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旭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所进行的野蛮侵略被马克思所关注，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也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本着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心，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从而向世界揭露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赤裸裸的真相，力图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也高度赞扬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同时，马克思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一个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描绘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对于中国的情感和期望，本文拟探析马克思的中国观及在新时代的启示。

马克思对中国革命与发展问题是十分关注的，并且有相当程度的研究。马克思不仅在书信和著作中曾经讨论过中国问题，而且专门写过一些文章来论述中国问题。根据专家的统计得出这样的数据：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中，有800多处直接涉及到了对于中国的论述，单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内容中，就有90多处直接提及中国[1]。在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就收录了马克思论中国问题的8篇文章。其主要论及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对华贸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条约等问题。2015 年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是这些论述的集成。在马克思成为一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几年前，他在柏林大学参加了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的课程，后者十分重视中国地理的水利方面。马克思还积极研究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承认中国政府的水利职能。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很可能从里特尔的研究中获益甚微，因为他对地理问题的兴趣不大。这体现在后来他几乎完全把地理问题留给了恩格斯来研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提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处理中国国情的部分，包括水利条件和其他方面。可见，马克思的思想从形成到发展都涉及到了中国问题，对马克思的中国观的考察不仅仅能够还原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还能够以此为线索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路程，最终为指导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提供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中国观形成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从1853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发展持“多线性”的观点。他们相信，在希腊或罗马出现任何“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之前的数千年，就已经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亚洲”或“东方”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劳动的奴隶作为经济支柱的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不同，在亚洲或者东方社会，奴隶制基本上是家庭奴隶制。而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农村剩余的大部分被封建领主拿走，而在亚洲或者东方社会，这些剩余被国家和专制统治者拿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前殖民统治的印度是亚洲秩序的一个经典例子，尽管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印度少，但他们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亚洲社会。就马克思中国观形成的时代背景而言，从16世纪开始，连接欧洲(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摇篮)以及随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变得不对称，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统治之上的，这种统治使资本主义在过去和直到今天都表现为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伟大的地理发现和现代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渗透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类型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革命的资产阶级除了赤裸裸的私利外，除了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人际关系。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资产阶级代表了处于这一过程核心的社会阶层。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及其之间的相互竞争逐步加剧。中国作为最后一块巨大市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重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将鸦片及生产的过剩商品输入中国，发动了迫使中国打开市场大门的鸦片战争。由此，中国问题越来越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关注。马克思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研究中国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要实现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目标，不仅需要对西方社会现状进行分析解读，同时也需要了解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现状；不仅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进行研究，同时也需要对中国等东方社会及其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进行研究。马克思希望了解中国的现状，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真实情况，想探讨中国危机对西方社会的影响。19世纪50年代，虽然在欧洲并没有发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东方革命浪潮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中尤以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最为显著。由此，中国问题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是必然的。

李大钊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描述了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太平革命(太平天国事件)时期，马克思即是这样的观察。太平革命(一八五○— —— 一八六四)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作通讯员的时期(一八五一 —— 一八六二)，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2]马克思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作是具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这种民族革命表现出“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

亚当·斯密、赫尔德与黑格尔等提出的“中华文明停滞论”[3]是马克思中国观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亚当·斯密认为虽然中国一直居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地位，但是囿于“重农抑商”的发展方针，而使自身的工业等其它产业未能发展起来。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进步与改良，中国处于“停滞状态”[4]。赫尔德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专制之下的“幼年文化”，这种文化过分强调或迫使人民承担义务与服从统治，这使人民缺乏自由意识与创新精神。黑格尔也指出，“家长制”的专制制度奴役了中国人的精神，也使中国人的精神自由发展与创新陷入停滞。上述关于当时中国的论述，对马克思中国观的形成起到了理论铺垫的作用。

二、马克思中国观的主要内容及辩证阐释

就中国历史演进的纵向视角来看，马克思对中国古代文明是抱着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的，但是马克思同样认为近代中国因为自身的闭关自守而导致了停滞不前，因此落后于世界潮流。马克思对于中国古代技术创新对世界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也进行了高度赞扬，如他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马克思面对近代中国的情况，悲观地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几乎陷入发展的停滞状态。他指出，“天朝帝国”已经沉沦在“万世长存的迷信”中不能自拔，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6](P779)。马克思将中国和印度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认为当时在东方社会存在着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造就了亚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从1857年到1859年，马克思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活动的文章，其中他把中国的情况定义为“半野蛮”“野蛮”“父权”。他还指出，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经济秩序的支点或基础。正是这种小型农业和小型手工业的结合，而不是公有土地所有者的结合，构成了亚洲社会的独特情况。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把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手工艺视为“两种不同的亚洲旧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印度，农村经济自给自足与集体土地所有制有关，这是“亚洲社会不变的秘密的关键” 。

就当时中国现状的横向视角来看，马克思认为当时中国处于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半文明腐朽文化的不发达状态。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被分解成为一个个相互隔绝而不相联系的原子，原子之间无法形成自愿的联合，因此不得不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现统一和干涉，从而导致了以家长制以及君主集权制度为代表性统治制度的东方专制主义。就中国政治而言，马克思认为中国当时处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国家的皇帝被尊为“天子”，而各级官吏维持着此种天子、君臣关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之所以能够维持靠的就是“家长制权威”。同之前的理论家一样，马克思也将中国称为是“停滞的社会”和“活的化石”。中国的自然经济、中央集权导致了当时中国封闭和落后的面貌，马克思在论及中国经济状况时指出，西方列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6](P813)。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还处于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的不发达阶段。进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中国文化越来越趋于保守，缺乏创新动力与自由文化氛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7](P765)

站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角度上，马克思认为中国自然封闭的状态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球扩张所打破，马克思举了这样的例子：“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方式的改变，那么，中国方面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8]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用“联系”和“发展”的辩证法预测到中国必然会被卷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他阐述道：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P566)这种资本的全球化运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7](P35)所以，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虽是不正义的，但它成为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起到一种冲击作用，将中国人“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当时的清政府虽然希望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人为地将中国隔绝于世，但是注定会在殊死的决斗之中被打垮。古老中国末日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出现。

马克思虽然认为这种将落后国家拖入到世界市场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他也在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因为他一向主张尊重各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强调各个民族之间一律平等，支持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恩格斯在1857年写的文章《波斯和中国》是由马克思提交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因此其中的内容也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起义”概念，“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9]恩格斯称之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在人民战争中起义民族所采取的手段有残忍和落后的一面，但是它终究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解放事业抱着支持和肯定的态度。

三、马克思中国观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对于中国的研究，展示出了其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结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与理解，这构成了特有的马克思“中国观”。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中国观”是马克思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客观分析，渗透着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先进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中国观”中所蕴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当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指导作用。

首先，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抵制国际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中英之间战争、贸易的研究。这些观点是他站在世界视野、基于人类社会演进规律而得出的独到见解。当前虽然已经迈入全球化时代，但国际社会保守主义、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盛行，各个领域的矛盾相互交织，局部冲突不断，这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冲击。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承接，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

其次，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对当时中国闭关锁国的批判在当今仍然值得注意。马克思晚年在思考东方国家的未来前途问题上，提出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认为有些国家凭借着自身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外部条件的帮助下，能够跨过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从而直接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之中去。对于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合理利用经济先进的资本全球化和技术，才能够使得我们自身在世界交往和竞争中立稳脚跟，因此我们要充分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有价值的文明成果。马克思指出，只有借助于现代大工业的强大力量，才能够打破由自然逐步发育而来的传统的农村手工业，才能够瓦解东方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周边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任何试图寻找绝对的自我发展，从而游离于全球发展之外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从而会遭受到规律的惩罚。马克思认为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被鸦片战争所打破，清帝国不得不被拉入到全球市场之中，这是历史规律的必然进程。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去，在竞争中发展自己，在合作中强大自身。

第三，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今，西方国家对于其他国家的入侵已经由军事入侵转变为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因此，我们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提高警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的产生与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也促使全体国民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我们要力图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从而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之下，充分发挥传统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捍卫我们国家的民族性。马克思认为当时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既从属于世界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又反过来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羸弱的清帝国，而是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动世界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新时代应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在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时，总是坚持人民利益的立场，为中国人民仗义执言，贬斥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与欺压，赞赏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道义。尽管马克思诞辰已经200周年了，但必须承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就全球范围内而言，资本的全球市场依旧在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按照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规律运转，在不少欠发达国家甚至在重演18-19世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人间悲剧。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尽管我们倡导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也有不少企业背离社会主义的价值向度，遗忘了“人民立场”，利用国家相关制度空隙与管控空白地带，不顾社会主义所弘扬的公平正义的道德诉求，疯狂利用其掌握的资本盘剥人民群众进而大肆牟利。这与我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人民立场背道而驰，必须纠正、必须严惩。

最后，新时代应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与阻碍新时代发展的“旧”的、“坏”的文化作坚决斗争。马克思的中国观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 “半文明”的腐朽落后文化，且指出此种文化滋生的专制与人身依附思想阻碍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自由精神和创新精神，进而成为近代中国日益衰败的文化桎梏。所谓“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这三大张力之中，文化在这些张力的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应当以世界文明作为“空间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实践所遵循的“理论轴”，将人民视为是作为目的的“价值轴”，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摒弃一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违背的腐朽落后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为我国新时代伟大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