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木叶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云南 丽江 674100)

少数民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民族地区健康老龄化的标准之一。研究发现，不同民族〔1,2〕、养老模式〔3,4〕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民族文化差异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评价标准〔5〕。当前，国内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以汉族老人为主，需要加强不同养老模式少数民族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自我决定理论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流派之一〔6〕，认为个体有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能力需要〔7〕。关系需要的文化普遍性已得到较多研究的证实，但自主需要对东方文化背景人群的普遍性还存在争议〔8〕。已有研究证实基本需要和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关联〔9,10〕，但研究对象主要为学生，老年人的研究较为鲜见。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不同养老模式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纳西族健康老龄化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次调查于 2015年6～12月进行，共选取丽江市4个社区、7个村、3个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年龄60～94岁。共发放问卷269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244份，有效率90.7%。其中家庭养老176人，机构养老68人。

1.2方法 采用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考察纳西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包含正、负性题项。总分=正性情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负性体验(NE)，加上常数 24，得分0～48分，总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越高〔11〕。在本研究中，正、负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1、0.80，相关为-0.53，P<0.01。

采用自编问卷考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家庭情况、宗教信仰、团体参与、休闲娱乐等题项，进行入户和随机访谈式问卷调查。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 家庭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38.45±7.65)分〕显著高于机构养老纳西族老年人〔(35.00±9.28)分，t=-2.727，P<0.01〕。

2.2家庭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和回归分析 家庭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不同年龄、健康、文化程度、月收入、经济来源、居住方式、化賨参与、文体娱乐团体参与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婚姻差异边缘显著，0.05

将表1中差异显著的每个分类变量的最低水平设定为哑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身体很好&很差、经常参加化賨&从不参加化賨进入回归模型，两个虚拟变量可以解释效标变量33.3%的变异量，见表2。

2.3机构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和回归分析 在养老机构中，男性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女性，健康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不健康老年人，对养老机构服务非常满意老年人得分高于不满意老年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机构养老调查显示，在无子女的样本(n=41)中，基于无子女原因选择敬老院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29.13±9.21)分〕显著低于非基于无子女原因选择敬老院的老年人〔(40.59±5.84)分，t=4.498,P<0.001〕。在有子女的样本(n=27)中，基于不想给子女添麻烦〔(26.40±7.70)分〕或子女不孝〔(28.25±5.68)分〕原因选择敬老院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非基于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子女不孝原因选择敬老院的老年人〔(38.64±7.34)分，(37.78±8.4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338,2.154;P<0.05)。见表3。

表1 家庭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

1)数据有缺失；下表同

表2 家庭养老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3 机构养老纳西族老人主观幸福感差异分析

以上差异显著的每个分类变量的最低水平设定为哑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子女孝顺&不孝顺进入回归模型，可以解释效标变量的40.0%变异量(β=0.341,R2=0.400,P=0.004)。

3 讨 论

家庭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机构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和已有研究结果〔12〕有一致之处。自主需要是指个体能感知到行为和思想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活动〔13〕。研究显示，健康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基础〔14〕；本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老年人谈及“身体不好，不能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可以想去哪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身体不好，想唱唱不起，想跳跳不起”。健康的身体对老年人意味着生活自主和行动自主。生活自主即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依赖他人，减少对外界不可控因素的不安全感，相较依赖他人者幸福感更高。行动自主促进老年人更多的社会参与和文体娱乐活动，进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研究发现，家庭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程度和收入的差异。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通常收入更高，有更高的经济自主性。而经济的自主则意味着更多的物质享受、医疗保障、自尊心和自信心〔15〕，进而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机构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身体状况、经济收入普遍低于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导致其生活、行为和经济自主也低于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因而其主观幸福感低于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关系需要指个体需要来自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体验到归属感〔13〕。家庭养老数据表明，婚姻完整的老年人比婚姻不幸的老年人，仅与子女或配偶同住及与子女和配偶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比独居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更高，与农村空巢老年人研究结果一致〔16〕。这体现了老年人家庭情感的归属需求。养老机构中许多老年人婚姻不健全，基于无子女、子女不孝、怕给子女添麻烦等原因选择敬老院。而基于怕给子女添麻烦、子女不孝等原因选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这说明亲情疏远、关系不和谐导致养老机构中老年人与家人缺乏情感交流，滋生孤独感，生活满意度降低。可见，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国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除了家庭关系外，纳西族还注重群体关系，拥有“和群为荣，离群为耻”的集群文化。研究发现：以相互帮助为宗旨、以集会休闲为外在形式的“化賨”参与度对家庭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和笔者早期研究结果一致〔17〕。“化賨”和文体娱乐团体参与是纳西族老年人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平台，增强了纳西族老年人和朋友的联结，满足了纳西族老年人群体情感归属的需要〔17，18〕。机构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由于身体条件、经济水平限制和养老机构为保障老年人安全制定的限时外出制度使养老机构的纳西族老年人“化賨”和文体娱乐团体参与度较低。因而，机构养老的纳西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化賨”和文体娱乐团体总体参与度方面差异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