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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视角下关羽“关帝”角色的形成

2019-02-11尤逢连

关键词:关帝谥号三国志

□尤逢连

[内容提要]作为一名三国时期蜀国的武将,关羽忠于国家,讲究义气,为了蜀国的发展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当时包括敌国的赞赏,但关羽死后的的社会地位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多年以后才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这不仅是关羽的人格魅力所引起的变化,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通过统治者的提倡,加之民间的坚实基础和晋商团体的扩大,关羽逐渐从人走向了神的地位,并不断的对后世产生影响。

一、关羽角色的初始定位

(一)关羽角色的正面刻画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1]697这段出自《三国志》的描述交代了关羽的最初身份,一个普通老百姓,因所犯罪行逃亡到涿郡。在此地遇到刘备和张飞,三人结为兄弟,而后关羽为刘备驻守邳城。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关羽被曹操俘获,以偏将军的身份效力于曹操麾下,于万众中取颜良首级,而后留书辞别曹操,投奔刘备。关羽在一次战役中曾被流箭所伤,《三国志》中这么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1]698此后关羽北攻樊,水淹于禁七军,名声大振。曹操为解樊城之围,联合孙权,并策反南郡太守麋芳,将军(傅)士仁,导致关羽战败,死于非命。关羽生前是以一名武将的身份被人知晓,他骁勇善战,脾气还有些暴躁,面对孙权的求亲破口大骂,足以看出,此时的关羽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武将。而相对于《三国志》中区区几百字的描述,《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可以说是浓墨重彩,在开篇之处便借刘备之口对关羽进行刻画:“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2]5从这一处的文学描绘来看,对于关羽的评价整体上趋于赞赏,关羽身为百姓之时,因其所犯之罪不得不投奔他方。这时的关羽更多的是一个流民形象,而当其与与张飞、刘备二人结拜之后便又多了一个兄弟的角色,领兵封将之后,又把守将的角色与自己的其他角色混合在一起。在罗贯中的作品中,关羽的角色显然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雕琢,每一段的文字描写都带有褒扬的情感,并且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具有表现力。通过这些外貌上的特征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即关羽是一个正面人物。在社会角色理论中,社会角色的表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布景和道具、衣着、和言谈举止、台前幕后的表现,因《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未与关羽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对于关羽言谈举止是很难有一个真实的还原,即便有相关的史书记载,也附带了撰写者的个人情感,信度有待考证。但从相关的史学记载和文学描述中可以看到,关羽在世时实为一名充满正义感,骁勇善战但又有些暴躁的武将形象。

(二)关羽的侧面形象刻画

了解一个人无外乎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两种方式,正面的史学记载和文学描述可以直观的向众人展示关羽的个人形象,但他人或者说一种侧面的描写更能使一个人的形象更加真实。在《三国志》有大量对于关羽的侧面描写,按照先后顺序部分描述如下,《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五》的篇中在叙述诸葛亮与先主刘备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1]678;《三国志》卷三十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评价言“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行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700;在刘备想要分封黄忠之时,诸葛亮进言道“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1]703;《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篇》记述“先主为汉中王,遣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大感悟,随即受拜”[1]753;《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篇》有这么一段赞词:“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藩屏左右,翻飞电发,济于艰难,赞主洪业,侔迹韩、耿”[1]800。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关羽性格直爽,对于看不惯的事务直接表达态度与观点,而且对军队士卒较为看重,轻视士大夫之流,但绝非胡搅蛮缠,从费诗对于其劝告中即可看出,关羽也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指正,与正面刻画一起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二、建构主义视域下关羽“关帝”角色生成

(一)初始期

这段时期主要是指关羽死后到隋唐时期。关羽生前虽戎马一生,征战八方,但来自统治者的封誉却并不多见。在关羽暂时在曹操手下效力时,因击杀颜良,解白马之围有功,曹操上奏封其为汉寿亭侯,在刘备汉中称王的时候,拜关羽为前将军,但这也是关羽生前担任最后一个职务,之后便战败被俘并遭斩首。《三国志》中(卷三十三《后主传》)中有如此记载“景耀三年秋季九月,追赠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谥号[1]669”,《三国志》卷三十六、卷三十七中记载“后主刘禅追封关羽谥号为壮缪侯、追封张飞谥号为桓侯、追封马超谥号为威侯、追封黄忠为刚侯、追赐庞统关内侯的爵位,追封谥号为靖侯”。

从《三国志》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跟随刘备战南北的大将在死后的谥号很是相似,皆为侯,关羽在其死后多年才被封,并没有被特殊对待。谥号是在人死之后,由后人对其的是非功过所进行的综合性评价,分为美谥、恶谥和平谥。学者们对于壮缪侯这个谥号的看法有很大争议,在《三国志集解》中程敏政就曾说“按缪穆古通用,若秦穆鲁穆在《孟子》,汉穆生、晋穆彤在史,皆为‘缪’。宋岳飞谥武穆,意与此同。今乃以为恶谥,如《谥法》武功不成曰缪,蔡邕《独断》,名实过爽曰缪,岂理也哉!若果为恶谥,则史不应云追谥之典,时论以为荣矣。考《谥法》布德执意曰穆,中情见貌曰穆。[3]779这一段论述提到了历史上其他几位带有穆字与关羽的谥号进行比对,如果二者为通假字,为何在他人的文字记载上几乎没有出现缪字,而且在《谥法》、《独断》中都有提到,当名气和实际情况不符时才会采用缪字来进行描述。在《清史稿》卷八十四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四十一年,诏言:“关帝力扶炎汉,志节懔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曷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4]2541在此,乾隆帝提出了要更改谥号的决定,认为原有的谥号不能够完全体现对关羽的评价,因而修改谥号。从这么几段关于谥号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就是缪和穆是有其自身含义,而非通假字。其次便是关羽的谥号“壮缪侯”虽不能说其是恶谥,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褒奖之意。所以可以据此得出,关羽在当时的社会上虽为人所敬仰,但是其仍带有一定的缺陷,并非一个神化的形象。

(二)发展期

这段时期主要是指唐、宋、元时期,这时期相对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之前的单一武将形象逐渐在各行各业铺展开来。唐朝的诗人刘禹锡在《自江陵沿流道公》说到“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这里很好地说明了荆州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历来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关羽曾在荆州镇守,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导致荆州三郡失守,把自己的性命都丢在了战场上了。民间认为像关羽这样丧命在战场上的武将,心有不甘会导致冤魂不散,变成厉鬼。在《云溪友议》中曾这么记载:“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局者”[5]34,关羽的传说不仅在荆州地区流传,也波及到了其他地方。《北梦锁言》记载:“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传有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6]23。随着这种传说的波及,关羽借助民间力量不断增加辨识度。

随着佛、道教的盛行,给关羽“关帝”的形象又提升了一个台阶,如果说之前的关羽形象还停留在民间的鬼祀崇拜,那么在佛、道教的助推下,给关羽的加了一件更为神圣的外衣。《佛祖统纪》有记载:“十二月,师至荆州……予即关羽,汉末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建寺化供,护持佛法”。[7]178佛教借当地鬼祀之说,通过关羽这一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特定人物,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正统性,在之后便将关羽加封为迦蓝神。道教也效仿佛教做法,用“关羽斩蚩尤”的说法将其拉入道教的阵营,借助关羽的民间影响力宣传道教文化,反过来,关羽的影响力在佛、道教的传播下逐渐的提高,进入神坛。

伴随着关羽形象在民间的不断提升,关羽也慢慢走进了统治者的视线之中。安史之乱后,士气低落,为了起到一个很好的鼓舞作用,关羽曾以蜀国名将的身份进入到武成王的配祀之中。《新唐书》记载:“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8]377《陔余丛考》中也有记载:“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祭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9]756-757短短数年之内多次加封,足见当时在统治者的眼中,关羽的重要性。元朝以各种文学作品居多,《三国演义》在《三国志》为基础加之以作者丰富的想象,辅之通俗易懂的语言。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关羽更是借助这样一种载体,迅速的传遍大街小巷。像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和《关张双赴西蜀梦》等,这些剧目的发展也给关羽角色的传播提供了路径。

经过佛、道的带动,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关羽在民间集聚的信仰,再加上各种文学作品的助推,关羽离其“关帝”的最终角色定位之差最后一步。

(三)鼎盛期

关羽身份角色的转变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不仅民间信奉,统治者也将其奉为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有统治者对其进行加封。“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导师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9]757(明史中无明确记载,此为赵翼书中所言)不仅关羽被加封,其夫人、儿子、部将也都被相继加封。不仅如此,还设立武庙以供参拜。“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嶺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9]757至此,关羽已经可以孔子相提并论,成为国家性的庙宇供人祭拜。《清史稿》中详细记载清朝统治者的封赏,“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侯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嘉庆十八年,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加精诚绥靖封号;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有删减)。[4]2451光绪五年,关羽的完整谥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谥号字数甚至比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还多一个字,由此看见关羽在清朝官方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关羽“关帝”角色在清朝最终形成,但并没有停滞不前,关帝信仰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蔓延,随着人们对于关帝信仰的不断加深,其影响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有崇拜关羽的习俗,关羽已经不单是万能神,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以关羽作为媒介进行沟通的手段。时至今日,关羽的影响仍没有消减,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涵,为社会的大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三、“关帝”角色建构的原因

(一)多层面的民间信仰基础

中国的民众向来有信仰神灵的传统,无论是出于心理安全感的需要,还是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神灵崇拜由来已久。荆州地区尤其“信巫鬼,重淫祀”、“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10]117。关羽曾驻守荆州,但也在荆州蒙难,《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1]829关羽的事迹在荆州地区广为传播,民众认为关羽死时心有不甘,带有戾气。因而将关羽看作是“厉鬼”,开始祭拜,以求平安。而且,关羽死后,刘备不仅亲自带兵出征,而且也为关羽建庙宇。“寺西三百步,有蜀将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11]51这也就是俗称玉泉山小关庙的所在地,玉泉山上还有一座玉泉寺,每当人们到玉泉山进行祭拜之后,必会到此对关羽也进行祭拜。加上前文曾经提到的智者大师在玉泉山建立寺庙的传说中,关羽被封为佛教的护法,凡佛教能够到达的地方,关羽的事迹或者圣像也会随之传播,人们跪拜关羽,祈求被关照,董侹在《贞元重建庙记》中这样描述“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关羽已然成为当地的保护神,关乎着收成,影响着社会稳定。

民间对于关羽的崇拜并不仅仅局限于关羽能够保护地方安定、民众身体健康,还在于关羽还充当着其他方面的角色。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农作物的收成直接影响到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关羽被民众奉为掌管雨水的神灵。汝南邺公玖曾说“羽是解粱老龙”。[12]544从关羽的出身便与雨水这个词有所关联,不仅如此,民间素来有关公“磨刀雨”的传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盖五月十三乃俗传关壮缪过江会吴之期,是日有雨者谓之磨刀雨。”(《燕京岁时记》·清·富察敦崇)民间的作物在这个时期是最需要雨水的季节,而这又与关羽有关联,传说关羽手中的青龙偃月刀需要经常打磨,民间认为,关公磨刀洒落的雨水就能满足庄稼生长所需,遂将对于作物的祈盼寄托到关羽身上,这无意间又将关羽奉为了雨神。《武安王赞》中如此记载关羽作为雨神的功绩,“严庙貌,爵封王。祚我宋,司雨旸。祷而应,弥灾荒。名与泽,蒙泉长。”这里对关羽的有求必应加以赞赏,此为宋代诗人黄茂才所作,由此可知,这时的关羽“水神”的角色已经被人们熟知。加上关羽本身的忠义形象定位,水神、武神等身份合为一体,让民间对于关公的信仰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统治阶层的统治需要

中国自建立朝代产生以来,历代的统治者都在为确立统治阶层地位而努力。关羽以其忠勇的形象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从而通过关羽这一形象载体对社会进行统治。但是统治者对于关羽的分封始于北宋,前文曾经提到,北宋宋徽宗曾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连续敕封关羽四次,查阅史料得知,北宋末期,金朝的军队不断向南侵入,北宋的家国河山受到严重的威胁,宋朝军队的士气低落,为了能更好的鼓舞将士们英勇作战,统治者便开始将忠勇、威猛的关羽作为敕封的对象,以期待战士能够取得胜利。虽然最终北宋还是难免国破的命运,但是这一做法的成效在南宋却有所体现。南宋仍然受困于四周之敌,北方有强劲的蒙古人,但是南宋的整体面貌却和北宋形成了对比。北宋时期军队在于外敌战争的过程中,经常出现胆怯退缩的现象,但是在南宋这一现象却有了明显好转,并且出现一批向关羽的忠义看齐的英雄。邓广铭在其《岳飞传》中如此记载,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13]卷二275岳飞以关羽、张飞等人作为自己的标杆,也可以彰显出此时的社会上对于关羽的器重。

元朝的天历元年,元文宗将关羽封号中的“壮缪”改为“显灵”,为“显灵武安英济王”,此举虽是为了宣扬自己正统的统治地位,但是对于关羽地位的提升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皇帝数次敕封关羽,将对关羽的崇奉之风提高到了帝君的地位。《清白堂稿》记载了明朝皇室对于关羽的崇信情形,“庙貌遍天下,英灵代显,入我明尤圣。太祖逐胡元,扫群凶,尝梦君提大刀骑赤兔马居前矛则获全胜,嘉靖庚戌掳薄都城,梦君将天兵大战,尽歼之。次日,虏遯,护国功多,故立庙正阳门之右。万历七年河水溢,维河潘季梦君语之曰:视吾刀所指,明日地裂,里得二毒龙首,进京师。……今皇帝尤敬信君,大疑必质,四十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闻比年科闱之事,亦君司命,呜呼,所谓天地之正气,古今之明神,非耶?”[14]卷十三这里提到关羽的庙宇遍布天下,并在明太祖建立王朝中起到重大协助的作用,进过时间的打磨,关羽的事迹就会更加神化,皇帝极其崇信关帝,尤以明神宗最为崇信关帝。

清朝是所有统治者中对于关羽的赞赏最高的一个朝代,并且对于关羽的封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清朝建立之初就与关羽结下了渊源。“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4]2541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在盛京建立了关庙,入关之后,又在地安门之外重建庙宇。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关羽,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希望能以最大程度的对汉族人民进行有效统治。而如何消除汉族人民的排外感就成了统治者的首要问题。清朝统治者看到了关羽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借由关羽这样一个受到世人敬仰的形象,笼络人心,缩减与汉族的隔阂感,加强统治基础。清朝梁章钜曾说:“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我大清则奉关帝护国。二百年来,武功之盛,震疊古今。神亦随地显灵,威震华夏。故朝廷尊崇封祀,洋溢寰区。”[15]261在这里,梁章钜完全把关羽当作是清朝的护国神,虽不免夸张之词,但是从前文所举清朝统治者对于关羽的敕封,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关羽的推崇备至。受此影响,各个地方更是将关羽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关庙林立,赵翼曾在其诗《关壮缪》中描述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全国范围内,关庙的香火鼎盛,而这也是统治者所大力支持的结果之一。

(三)晋商团体的兴起与壮大

晋商兴起于山西,到了宋朝已经成为当时的商业大贾,晋商能够不断的在商业中取胜与其自身的努力和诚信原则是分不开的,晋商的奉行“以诚为本、以信为荣、以义制利[16]8-10”的道德价值原则。同时晋商群体并不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他们多组成一个团体,在张琳[17]14-15的文章中就曾提到了晋商组织会馆,注重个体之间的联系,组成大的商帮以减少损失。作为承载晋商团体同乡之情的载体,会馆与关公信仰成为了所有晋商的认同之处。会馆作为晋商互相联络和增进感情的场所,同时也是晋商各种社会活动的举办场地。在明清时期,晋商的会馆主要有以下功能“联系老乡情谊、酬谢神恩、施展义举活动、监督和协调功能、道德教化功能”[18]23-28,而在对于山西会馆的数目以及分布上来说,“北京仍存的商业会馆中,有十五个山西会馆,5个兴建于明代,8个兴建于清代,2个兴建年代不详。占在京会馆总数的27%,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社会城市以及重要的阜商码头都建有山西会馆[19]”,可以这么说晋商会馆在中国的各各地方普遍建立,就如同元朝的驿站一般。

晋商会馆不仅分布范围广、数量多,而且其大致布局相似,会馆中多将关羽奉为保护神。记载中关羽生于山西,晋商同样起源于山西。同时关羽为人忠义,讲究诚信。以一个“义”字扬名天下,这与晋商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晋商供奉关羽,更是崇尚这种义利观,同时晋商作为背井离乡的一群人,心中难免对于家乡有着深深的思念,而对于关羽的供奉,正好满足了晋商的情感心理需求,通过共同祭拜更是能增强晋商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借助晋商这一群体,关羽的名声更声名远播。

四、关羽“关帝”角色的社会意义

关羽从人到神的转变历经数百年,从民间走向了统治阶层,也从地方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万能神。关羽的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羽所代表的忠义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关羽身上的义利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表现,给世人留下了如何实现个人理想、遵守社会美德的范例。其次,关羽已经不仅仅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而是代表了涵盖众多的关羽文化,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扩大了关羽文化的影响力,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最后,关羽作为大家所信奉的神灵,起到了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关羽为人忠心讲义气,为了国家利益甘愿奉献,这与当前国家建设中的思想教育相吻合,必定会推动社会向着更优质的一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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