了盲目的外乡人贝克，使她这位年逾三十仍待嫁闺中的老处女偶得郎君，走进围城。虽然，婚后她持家有道，细心照顾丈夫孩子的生活起居，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波尔的这些女性气质没能掩盖她蠢蠢欲动的男性气质。贝克离家三十五年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尔处理日常家庭事务的能力让他确信波尔完全可以应付一切。波尔曾经对他说过：“这个窝，这整所房子都靠我的双肩支撑着。”[4]P14是的，她可以“堵好墙上的裂缝，安好窗上缺的玻璃，给通向地下室的楼梯换上两块木板。修好电灯开关，漆好厨房的碗柜……”[4]P14传统上，赚钱养家、整修房屋本是男人的责任，贝克却将这一切都转嫁给波尔，表明他男性气质的弱化，反衬出波尔男性气质的强大。三十多年后，贝克对考迪提及离家的原因时说：“我一有过错，她就死盯不放。她认为我外出太频繁，挣的钱不够她花，工作无长进，人发胖，酒喝得太多。她看我说话不顺眼，吃饭不顺眼，穿衣不顺眼，开车不顺眼。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做的每件事最终都搞糟了，弄坏了，变成了一桩事故。”[4]P302依然生活在父权制笼罩下的波尔，作为女主人，对在外面辛苦辗转赚钱养家的贝克不是嘘寒问暖、温情脉脉，而是对他挑三拣四，多加苛责与轻视。贝克，身为一家之主，掌控不了妻子，受不到尊重，得不到关爱，还要隐忍妻子的挑剔和蔑视，身心俱惫的他最终选择逃避，离家出走。荆兴梅认为“性别身份与所有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由社会语言生成的，因而处于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循环往复之中，使得一切皆有可能”[9]。这就是说性别身份可以被社会文化重复地建构和解构，因而个体的性别身份不具有稳定性。随着性别身份的转变，个体的异性特征就会被渐渐暴露出来。在波尔取代贝克成为家长的过程中，她依然是妻子、是母亲，但是她的社会性别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她的女性气质在处理繁琐的家庭问题中被逐步地消耗，而一度被她隐匿的男性气质逐渐凸显出来。她逐步剥夺贝克的话语权，挑战贝克的男权地位。在这样的此消彼长中，贝克的男性气质被逐渐削弱，他选择以沉默应对。可以说波尔的女性气质帮助她获取短暂的爱情，但她男性气质的张扬使她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不仅剥夺了贝克尽享温馨家庭的权利和愿望，而且成为了贝克离家的最好借口，是她被抛弃的根本原因。

贝克出走后，她的男性气质得以全面地展现。凭借着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坚忍的性格，她独立担负起供养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重担。她一边不顾外界的非议，克服心理障碍外出工作，一边一如既往地持家。但是，一些消极的男性气质特征在生活的重压下和情感的空虚中不断地滋生出来，她惯以言语谩骂和肢体暴力来发泄她的重负、怨气和委屈，使得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堪回首的童年和青少年，给未来的生活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让她费尽全力维护的家庭分崩离析。

作为生活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波尔取贝克家长之位而代之，因缺少传统理想型女性气质的优点，如温顺、体贴、善解人意等，加之她的坏脾气和暴力等消极的男性气质特征，导致她的性别错位与气质错位，使她没能很好地履行她的妻职和母职，尽管为家庭辛苦操劳一生，也没有得到丈夫的谅解和孩子的爱戴。那么女性，该如何平衡她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处理好夫与妻、父母与子女、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呢？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两性平等、建构和谐家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双性气质化

在人类追求理想人类范型，探索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中，伍尔夫在二十世纪提出了“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她认为“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当发挥作用; 而如果你是女性，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只要个人学会培养大脑的阳刚与阴柔的两个方面，他/她就会越来越接近整体性”[10]P85。许多女性主义者，如克里斯蒂娃、赫尔布伦等用不同的术语、从不同的角度来肯定它、阐释它。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提出了“他者双性性”，指出它是“关于完整人的想象……不是由两个性别，而是两个半个部分组成，因而是整体性的幻想，是一统二，而非两个整体”[11]。这就是说男女两性在性别上可以兼容并置，同一个体可以具备两种性别，相应地，同一个体可以具备两种气质，只是因个体存在差异性，所以表现的特征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男性的软弱性可能隐藏在他的阳刚果敢之下，而女性的侵略性可能隐藏在她的柔弱宽容之中。 无论是“双性同体”说，还是“他者双性性”都超越了传统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二元对立的限制，为两性间的可调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小说创作中得以印证和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双性化者都是理想的人类范型，只有将两性气质平衡得当的个体，才会比具有单一男性或女性气质的个体更加独立、自信，更能适应社会，更好地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波尔兼具两性气质特征，却不是理想的双性化人，因为她缺少优秀的女性气质。同时，她一些消极的男性气质特征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珍妮，波尔的女儿，不同于家庭天使露丝，也不同于她偏男性化气质的母亲，是现代理想型女性气质的化身。珍妮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思想和顽强的意志力，这些性格特点形成合力支持她奋斗前行。她的人生充满荆棘，九岁被父亲抛弃，之后经常遭到母亲言语的中伤和残暴的毒打，这些经历使她的男性气质不断被挖掘，成为她人生逆袭的推动力。她自强自立，通过获得奖学金，做各种兼职赚取学费生活费；她善于规划人生，上大学之初就确立目标，成为医生，在一个大中城市开设医院。最终，她学习、事业皆有成。性格上，她幽默风趣，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让自己、他人和读者忍俊不禁。

珍妮勇于追求真爱，不做家庭天使。她的婚恋观是当代新女性的代表。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位绝顶天才，但在婚后不到一年，因性格不合她提出离婚。离婚尚未被批准，她已经疯狂地爱上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画家，且未婚先孕。孩子还没出生，丈夫已经出轨，她再次果断离婚，一边实习，一边独立抚养孩子。她总结后认为一婚出于迷恋，二婚出于真爱，但真爱已过，不应留恋。珍妮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敢于冲破传统婚恋模式对女性的羁绊，向男权挑战，对无爱的婚姻说不；她不依附于男性，不奉迎男性，坚持自我；她追求真爱，不在意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爱就散，出轨即离。她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和婚恋观念是传统女性所无法企及的。

在珍妮打算和女儿一起度过余生时，她的第三次婚姻悄然而至。她一边外出工作，一边照顾女儿贝基和五个继子，每天手忙脚乱的工作和生活，她却乐在其中。珍妮第三次走进婚姻是她双性气质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她摆脱世俗的偏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富有同情心，具有伟大的母性光辉，她要给那些和她一样被抛弃的孩子们母爱，让他们心无芥蒂、快乐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她的专业知识、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可以让她像男性一样体面地生活和工作，给自己和如此偌大的家庭强有力的保障。可见，珍妮充分地挖掘并利用了她的男性气质，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她的女性气质使她很好地履行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成为理想的双性化人。另外，珍妮的一些转变也是她双性气质成功建构的例证。从儿时惯于干净整洁到三婚后的脏乱差，从年轻时穿搭时尚、苛刻节食追求外在美到三婚后身材发福、不修边幅；从两次离异后的不自信到幸福的三婚和成功的事业，这些转变看似优劣参半，却是珍妮背离并超越传统理想女性气质模式，建构真实自我、重获新生的重要实践。

珍妮没有盲目遵从传统规约和文化习俗做男人眼中的洋娃娃，竭力扮演家庭天使的角色，而是在积极的、显性的男性气质作用下，按照自己的意愿，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和挫折，成功地迈入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并逐步地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从一位弱势女孩儿转变为一个独立、自信，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社会人，充分地实现了她的自我价值。作者通过描写珍妮这样的双性化人物，有力地表现了传统女性气质模式的弊端，以及建构理想的双性化人物的构想和期待。

安妮·泰勒在小说中塑造了二十世纪美国的三位女性，着重刻画了她们不同的女性气质：露丝的传统理想型、波尔的男性化，以及珍妮的双性同体化。小说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气质构建的不同模式，否定了传统规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对女性的压制、迫害，以及传统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荒谬，探索了现代女性在人格、思想和精神层面上获得独立的可能性，实现了对传统理想型女性气质的反思和现代双性同体气质的建构，指出了双性气质作为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理想人格特质，突破了传统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如果将两性气质平衡得当，个体就会相对轻松地适应社会、协调人际关系、处理家庭婚姻等问题，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必然会不断地展现新的面貌，并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与多样化的价值实现方式。然而，作为当前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双性气质很难得以实现，因为它对个体在生活与工作，外在与内在等方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在复杂的诸多“他者”的浸染中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自我追求与自我完善是人类所面对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它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