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秦永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74年秋天，我第一次见启先生，跟了启先生几十年，先生对我恩重如山，对我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我和启先生都是中文系的，我念书的时候他就是中文系教授。那次我到他家里去跟他说，我想学写大字，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见面。我到他家里请教，交往很多，后来一起编教材，还经常陪他参加一些活动。启先生告诉我，学书法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认真临古帖。第一次见他时，他送给我一本《智永真草千字文》，跟我讲临古帖最好是临墨迹。以后我写了字，临了帖，时不时地找启先生给看看。启先生对跟他学习的人总是表扬的多，首先夸你写得不错，然后跟你商量，这个字的结构这样改一下是不是会更好，实际上就是给你指出毛病，方式非常委婉。

除了书法学习，我在为人处世、做学问的态度上也深受启先生的影响。因为当你崇敬一个人、欣赏一个人、特别佩服一个人时，你觉得他对，就会模仿，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启先生看问题非常透彻，对人很和气，为人处世十分平和。我学习启先生，但做得还不够好。

到1982年，我跟随启先生学写字也有七八年了，有点儿像个样子了。学校里很多人知道我跟启先生学写字还学得不错。北师大办的老年大学请我去讲课，我教古代汉语。他们知道我字写得不错，就叫我教他们书法，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一教就是二十多年。80年代以后，启先生的社会活动很多，还要带研究生上课，加上这个时候他的年纪比较大了，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中文系跟启先生建议，让我替他上书法课，于是我就接替了启先生去讲课。

中文系的书法课课程并不太多。一年级上学期，每周两个学时。中文系有个比较好的传统，要求学生做到“三个一”：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写一手好文章，能写一手好字。所以启先生管这个课叫大字课，教学生练字的。我接过这个任务后，学习启先生给我们上书法课的方式，照葫芦画瓢，就这样开始在中文系教授书法课。我也是从上这个课，想到要办书法这个专业的。

办书法专业是我的兴趣所引起的，我喜欢书法，从事书法教学再想到弘扬书法，才有了办这个专业的想法。我教古代汉语时，我的专业是研究汉字形体变化的。中国汉字的演变和汉字的书写分不开。几千年来，汉字在社会运用过程中出现那么多不同的字体，是因为文字运用要通过书写来实现的关系。汉字的书写在这个过程中又从实用升华为一种高级的艺术，现在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世界艺术宝库里独放异彩，是别的任何艺术所不能取代的，这一点是世界公认的。所以汉字和汉字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研究汉字书写和汉字书法艺术的专门人才极为奇缺，对书法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少而又少，当今除了启先生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而且有很多成果之外，想再找出第二个启先生就很难了。启先生是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研究书法是先生捎带的。我就想，传统文化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应该有专门研究的人才，所以就想到办书法专业。

这个专业能办下来跟启先生有很大的关系。启先生一开始不同意我办这个专业，说写大字还要办个专业吗？我就跟他讲，办这个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对书法本体有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中文系的各个专业都不涉及对书法的专门研究，其他系更是如此。不仅北师大没有和书法相关的课程，其他大学也没有。而这方面的研究又非常有必要。您现在已经出版的著述里，粗粗地统计，70%的内容都和书法有关系，您老百年以后，谁能做这个研究？启先生这才两手一拍大腿说：“老兄说得也对啊！”

书法系的课程设计里包含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古代文论，让学生具备中文系的基本素质，而且招生人数很少，计划每年只招10个人，这10个人将来有三五个人对这个研究有兴趣，就继续深造，将来读硕士、博士，那就够了。启先生听了欣然同意。后来请启先生来看学生的习作展览，他特别高兴，因为他看到，学生的作品都遵循了临古帖的传统，有别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完全违背传统的所谓“江湖书法”。

当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面有一个字体委员会，专门设计各种印刷字体。以前都是模仿古代活字排版时候的字体，印刷出来不够活泼，需要增加手写字体，比如当时用得最多的华文行楷。启先生名气很大，80年代以后，字体委员会就想增加一个启功体。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学启先生字体学得比较像的人，让他写了字样，请启先生看。启先生知道启体字要做字模用，不仅要写得好看，像启先生的字体，还要做到文字字形准确，符合国务院颁布的字形标准。特别是简化字，笔画之间的关系往往有相离、相接、相交的情况，如果这些处理不好就会构成字形的错误。所以写这个字模的人既要懂书法，还要懂得汉字构形学。启先生跟他们说，他们找的这个人不懂文字构形的标准，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我们中文系有一个叫秦永龙的年轻老师，他既懂书法，还是专门研究汉字字形的，从甲骨文到简化汉字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字体委员会一听有这样的人很高兴，就找到我，让我写了字样，他们再拿去给启先生看，启先生也很高兴。后来启先生还亲自出席了这个字体公开发行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现在看来字形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说差得太远，我自己都不满意。受当时技术的影响，字模是用点阵法来呈现字样的，点阵法本身容易使笔画失真，加上做这个工作的人不懂写字，更不懂书法，所以出现有些笔画该连的地方断了的现象，笔画粗细也很容易走样，不像现在直接用照相的办法呈现一点都不走样。如果身体允许，我都想重新再写一遍。

我所做的不足挂齿。我原来说不卖字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说的话，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观念也有所转变。设立“坚净奖学金”的时候已经是商品社会，书画家卖字画也很普遍了。

我和启先生相处几十年，感情深厚，先生故去以后，想为先生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我既不愿意写文章出书，说我和启先生如何如何，又想在启先生故去周年的时候有点表示，就写字换了点钱。这些钱当时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来纪念启先生，另一个是正好赶上那时教师福利买房的政策，30多万块钱就可以住上京师园160平方米的房子。可是钱不多，两件事情只能选择一件。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对启先生的感情也特别深厚，她听了之后就很痛快地说：“咱们不买房子，现在有住的就行，这个钱用来纪念启功先生。”于是我就以启先生的书斋号“坚净居”中“坚净”二字为名在书法系设立了奖学金。钱不多，主要是对启先生的一个纪念。启功书院刚成立时经费紧张，正好有人愿意要我的字，我也很愿意为启功书院做点事，举手之劳。我和启先生之间的感情有时候超过父子之情。父母亲给了我生命，养育了我，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父母给不了我的，为人处世、做学问，还有手艺，这不是我的父母教我的。没有启先生就没有现在的我，我对启先生的感情就如同启先生对陈垣老校长的感情。

(访谈、整理：于乐、谢雯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