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对柳青而言，政治与生活二者在其创作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比之下，作为他“三个学校”说法中的艺术环节似乎略逊一筹。1960年《创业史》初版后，在结集发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作家心得体会中，谈及生活和创作的态度的柳青就直言：“接受什么政治思想的指导和接受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响，永远是每个作家最根本的一面，”对此，他还形象地比喻道：“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1]154-155。受“讲话”影响，柳青尤为看重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正是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几经周折，辗转回到故乡陕西，最终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在柳青那里，“望远镜”是审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装备，“显微镜”则是深入观察生活的用具。生活就像“麻雀”，非得拿出百倍的热情和耐心来不能成功。看《创业史》可知，书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直写面对面的敌我阶级斗争场景，作者用力之处大都不出日常生活的范围。即便到了第二部，也还没有放手写去，而是“通过人物性格冲突表现出来”，虽在内里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2]287。在作家看来，这比主人公与各个对立面人物面对面斗争及由激烈的动作和言词表示出来的冲突还要深刻，还要精妙，联系作者同时采用的借心理写人，写出人物的感觉的手法，也都不外忠实于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