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对柳青而言，政治与生活二者在其创作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比之下，作为他“三个学校”说法中的艺术环节似乎略逊一筹。1960年《创业史》初版后，在结集发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作家心得体会中，谈及生活和创作的态度的柳青就直言：“接受什么政治思想的指导和接受什么阶级意识的影响，永远是每个作家最根本的一面，”对此，他还形象地比喻道：“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1]154-155。受“讲话”影响，柳青尤为看重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正是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几经周折，辗转回到故乡陕西，最终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在柳青那里，“望远镜”是审视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装备，“显微镜”则是深入观察生活的用具。生活就像“麻雀”，非得拿出百倍的热情和耐心来不能成功。看《创业史》可知，书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直写面对面的敌我阶级斗争场景，作者用力之处大都不出日常生活的范围。即便到了第二部，也还没有放手写去，而是“通过人物性格冲突表现出来”，虽在内里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2]287。在作家看来，这比主人公与各个对立面人物面对面斗争及由激烈的动作和言词表示出来的冲突还要深刻，还要精妙，联系作者同时采用的借心理写人，写出人物的感觉的手法，也都不外忠实于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以为不足甚或不满的意见，诸如心理描写冗长；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一种敏感尖锐的政治氛围中；对农村生活中丰富多彩、欢快古朴的一面很少着墨；梁生宝发展前途和作家创作都存在矛盾，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实质都牵涉政治与生活的博弈和平衡问题。诚然，对某些人物如郭振山的处理似乎存在着生硬和分裂之嫌的缺陷，但在政治的遮蔽和艺术的观照之下，日常生活的极力表达仍不乏活泼而壮健的底色和亮色。正是因为生活的鲜活和密实，才使得《创业史》广受欢迎和青睐。本文拟就政治与生活的张力空间和运行机制重估《创业史》的价值可能，以重建《创业史》的意义序列。

一、生活中心论

柳青“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的说法之中，“生活”作为中心语高居榜首，足见这一政治性语码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1953年4月至1967年秋，柳青安家长安县皇甫村，切实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与老百姓朝夕相处，对他而言，不仅是政治环境的需要，也是“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3]548，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美学的自觉，或者说是对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才使他作出了上述选择。在给现代中国作家所出的三个试题上也可见出，即：一、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二、是革命感情上满腔热情地接受呢？还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限制不得已接受呢？三、是仅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观点的角度上接受呢？还是同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点的角度上接受呢？1888年4月，恩格斯在致哈尔纳斯的信中谈到，“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结合创作实践，柳青认为，生活的真实就是细节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柳青指出，生活真实是起码的、初步的、一般地真实，缺乏生活真实就达不到艺术的真实。正是基于生活的信念，才使他说服二十四岁的东北姑娘马葳下乡结婚，并使她坚定了扎根农村生活的决心。

柳青坚信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讲话”结论，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面对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弊端，他反问道：“艺术标准中就没有政治了吗？”还提出疑问：“难道没有生活就有了政治和艺术吗？”[4]455在题为“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的发言中，柳青更明确地表示：“难道一个人不懂得生活，就懂得政治了吗？总得先懂得生活，然后才能懂得政治。脱离生活，那政治是空的。”上述第三个试题中“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的关系也意味着：“党对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要求，那就不仅仅要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正确的美学观点”[5]273。柳青承认“两者的一致性”，不仅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孙公概)的需要，更重要的还在对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的提倡。为此，他列举了列宁发信(八封)和电报给高尔基的事例，并援引以下两处语录：“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一个政治家可以在彼得堡工作，但您不是政治家”[5]267及“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5]275。柳青坦言，每次读后都受感动。毋庸置疑，这种感动已不只是对关怀和友谊的感触，还是对生活的感同身受，对革命导师指导选择的共鸣，正如卢钢察尔斯基所说，“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恰恰由于他开垦了处女地，依靠全部直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生活领域”[5]275。这一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生活领域正是柳青创作的深厚基础和不竭动力，也是他据以评判与深化创作和研究的唯一标准。上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他看来只是文艺批评的标准，是外在社会的要求，而非文艺创作的美学标准。他总结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被动和机械的，而是以自身的特殊方式服务的。显然，这一“特殊方式”是鲜活而实在的行动、声音或画面，是对生活的能动反映。

在柳青三位一体的“学校”结构中，生活是基础，政治是灵魂，艺术则是点睛。三者主次有别，作用不一。他提醒人们，不要“把矛盾和斗争鸡毛蒜皮化”，也“不要描写日常琐事”[2]285，言外之意就是把“细节的真实”提升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高度，而要达到这一高度，就需要发挥政治和艺术的功用，所以他在《关于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自剖：“由于我写作上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在《永远听党的话》中，柳青告诫说：“不要以为到生活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了，”并勉励道：“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同样，在强调“对现实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基础上，他也不废“对艺术有自己独到手法”[6]46的技术追求，借鉴和汲取古今中外特别是苏俄作家的艺术经验，“写出人物的感觉”就是他创作实践中最突出最可宝贵的代表性硕果。正是出于成功经验上的考虑，他才在1958年11月《创业史》写作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强调，“一个作家在政治上(忠实执行党所规定的路线)、生活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艺术上(工作能力的提高和改进)这三方面不断地检查自己，才能使自己对人民有用”[7]40。事实上，柳青的情结和精神都维系在生活之上，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柳青，由此他才时时反省和自剖，每写完一个东西，也必须立即毫不犹豫地回到群众中去。针对生活与创作间的不平衡现象，柳青曾特别提及一个能够成为五好社员，但却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的青年作家的尴尬，认为“这事一点也不可悲”，以为所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还上升到“对党的政策更深刻的理解也靠对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8]34的高度。同样，“技巧主要的也是从研究生活来的”[9]225。总而言之，“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10]31。正是对生活的置重，才使得《创业史》在政治语境中呈现出日常生活的风景和美学。

二、人物的日常生活诗学

如果说政治在《创业史》中是“骨”的话，那么生活毋宁说是“肉”。有“骨”才立得起，而没“肉”却连“命”也没有，所以“题叙”部分的最后才解释《创业史》是部“生活故事”。生活的主体是“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是《创业史》处理政治与日常生活关系最核心的环节。

梁三老汉被认为是《创业史》第一部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原因恐怕就在其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上。感性和理性、公与私、亲与疏等都最真实地还原了日常生活。从第一章的大闹到上卷结束时的心烦再到第一部结局的为“圆梦”落泪及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不妨说最少政治的遮盖。和梁三老汉相比，梁生宝最惹争议。实际上，后者体现了作者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三者高度结合的典型理想。阶级特征使得生宝能够明白县委杨书记所说毛主席新旧矛盾和斗争的话，同时，小说也不惜篇幅铺写梁生宝的职业和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他和改霞的恋爱问题上。在叙述改霞不满生宝的自私(第19章)时，书中发挥评论道：“你处理和改霞的关系却实在不高明”，进而批评他“相当拘谨，不够洒脱”，但这类日常生活式的缺点并不损及梁生宝为公精神的伟大，而是强化了他在职业和个性上的特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梁生宝在日常生活上的政治与革命想象，融合二者，充分阐释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当在南碾盘沟深山里被人误作梁生禄互助组时，梁生宝想到了小农经济中富裕中农的地位，更加坚定了私有财产制度消灭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文中耐人寻味地写到，梁生宝“从日常生活里，经常注意一些革命道理的实际例子”，还由衷感慨：“生活着真有意思，他热爱生活！”梁生宝的口头禅是“有党领导，我慌啥？”，正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的结合才使得这一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形象骨肉停匀，彼此调和，而且真实可信，如为打消高增福的后顾之忧，主动要求将他的儿子才娃交给自己的妈看管；主动背上被竹茬刺破脚、重一百九十斤的拴拴下山；耐心说服养父；吸收白占魁入组，等等。梁生宝已不只是教育农民的样本，更重要的是他政治与革命热情之中的日常生活内蕴和品格。用五块钱买下吕二细鬼的小牛表明他的见识；钻山时劝任老四不信神；任老三的托孤；被选为民兵队长及由郭振山介绍入党等都展示了他苦难生活中的高洁品质。柳青特别强调生宝母亲善良、宽厚及整党教育对他的影响，也不无出于对日常生活环境的揭示和重视的考虑。

不过，有意思的是，批评者和作者在就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上并未达成一致。前者认为：“作家把更多篇幅用在写梁生宝能够处处从小事情看出大意义上”，并以为“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11]264，还提出“某些日常的较为平凡一点的生活内容，对于从多方面揭示并补充、丰富人物的精神面貌来说，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但这毕竟不能代替更为主要的对生活中重大矛盾冲突的表现”[11]269。对此，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中极为重视，特别作为第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强调：“在小说第一部所写的时代和环境中，从互助合作带头人的眼光和心情来说，这是不是‘小事情’和‘平凡的生活’呢？”。批评者似乎预设了答案，但柳青并没有全盘否定，一概抹杀。他所反对的只是“离开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离开时代精神，在鸡毛蒜皮的矛盾中刻画性格冲突”[12]102。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鲜活和生动是细节，是典型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他宁愿承认“生活上和艺术上的艰苦准备”及深入生活不够的批评，并从深悉生活者的角度提出：“许多农村青年干部把会议上学来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术语带到日常生活中去，使人听起来感到和农民口语不相协调，这个现象难道不是普遍的吗？”[13]276-277。应该说，评论界对梁三老汉的接受是有一定道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他身上的确没有太多外在因素的干扰，自然地，源于生活的内容就占据了这一人物美学的核心。但在包括梁生宝在内，诸如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高增福、徐改霞等形象都程度不等地汇聚了作家各不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容，其中郭振山在土改前后就呈现了判若两人的惊人变化。按照作者的规划，到第四部时的他甚至滑到了和姚士杰亲热起来的地步。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人物都有丰富深厚的生活积淀在有机结构中发挥作用。郭振山的退坡显然反映了柳青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几次“整风”“实际上都走了过场”的忧虑[4]410。不只是对梁生宝的陪衬，同时也是对日常生活中党员教育问题的暴露和反省。

在编辑王维玲所写的“内容提要”和柳青重拟的“出版说明”里，都提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的内容。比较而言，“社会的”和“思想的”更多在政治层面，“心理的”则是日常生活与政治碰撞和冲突的显示。柳青曾作比较说：“演员只要进入一个角色，作家要进入他书中所有的角色”[4]183，像高增福的阶级仇恨、冯有万的火药性子、欢喜(任志光)的锐气、任老四的憨厚等，都有不同背景的心理原型，都是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和研究人的心理的结果。即便是病与死，诸如郭振山、姚士杰、郭世富和梁大老汉的病、王二直杠的死等，也都折射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柳青指出：“写东西要努力抓本质，不要从现象到现象，要写事情为什么是这样。”他还阐释道：“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改造自己也是这样。要热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要表现这个制度的本质关系。”[14]220实际上，柳青已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平衡，二者互相渗透，水乳交融。拿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恋爱生活来讲，真正牵动和感动的还是年轻人情感世界的丰富和隐秘以及由此而来的变化，这变化又与政治观念的歧义缠绕纠结，所以读来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研究者质疑，生宝因一句话的误会而冷淡改霞，以为“主人公原则性强，公而忘私的品质是突出了，但同时，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却模糊了”[11]264。其实，日常生活及其性格特征并不一定因此而削弱，反而可能强化了对日常生活的概括和升华。柳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中王家扶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也不一定就破坏农民的性格基础。同样，《创业史》第二部第十章生宝对增福的敞开心扉也是理想主义的生活再现。改霞的忽冷忽热后来虽被形容为“慌慌溜溜”，但和冯有万一样，实际上也是对梁生宝形象的全面而有力的补充，是对互助合作运动冒进的不满和批判。

三、政治与日常生活的辩证书写

就像对人观察得细致和判断得准确一样，在日常生活与政治大局的关系上，柳青也表现得界限分明，倾向鲜明。他表示：“一部作品要有生命力，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应当严格地遵循既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要如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不能跟着政治气候转，不能因为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歪曲生活的本来面目”[4]401。像《狠透铁》(原名《咬透铁锹》)，表面上是写老队长的糊涂及与漏网富农王以信的斗争，实际上，作家别具匠心，之所以以副标题的形式标明“1957年纪事”，目的就在批评过快成立的高级社的弊病。即便是在当时，他也含蓄地暗示，人民里头保存了敌人，然而，“通常人们把它看作人民内部矛盾，看不成敌我矛盾”[15]165。从日常生活出发，柳青对当时涉及农业合作化的不少政策和运动都进行了反思，诸如邓子恢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及“小脚女人”与“大脚女人”派的争论；毛主席有关新老解放区互助合作的快慢比较(十五年还是三至五年)；刘少奇“先工业化”的规划；反对关闭农村集贸市场，等等，特别是对冒进、急躁的机会主义盲动倾向，柳青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在他所写的《创业史》的县、区、乡各级干部中，几乎都有稳健和激进的两派相对立，如下堡乡书记卢明昌和乡长樊富泰，互助组梁生宝和冯有万等。在“放卫星”的全民热潮中，柳青显得格外清醒，他对要求作家放卫星的官员直言，“我是刻图章的，一天刻不了几个字”[4]217，坚持日常生活式的从容和淡定，难怪他在《三愿》中特别提到“不急躁”，还坦言：“四十以前仍是准备阶段，成名早了不是好事，”[16]49并强调“自我克制”和“忍耐”的重要性，告诫“不要着急”，特别是“不要计算钟点写作”[17]211。

柳青不仅在服饰、语言、人情风俗、地理风貌、饮食、居所、行为习惯、粮食作物等多方面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他还写出了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思考。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柳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倡导在社会关系中考察人，在政治语境下深入日常生活。在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中，是前者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特别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但后者并非被动依附，而是有着自身的能动性。下部提到渭原县委书记陶宽与副书记杨国华的不同工作思路，实质上正是柳青为此展开的论辩。上部第十六章在黄堡区委王佐民书记办公室梁生宝与两位书记的对话也验证了柳青深入生活的结论。不管是陶宽的坐办公室看文件，杨国华的到群众和生活中去，还是杨国华提出的互助组中贫农和富农的关系问题，都在彰显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像在作者的影响下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放弃了买地的主意一样，柳青特别强调了教育农民的启蒙意义。第十六章提出：“我们坚持自愿原则，采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方法：重点试办、典型示范、评比参观……逐步地引导农民克服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一面”，实际上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是对实事求是的日常生活原则的贯彻。对此，作者大胆直写了梁生宝的模糊感受：“这形式上是种地、跑山，这实质上是革命嘛！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哩嘛！”并进而抒发了生宝乐观向上的建设者情怀：“觉得生活多么有意思啊！太阳多红啊！天多蓝啊！庄稼人们多么可亲啊！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向前探索新生活的强烈欲望。”日常生活的伟大是因为有了更多意义的掺入，有了政治与革命的烛照和引导。包括梁三老汉、蛤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在内的大多数村人的日常生活不消说还是旧的、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关键在如何示范和引领。梁生宝对白占魁是如此，郭振山对徐改霞也同样如此。无论是白占魁，还是徐改霞，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角色。柳青没有简单化，也不作脸谱化，而是大写了日常生活的陆离和底色。同样，反面角色的身份定位和出场设计也耐人寻味。富农(姚士杰)及富裕中农(郭世富)而非地主(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的出面交锋也隐含了日常生活的取向和预设。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对立面人物，柳青也从日常生活现场出发，置之于从内到外的人性化观照场域。正是由此，《创业史》才如此生气弥漫，生机盎然，才满具活泼而壮健的生命力。

如果拿人来比的话，那么柳青小说中的政治就仿佛主导的头脑，生活则像踏在土地上的双脚。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创业史》正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理想)主义相结合的语境中来讴歌伟大的新生活的。第一部几乎不在敌我斗争上展开，即便是姚士杰，也基本定性在人民内部矛盾或新旧之争之中。到了第二部，在阶级斗争逐渐敏感和尖锐化的社会环境中，柳青加重了以地主姚士杰为代表的反动势力阴险破坏行为的分量，增强了敌我冲突的战斗性力量，但对生活的描写仍不失精彩，像第七章主任(生宝)他妈和有万丈母娘两个老婆婆拉谈生宝对象刘淑良(改线)的场景就极富生活情趣。柳青相信，“如果不熟悉生活，如果没有大量亲身感觉过的生活经验，任何文学天才也不过是断了翅膀的大鹏”。正基于此，如前所述，他才把《创业史》预设为“生活故事”的风格。与此同时，柳青也认识到，生活“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毛泽东语)，“被粗糙的实践的需要所支配的感觉，只具有被局限的意义”(马克思语)。为此，他提醒道：“艺术给人一种逼真的生活的感觉，但它已经不是生活本身了。”[5]270从辩证法出发，柳青有效地处理了政治与生活的良性关系。以生活为主体，以政治为主导，以梁生宝为中心呈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开首第一章就以梁三老汉的闹家开场，拉开了日常生活的序幕。此后，虽有活跃借贷、灯塔社成立等政治事件的书写，但大都在人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中展开，像抗美援朝、新婚姻法实施等都是在背景中写到。真正出现在作者笔下，进行精耕细作的还是日常生活本身，是时代精神中的日常生活。

四、结语

1962年，在西安作协举办的报告会上，柳青具体解释“三个学校”说，所谓“生活的学校”，就是社会，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劳动群众相结合；“政治的学校”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所谓“艺术的学校”，就是向古今中外的典范作品和优秀作品学习。他强调，“这‘三个学校’中，生活是最基本的‘学校’，譬如上楼，这是一楼，是登高的基础。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柳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入能出。所谓“出”，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生活，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解剖麻雀”。高度与深度的结合，保证了《创业史》的生命形态，而在结构和艺术上的宏大和精细则成就了史诗品格。这一切都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无论人物设置，还是故事情节处理，《创业史》都体现了柳青“生活故事”的构思逻辑，即便是教育性最强的典型主人公梁生宝也是在与徐改霞的恋爱生活中来加以多侧面构建的。在柳青看来，人物形象一旦构筑起来，作者便很难干预，只能照形象自身的日常生活逻辑来运行。换句话说，人物和故事就是日常生活的对象化，虽然更高更集中。难怪他在《怎样评析徐改霞》一文中持论反对读者徐改霞不应进城当学徒的议论，指出“作者关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无论要发挥什么观点或表达什么感情，都应当通过艺术形象来完成”，还断定：“如果作者没有把他的思想感情化为艺术形象的话，就是评论家有办法写文章补充和解释，也不可能延长这种形象的生命力。”

《创业史》出版不到两年，一位研究者在评价一篇题为《日常生活》的小说时盛赞“日常生活中闪耀出来的品质”，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新的、质朴的生活美”[18]33。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创业史》。有人曾拿挺拔的白杨来象征柳青的艺术风格。事实上，关中学派或长安派的既有命名也许更加合适。不论是关中平原肥沃的土地，还是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唐“走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境界[19]121，都映衬和促成了柳青《创业史》的魅力和辉煌。当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柳青的“生活”概念虽与今天的“日常生活”内涵有别，但就基本意义而言，如上所述，二者未尝不可以相通和互用。因此，这里也就不再区分，而直接加以透视和观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