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乐，李超伟

（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7）

一、引言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让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在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道路上从未止步。政府为了提高国民幸福感，不断地优化公共政策以及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社会为了提升居民幸福感，不断地提高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质量；居民为了提升家庭幸福感，不断地创造财富来实现美好生活。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幸福时更多直白地选择了收入水平的效用最大化。Easterlin悖论的出现，否定了收入总量对幸福感的影响（Easterlin，1974），使得学者对幸福经济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学术界对此态度不一。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忽视了居民收入结构在家庭幸福感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事实。通常来讲，不同类型的收入依其独特的性质反馈着个体不同的情感层面，会为个体带来不同的感受，其幸福感的效用也会大相径庭。同时，收入结构中每种收入支出类型占比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个体效用，进而影响到个体幸福感。因此，研究收入结构对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收入结构影响家庭幸福感的机制是怎样的？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其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定时期内，城镇化发展仍会是追赶与加速的过程（刘爱华和朱志胜，2017），这必将进一步带动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城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